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的名义

　　里尔克去世十周年，斯蒂芬·茨威格在伦敦发表演讲纪念这位纯粹的诗人，称赞其一生自感落寞，不求闻达，称赞他的克制与温和。还说把他想象成一个神经质的、性格扭曲的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只是无法忍受喧闹和粗俗：“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对他是一种人身的折磨，崇拜者的每一种纠缠或逢迎使他明快的面庞露出一种畏惧的、一种惊恐的表情；看到他的安详有一种什么样力量，使纠缠者变得克制，使喧闹者变得安静，使张扬自我者变得谦逊，这真是奇妙极了。”
　　与诗人的亲近，好处是可以更为整体地评价他的存在和成就；坏处是容易被这种莫名的崇拜蒙蔽双眼，无法更为清晰地观察他的生活。茨威格无疑看到了里尔克作为诗人的一生，但是对生活中的诗人缺乏认知。也难怪，茨威格出生于百万富翁的家庭，又是名门望族，条件优越，190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巴黎游历时，他根本没注意到生活在巴黎的里尔克陷入的多重困境。
　　里尔克是在1902年8月首次抵达巴黎，此时，他已婚，女儿刚刚出世，在布拉格和慕尼黑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文学成就，在巴黎不名一文。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逃亡到巴黎来的。1875年出生于布拉格的里尔克，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仕途不顺的小吏，母亲虽然出身于中产阶级，但因为下嫁给了里尔克的父亲，一心渴望的上层生活变成了泡影。父母两人的这种出身影响了里尔克的成长，在里尔克的一生之中，他与女人的关系都是这种成长关系的扭曲和变异—他母亲从小把他当女儿养育，让他穿裙子，梳小辫—他总是在追逐一个理想的母亲一样的人物，但是一旦与女人发生了亲密关系，很快就担心她们的存在影响了自己的“孤独感”。他渴望与女人们保持一种合适的距离，同时又渴望女人能够在他脆弱的时候担任理想母亲的形象。他在女人身上投射的这种情感也完全反映在了他的诗歌当中，他与卢·莎乐美之间分分合合的多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就是这种情感关系的最佳注脚。
　　他们相遇时，里尔克21岁，莎乐美36岁。他还是籍籍无名的小诗人，她已经结婚十年，与尼采等众多名人陷入过感情纠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位对里尔克终生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女性，与当时大多数传统守旧的女性不同，莎乐美有着自己的生活和践行方式，她嫁给了一名文献学者弗莱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但她表示婚姻中的肉体关系会损害她的自主性，但婚外恋不用遵守类似的契约。她把与其他名人的性爱变成了一种精神图腾，一生都频频旅行、写作和研究各种感兴趣的话题。里尔克对这样的女人没有任何自持力，她既是他的情人，也是他心目中完美的母亲。里尔克的一生不断逃避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但惟独对莎乐美形成一种情感依赖，这种依赖关系有时又让莎乐美成为那个逃避者。
　　他的婚姻就是建立在逃避之上，1901年4月，里尔克与艺术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这是两位艺术家的联姻，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兴趣。但是对里尔克而言，这段婚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他无法持续拥有莎乐美的焦虑。此后的数年之间，他们的婚姻聚少离多，以书信的方式勉强维持。对于婚姻，里尔克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他看来，婚姻不应当为了营造亲密而拆除所有的障碍，相反，好的婚姻中“一个人必须保卫另一个人的孤独”。
　　1902年，为了逃离婚姻和家庭的窒息，他来到了巴黎。为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不得不担任艺术家罗丹的秘书，为其打点社交上的琐事。他从罗丹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事的是一份艺术家的事业，所以他主要的义务就是“工作，只有工作”。为了工作和艺术，放弃所有的世俗生活也在所不惜。为了给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寻找借口，他更是发挥了这种艺术高于一切的理论：作为艺术家，他建造的是一幢象征之屋，换句话说，为了让妻子和女儿获得安全和美，他不得不超越世俗和日常，全心全意追求一种崇高的超越，他只能通过艺术的手段才能达致这种崇高。
　　所有在这个追求艺术过程中造成的阻碍，最终都被抛弃，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更不要提那些数不清的女人。

