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离不开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追问.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亟须建构能够呈现本土实践经验并能够与西方社会工作对话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回归社会工作的初心.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建构路径,我们发现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来自生活——抽离生活——回归生活"的发展轨迹,但是它采取了抽离日常生活的科学理性建构路径,始终把生活作为日常经验并视其为非"科学"的代名词.中国社会工作则不同,我们走了一条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开拓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生活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因此,中国社
【机 构】
: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工作系福建厦门361005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SH15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离不开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追问.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亟须建构能够呈现本土实践经验并能够与西方社会工作对话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回归社会工作的初心.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建构路径,我们发现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来自生活——抽离生活——回归生活"的发展轨迹,但是它采取了抽离日常生活的科学理性建构路径,始终把生活作为日常经验并视其为非"科学"的代名词.中国社会工作则不同,我们走了一条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开拓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生活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因此,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建构以生活为本的理论体系,让人们在扎根现实生活的同时推动现实生活的改变,呈现人与环境循环影响的生活逻辑,从而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保证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拥有现实基础和自身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不再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附属.
其他文献
在当代中国文论研究领域,需要关注中国问题的理论应答与阐释,盲目地理论跟风,或是用别人的理论来套我们的现实,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来反观"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其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解读与引发的讨论,有必要对其做出重新审视与反思.任何理论问题的提出,都有它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时代文化的现实要求,我们的认识与理解不能与之相脱离.对于"文学终结论"的解读及其讨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今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实际情况,特别是当代中国所处的这种实际情况与现实做出具体而准确的把握与认识,而不是停留于不切实际的滔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一生的著述中分别以感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等概念来界定和解释他们的实践观,因此对上述相关核心概念的文献史梳理有助于我们探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史.要梳理马克思的实践观,就需要对人的感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的形式与结构加以解读,探究二者本身以及其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关系.感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作为实践,都是特殊性范畴,是连接主客体关系及其现实化的中介和环节,因此,具体化在生产劳动中的对象性,在形式上又可分为抽象对象性和具体对象性.这是对象性的二重化.它是理
以“可识别特定自然人”作为认定个人信息的标准,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但是,这种看似内容明确清晰的“可识别”标准却存在无法解释“唯一指向”之具体范围的不足.在二手车车况场景下,唯一设备识别编码确实具有指向唯一特定自然人的可能性,但此种认定效果显然存在不当扩大个人信息范围的理论缺陷.造成此种困局的根源在于个人信息认定过程中存在“信息要素与信息内容识别混同”“识别目的 与立法目的 脱节”和“实践数据处理形态与理论预设的信息内容存在脱节”三个误区.我国应当在“保护与利用并举”的立场上,细化“可识别”标准中的识别对象
“劳动创造人”是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也是“劳动幸福”概念成立的前提条件.劳动创造人意味着劳动是人的来源,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生物进化论和哲学存在论的层面对这个命题进行过论证.从存在论看,劳动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和肯定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但现实的劳动既有肯定人的本质的积极面,也有否定人、压迫人的消极面.这种劳动二重性就构成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人就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性的活动不断消解这种消极性,发挥它的积极性,提升它的肯定性、享受性和属人性,使
明朝是诗学转型的时代,发生了两类历史性的转向:一类是以回归儒家道统为目的历次复古运动,至此转向了疏离道统、着力于文学范式、规律探讨的诗道回归,由文章学、道学、政治学复合性的复古,转向了作为独立文学的形式美复古;另一类是兴盛了近两千年的以文——道——用为中心的文道论诗学,被情法论诗学取而代之,从此中国诗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情法论诗学起手于李梦阳、完胜于王世贞.王世贞的道源于情欲的性灵观、格调式诗法体系、由格调而入化境的神韵说,在才学、妙悟、剂的方法中趋于统一,成为情法论诗学的三大支柱.晚明、清中叶则是这一诗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术,一方面与农村社区"微治理"在价值、方法和目标上存在着天然的洽合;另一方面凭借其独特优势,为介入农村社区"微治理"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介入农村社区"微问题"的解决、"微事情"的处理和"微心愿"的满足,促进农村社区"微治理".在介入路径上,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主体介入、理念介入和方法介入,克服农村社区"无主体境"的"微治理"困境,激发农村社区居民自主参与农村社区"微治理"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心智能力和农村社区的治理能力,重建社区日常生活,实现社区日常
隐私计算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潜在价值和效益的技术体系.通过对传统数据处理流程的更新和改良,隐私计算有望消弭数据流动和隐私保护的根本性矛盾,但也可能导致算法危害的倍增和异化.面对隐私计算风险,既有的信任维系、目的规范、集体诉讼、缺陷弥补和强制脱敏等机制仍有延伸适用的空间,但应注重机制间的联结和互动.契合"去中心化""分布式学习"等根本特征,隐私计算的体系化法律规制可以从开发行为规范、外部审查体系、动态协商框架、主体赋权制度和统一行业标准等五个维度予以综合刻画.秉持的宗旨是,既要防止技术黑箱下
当下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的调整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凸显,机遇与挑战并存.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已成为保持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有效调节社会纠纷对于巩固我国已有发展成绩、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也与以往相比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与时俱进地构建以社会调节为先导、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有机结合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路径.
面对所谓“哲学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巴迪欧在重建“多的柏拉图主义”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观念.西方激进左翼重回共产主义的最新思想动向与其后一方面的努力密切相关,虽然他们对其前一方面的工作褒贬不一.但实际上,在巴迪欧自己那里,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说可被视为其独特的本体论哲学即“多的柏拉图主义”的落实.因为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在数学、艺术、政治与爱这四个场域中产生,它们先于且独立于哲学,因而构成哲学的前提;而作为哲学范畴的大写真理之空的操作将作为哲学前提的诸真理置于共存局面
1948年8月,刚刚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王云五仓促推出币制改革的方案,企图以此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这一决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得到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但其方案却根本不具备实施的基本条件.就在金圆券推行的两天后,《大公报》披露的一桩泄密案即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蒋介石亦极为愤怒,下令各部门严密侦察,迅速结案.虽然此案很快即告破获,事实上亦与币制改革的方案没有太大关系,但却暴露出此时国民政府内部体制性腐败的痼疾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同时也预示了此次币制改革必定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