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元丰初年的一天晚上，河南白马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一户居民家里进了一个窃贼，窃贼正要行窃时，被主人发现，慌乱中窃贼将主人杀死，夺路逃走了。
　　这起命案，事实清楚，按理说，被害人家属到官府报案即可，可被害人家属却没有报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凶手，凶手是当地的黑社会头头，平日游手好闲、以偷窃为生；而且，此人报复心极强，曾有人向官府举报他行窃，官府将他抓了起来，但他刑满释放后，举报他的那家就开始倒霉了，不是柴草堆莫名起火，就是半夜被砸了窗户。大家都知道是那个窃贼干的，但没有证据，官府也不好处理。举报人只好天天担惊受怕，后悔当初不该那么冲动。正因如此，这次命案被害人的家属也不敢报案了。
　　但不报案吧，又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白白死掉，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给官府写封匿名举报信。官府接到举报信后，立即将凶手缉拿归案。同时，官府也通过其他渠道查出了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的匿名举报信。
　　照我们的想法：案子查清了，凶手抓到了，就該将凶手判处死刑。然而，县令却不能那么办。原来，宋朝有一条法律，就是禁止以匿名信的方式举报别人，即使所举报的是事实，也必须署上真实姓名，为的是防止告讦之风。这样一来，县令就不敢贸然将凶手处死了，由于县令认为被害人家属的做法情有可原，于是将此事报给了上级主管部门——开封府。
　　当时的开封府尹叫苏颂，苏颂了解了此案的案情后，也觉得这个案子比较难办，就将此案上报给了宋神宗。宋神宗便将苏颂召上殿议论这个案子。苏颂认为，凶手是通过匿名信提供的线索抓到的，所以可以免除凶手的死罪，判他坐牢；投匿名信的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他是被害人的家属，这样做也情有可原，所以，就不必追究他的责任了。
　　宋神宗听罢，说：“你前面说的有道理，凶手可以免除死罪；但你要把写匿名信者的罪过也免去，这就不妥了。我们制定法律，就要严格执行，否则以后怎么处罚其他人呢？”苏颂说这个写匿名信者是被害人的家属，如果也一样处罚，会显得宋朝的法律太没有人性。宋神宗问如果依照法律，写匿名信的人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苏颂答：“重则流放；轻则杖打数十下。”宋神宗说：“这就好办了，你暗地里嘱咐用刑的人，在用刑时，杖可以高高举起，但一定要轻轻落下。”苏颂会意，领命而去。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得到几点启示：首先，宋朝的法律追求一种程序正义。本案中的凶手本应该以命相抵，可是，就因为他是被匿名信举报的，所以就没有被判死刑。宋朝的这种理念，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体正义当然重要，但程序正义同样重要。其次，此案经过了三级会审，县令和开封府尹虽然都认为写匿名信者违反了法律规定，但都认为此事情有可原，说明他们在执行法律过程中，是讲求人性化、灵活性的。最后，宋神宗虽然也认为写匿名信者情有可原，但他想得比知县和开封府尹更加周全，他担心如果不追究写匿名信者的法律责任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照顾了写匿名信者，从而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几百年前，宋朝的三位执法者能有那样的考量，难能可贵，应该引起我们当代执法者的思考。
　　编辑/夕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