《新文学史料》推出一期“姚雪垠专辑”，计七篇文稿。它们视角不同、内容丰富，对于了解、研究姚雪垠大有裨益。尤其是吴永平先生的《姚雪垠创作年谱》，更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资料。由于吴先生所撰系“创作”的年谱，因此“生平年谱”通常所谱入的信函一般未予采纳。不过，与创作相关而又公开发表了的信函，此年谱还是多有收载。
　　循吴先生撰写年谱则例，有一封姚雪垠致陈纪滢的长信似乎不应略过的，它既关系姚雪垠的创作，又是公开刊布了的。此信发表在台北《传记文学》第59卷第5期(1991年11月)，与写给陈纪滢的另一短笺一并刊出，故该刊用的标题是《姚雪垠寄陈纪滢的两封信》，又按以副题《缕述大陆近年来文艺界的状况及其写作情形》，并且列为该刊“特稿”。信(一)仅寥寥二百余字，与信(二)的日期署于同一天，它其实是信(二)写成后再作简单的说明：信(二)“谈了两件事，一是关于弟访问台湾的事，一是拙著《李白成》在台湾出版的事，都很重要”。可见，不宜忽视的乃是六干多言的信(二)。
　　这封长信，似信非信，不如说是作为文章来写的；但毕竟还是信，内容及行文都较为放松随意。譬如写到婚事：“我结婚早，老伴名王梅彩，同我结婚时才十八岁。我们风雨同舟，甘苦共尝，至今已历六十春秋。她年轻时相当美，河南朋友中曾有‘娶妻当如王梅彩’的话。”
　　又如说到“文革”结束后他的住房待遇：
　　国务院分给我一套房子，四室一厅，另外有餐间、厨房等附属房间，连同阳台、走廊，大概有一百平方米以上。在十多年前，这是北京的高级公寓，只分配给中央的部长、副部长以及少数地位较高的文化人士，所以俗称“部长楼”。这公寓是按照中央部长一级“高干”的生活需要设计的，对他们比较适合。我是被许多人认为“学者型的作家”，书多，到处是书，没有专门书库，这住宅就不适合。但是在北京，知识分子能分配到这样住宅，很不容易，我没有别的奢望了。
　　信里自夸其口才：“每次应邀作报告(讲演)，我从来不带稿子，甚至连一张纸也不带，只要事先告我题目，我坐下就讲，可以广征博引，条理清楚，在一两个钟头内使会场中鸦雀无声。高龄人能够如此，在大陆作家中并不多。”此类自诩的话，有意无意地散落在多处：“在大陆像我这样作家，每到一地，总受到优礼招待，然而我因为太忙，国内的名城胜景，我去的地方很少。”“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人们在几十年来几经文化沧桑，到今日给我如此评价，必有一些道理。”还有一段说得忘了顾忌：
　　虽然我吃了大半辈子苦，大陆解放后所受挫折、打击更大，曾经有人担心我会自杀，但是我负着一种历史责任感(请看《八十愧言》)，不自杀，也不颓丧，在艰难困苦中一边哭，一边偷偷地开始写《李自成》，结果不但在创作上做出了成绩，而且可以说是惊人成绩。
　　又说：
　　一般历史小说，获得普通读者喜好容易，获得较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很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予以称赏，才能够证明它的成就。
　　信里不只就《李自成》这一部作品，乃至对于自己的创作整体，同样自视甚高：
　　我是从长期为你所不知道的挫折中站起来的，逐渐在大陆确立了不能动摇的地位。不靠拉拉扯扯，全靠我的作品成就和为人正派，被人们认为是“德高望重”的很少数的老作家之一，又被认为是“学者型的作家”。
　　言语间充溢着自信、自豪，伴着一点自负，也不乏一丝坦白的可爱。这样的信，较之他的文章尤能见出作者的心态、情绪。不妨说，此信之重要，其流露的情绪要甚于表达的内容(内容多已在他文章里有表述)，颇有助深入认识这位卓有成就的作家。
　　陈纪滢是30年代大陆作家，抗战时期尤为活跃，正是那时结识了姚雪垠。共和国成立之际，陈纪滢移居台岛，并有新的发展，很具影响。姚雪垠向陈纪滢表达了赴台访问的意愿：“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到台湾访问。”“台湾是我的祖国的一部分，至今未去台湾看看，十分遗憾!”姚雪垠希望访台有没有政治背景，或本人是否另怀想法，均不得其详，但他的愿望十分强烈。信的话题以访台始、访台终，可以说越过海峡是长信的中心点所在。与此相随的是想在台湾出版《李自成》。为此他特别强调：“我是一个有强烈爱国感情的人。将来的文学史上只能写我是中华民族的较有成就的作家；而不会歌颂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作家。”他请陈纪滢和尹雪曼通力配合玉成台岛之行。当时大有阻力，根源在《李白成》创作与毛泽东的关系，这是台湾方面不得不忌讳的。姚雪垠却归咎陈纪滢系铃，他说：“你看了香港某些反共报刊的谎言材料，误信《李自成》是奉毛泽东之命所写，是吹捧毛泽东的作品，于是你就在《记姚雪垠》一文中说了些不该说的挖苦话。”于是“始知风源所在”。现在姚雪垠要求陈纪滢来解铃。陈纪滢似没有接受姚雪垠的埋怨，他为刊载姚信所加的“附注”仍然申述：“他曾以著作长篇《李自成》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并亲笔与他讨论内容。”陈纪滢当然不会忘记姚雪垠曾经上书毛泽东，何况这封信还具体介绍了他的上书特意用便于看清楚的毛笔字：“因知道毛泽东患了眼疾，视力已经不好，我裁宣纸作为信笺，用毛笔写了十几张，报告我的写作情况，写作计划，请他支持。”毛泽东批示给党中央政治局：“同意他的写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这是盛传一时的事实，虽不能言奉毛所命，但那干系怕是很难推脱的。