里尔克模式

　　这已经形成了一套里尔克模式。他与女人复杂的关系成为了诗歌写作之外最为成功的写作范本，在他的一生中给女人写的信（情书）不计其数，还不包括诗歌中那些肉麻的献词。稍微读过里尔克诗歌的人都会注意到他的诗歌有着大量的献词，早年诗歌主要是献给文学大腕和评论家，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成名后的诗歌大都是献给他的资助者，大都是某某侯爵夫人；当然还有献给自己的朋友和粉丝。这也基本涵盖了里尔克一生中接触过的几种类型的女人：一种是莎乐美这种介朋友、情人和母亲之间；另外一种就是可以对他的写作进行资助，或者为他的四处漫游提供住宿和社交的贵妇人，比如他在《杜伊诺哀歌》中献给的玛丽·塔克西斯侯爵夫人，是奥匈帝国最为显赫的贵族；还有一种女人就是诗人名声大噪后的几年想要朝圣的粉丝群体，这个群体中最为知名的两位无疑就是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他们这种奇怪的三角关系被无数后人景仰和神化，苏珊·桑塔格就曾评论说，这些三方的情书是“对诗歌和精神生活所怀的激情的无与伦比的戏剧化”。
　　我们无法用现代人的标准和眼光衡量一个过往时代的情感纠结，道德批判的眼光太过于肤浅，这种浪漫主义的激情迸发被认为是诗人创作激情的延续，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唐璜成为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的代名词，但是在里尔克身上，他践行的诗歌写作一度成为了摆脱生活的平庸，渴望安全的守护，以艺术家的身份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方式。1909年，当他刚刚结识玛丽·塔克西斯侯爵夫人时，他意识到他的好运就要来了，他多年来渴望进入豪门、成为御用诗人和文化使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传记作者拉尔夫·弗里德曼在《里尔克：一个诗人》中把这个时刻看作是里尔克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结识了更多的豪门贵族，他们无一例外对他的诗歌大加赞赏，并表示可以资助诗人完成创作和四处游历。弗里德曼不无讽刺地写道：“此时贵族政治在欧洲大地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里尔克终于捉住了与这种政治体制相伴而行的艺术体制的尾巴。”他终于成为这个艺术资助体制的直接受惠者。
　　我们很难描述里尔克与这些赞助者，贵族妇人之间的关系。与他一生中牵扯不断的情人莎乐美不同，他对她不仅有感情上的依赖，还有艺术上共生关系的欣赏。而与赞助他的贵族妇人之间，除了阿谀逢迎之外，他更是把自己诗人与艺术家的身份看作是一种无上荣耀，认为她们对他的资助是对文化的贡献，是对诗歌的敬意。他渴望进入豪门的社交圈子，但是又害怕那种浮华与喧嚣让他的孤独无处遁形，让他的写作无法行进。这是终其一生困扰他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里尔克接触的大多数女性中，除了莎乐美之外，都遵循了一种模式，那就是先一见倾心，里尔克会写大量的信件和情诗表达出自己炽热的情感，一旦和对方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又担心这种亲密会影响他的孤独感，影响他的艺术和诗歌写作。这种炽热的感情往往维持几周和几个月之间，最后总会以一种惨淡的方式收场：里尔克收拾行囊，以创作为由，开始踏上新的旅程，逐渐在沉默中疏远。
　　在里尔克成为茨威格意义上的那种纯粹的诗人后，有着众多的粉丝追捧着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去世前从收到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信件开始，这种爱情模式又重新启动。这三位诗人来往的书简中，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先发起强烈攻势，她是以仰慕者的姿态，视里尔克为诗歌精神的化身：“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若要超越您，则意味着超越诗。”
　　此时，茨维塔耶娃为了寻找多年失散的丈夫，带着孩子流亡到巴黎。但这段书信之恋还是难逃惯常的模式，开始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后，剩下的只有沉甸甸的负担。1926年7月底的信中，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感情越发炽热，写了一封赤裸裸的求欢信，要里尔克和她一起上床。随后的信中，她更是要求见面，甚至定好了幽会地点和时间。她已经不满足于书信的幻想，想踏入现实之中了。里尔克保持了沉默，这段始于幻想的爱情慢慢沉寂了。
　　1926年12月底，里尔克因病去世，享年51岁。里尔克逝世后，许多人都在称颂他，包括那些爱过的女人，对他爱恨参半，他的一生抛弃了所有爱过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算对莎乐美这个爱意持续最久的女人，他们的相处也充满了不少嫌隙。这是个一生都渴望孤独，但没有办法忍受长久孤独的诗人。没有人可以模仿里尔克的人生，但很多诗人依然都在践行着他唐璜式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