　　信里说，“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是个别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是一件重要而少有的事件。”何以有这样的个别现象，确实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不过姚雪垠解释得实在简单，他说：“如今事隔二十五年，我们可以冷静分析此事：假若《李白成》是平庸之作，不能深深地震撼他的心灵，引起他特别重视，他不会赶快下指示保护我，让我将书写完。”分析未能彻底，或者说，止于表象。可追问的是：《李自成》何以震撼了大人物的心灵?大有深意焉，伟人指示常常事关战略部署的。姚雪垠说，“这件事很快传开，成为不见报章的轰动新闻，也使不少处在劫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希望。”确实如此，水深火热里的文化名人们欣欣然喜色相告的激动之状不难想见，然而姚雪垠没有说清楚，那希望旋即化为泡影了。
　　《李自成》自有其成就，但评价也仍然存在分歧。究竟怎样判定属恰当，尚待历史衡定。而著者自己倒很是自诩，毫不掩饰地流露在他和吴晗见面的记叙里。姚雪垠列数了吴哈的北京市副市长等多项官衔、学衔、兼职，特别说明，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大忙人。而在筹备国庆期间，更为忙碌。他拿到打印稿后一看就不能释手，一气读完，十分兴奋……希望我赶快到北京和他面谈”。姚雪垠告诉陈纪滢那天见面的情景：
　　吴晗又盛赞《李自成》超过了《三国演义》。我虽然刚受到致命打击，但是我的刚强的个性依旧，没有说虚伪圆滑的谦辞，而是回答说：“我比罗贯中大约晚生六百 年，我所掌握的历史哲学他没有，我所掌握的长篇小说美学他没有，历史总在进化，超过《三国演义》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并非由于个人比古人聪明。”
　　下面这段话，写得相当理性、严密、全面：
　　《李自成》以其本身的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和它所反映的作者的史学修养以及文学修养，使我在长久泛滥大陆、居于统治地位的极左教条主义思潮中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不仅写出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篇小说，而且建立了我自己的关于写历史小说的新理论，同时建立了关于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至于专家学者们如何评价，广大群众如何重视，如何家喻户晓，种种动人情况，我不必在这封信中详陈。
　　姚雪垠的长信还提及一个并非一定要提到的作家：
　　武汉市的“文革”群众运动一开始，L就立刻贴出大字报，对《李自成》发动了疯狂进攻，随后又连续贴出几张大字报，还在群众会上控诉市委前两三年不允许他发表为保卫毛泽东思想而写的批判《李自成》的论文，是市委保护姚雪垠这一面“黑旗”，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另一处又说到：
　　武汉文艺界中如所谓三十年代老作家L及其一些附和者，不可能随意打倒我，但是他们出于不学无术和疯狂的嫉妒心理利用混乱局势，给予我各种干扰，使我没办法继续写作。
　　L显然指李蕤，文学理论家。他也是河南人，与姚雪垠属大同乡，50年代两人一同由河南调往武汉，都担任了文学界领导。姚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李则当了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在省里，一居市级；再后来都戴上了“右派”帽子。乡情也好，同病相怜也罢，他俩本该关系不错，至少该平平常常。其实不然，姚雪垠追述：十几年过去了，那场“革命”已成为历史，姚雪垠仍念念不忘此段纠葛。埋在心里犹可，这般说到海峡对岸，而且言词仍十分激烈，难免授人以微词。无疑姚雪垠是位重要作家，将载入史册也没有多大疑问吧，那么有理由苛求这位大作家宽容一点。
　　姚雪垠作此信的出发点在促成台湾之行，并谋求《李自成》的台湾版，所以，他尽量拉开与当政的距离，一再强调：“我的《李自成》不属于中国大陆，而属于整个中国，属于中华民族。”他实在低估了台湾对他的成见，更低估了两岸关系融解的艰难。虽发此长信，但人的成行和书的出版，皆不了了之，他最终未得踏上宝岛。如今徒留一则史料而已，从了解姚雪垠的性格和那时某类文人心态，这封长信倒不失为一个研究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