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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契诃夫诞辰150周年。长期以来,在一些文学爱好者感觉中,契诃夫只是19世纪俄国文学小兄弟,他的名字从没被冠过“文豪”、“伟人”之称,其声望也没撼动过巍峨双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契诃夫却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并列为全球三大剧作家;又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共享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高誉。
对契诃夫的好感是一种“迷恋”
人们对契诃夫的好感是一种“迷恋”。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都承认,只要有契诃夫作品在手,读上几段就文思汹涌,被燃起写作的热望。与英国的伍尔芙齐名的新西兰“才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就表示,“愿拿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来换契诃夫的一个短篇”。不过,征服全世界读者心灵的,首先还是契诃夫的文学才华。他的写作座右铭是“简洁是才华的姐妹”;他精通描写的方法学,且有独到心得,称好比从一块石材上雕出人像来,“把不是脸的部分凿去即可”。
契诃夫更具有一双明察秋毫、极具穿透力的文学眼睛,他的精妙比喻经常如电光火石,瞬间照亮事物的本质。唯有他才想得出某人“下巴像光滑的脚后跟”这样的譬喻。再现精致细腻的柔情,更是契诃夫“强项”,令所有摹仿者无从掠美,“有时候孤独折磨我,我心情忧郁,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地,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觉得她在想我,等我,我们早晚会见面似的……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带阁楼的房子》)
如果说,才华是淋漓尽致的自我表现,那么契诃夫把谦虚看得更重要。俄国文豪高尔基称契诃夫“善良、温厚、和蔼可亲”;“没有什么比同他交谈更愉快的了”。有一次,托尔斯泰眼里充满泪水,向高尔基赞扬短篇《宝贝儿》,在场的作者契诃夫两颊发红,不停地擦夹鼻镜,许久都不出声,最后叹气说“文章里有排错的地方”。
童年严苛家教的阴影
契诃夫的迷人之处,是个人修为的结果。他祖上是农奴,而向往出人头地、开杂货铺的父亲则是农奴制的化身,他让妻子与下一代长年生活在军营式严苛氛围中。孩子们分担家务的明细表贴在墙上,“如有不从,严惩不殆”的警告,契诃夫到晚年都历历在目。在自家院子里,在近邻的眼皮下,父亲经常把已快成年的哥哥打得嚎啕大哭。契诃夫意识到,野蛮与专横的“因子”也渗透在自己身上,要以内心自觉“把卑鄙一点一点地从血液里挤出去”;他连“到富有亲戚家赴宴的喜悦”都自责。契诃夫怀着难愈的心头之痛说,“我的童年没有童年”。
可是,就在这样的童年,契诃夫“相信人类的进步”,而且终生信奉。他一生坚守独立人格及自主意识,不受任何时髦思潮的影响。他把理性、正义视为最高原则。契诃夫终生谦卑但绝不自卑。包括父亲在内许多人的错误言行,他的态度是“可以宽恕,但绝不原谅”。
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有一个突出现象,那就是,文学家高于思想家,“形象”大于“思想”。许多攸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几乎都先由文学家发现并提出。作家们更预言未来,用契诃夫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主人公阿斯特罗夫的话来说,就是“打开通向未来的道路”。
契诃夫无能力塑造“英雄”形象,但他自觉而认真地描绘生活中的“非英雄”现象,告诉人们“谁不是英雄,不要跟谁走”。中篇《匿名者》主人公、“进步分子”奥尔洛夫就是这种“非英雄”。他在执行暗杀任务过程中思想发生激变,转而跟原本要铲除的政敌沆瀣一气。
《第六病室》影响列宁
比《匿名者》更具预言性的,是中篇《第六病室》。小说主人公安德烈·叶菲梅奇是精神科医生,为人正直又勤于思考,最终成为专制政府的怀疑对象,也沦为职场倾轧的牺牲品,被当作病患关进精神病院。叶菲梅奇甫进精神病院,就遭到护工尼基达的毒打,于当晚毙命。《第六病室》发表后震动全国,读者惊呼“俄罗斯就是‘第六病室’”!
惊呼者中有一个16岁少年,他就是日后掀翻沙皇宝座的列宁。列宁姐姐乌里扬诺娃在回忆录中披露,《第六病室》给列宁留下强烈印象。“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没法再待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由恐怖产生憎恨,再由憎恨孕育反抗;以列宁为首的一代革命者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第六病室》对俄国革命“居功厥伟”。
暴虐也出现于契诃夫30岁时的纪实作品《萨哈林岛》之中,一些女苦役犯和自由妇女为谋生计,不得不卖淫;“监狱看守把最年轻讨人喜欢的留给自己,其余的就听任苦役犯糟蹋”。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书中披露,前苏联流放地劳改局官员所作所为比萨哈林岛的监狱看守更恶名昭彰。
2008年9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远东马加丹,该地区从沙皇时代到前苏联一直是政治犯的流放地。梅德韦杰夫向斯大林清洗政策牺牲者的纪念雕像恭献康乃馨。这是一尊跪坐在地上、双手掩面哭泣的女性青铜雕塑。而雕塑背后,是《萨哈林岛》与《古拉格群岛》这两座锩刻着俄罗斯非人痛苦的纪念碑。
对契诃夫的好感是一种“迷恋”
人们对契诃夫的好感是一种“迷恋”。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都承认,只要有契诃夫作品在手,读上几段就文思汹涌,被燃起写作的热望。与英国的伍尔芙齐名的新西兰“才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就表示,“愿拿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来换契诃夫的一个短篇”。不过,征服全世界读者心灵的,首先还是契诃夫的文学才华。他的写作座右铭是“简洁是才华的姐妹”;他精通描写的方法学,且有独到心得,称好比从一块石材上雕出人像来,“把不是脸的部分凿去即可”。
契诃夫更具有一双明察秋毫、极具穿透力的文学眼睛,他的精妙比喻经常如电光火石,瞬间照亮事物的本质。唯有他才想得出某人“下巴像光滑的脚后跟”这样的譬喻。再现精致细腻的柔情,更是契诃夫“强项”,令所有摹仿者无从掠美,“有时候孤独折磨我,我心情忧郁,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地,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觉得她在想我,等我,我们早晚会见面似的……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带阁楼的房子》)
如果说,才华是淋漓尽致的自我表现,那么契诃夫把谦虚看得更重要。俄国文豪高尔基称契诃夫“善良、温厚、和蔼可亲”;“没有什么比同他交谈更愉快的了”。有一次,托尔斯泰眼里充满泪水,向高尔基赞扬短篇《宝贝儿》,在场的作者契诃夫两颊发红,不停地擦夹鼻镜,许久都不出声,最后叹气说“文章里有排错的地方”。
童年严苛家教的阴影
契诃夫的迷人之处,是个人修为的结果。他祖上是农奴,而向往出人头地、开杂货铺的父亲则是农奴制的化身,他让妻子与下一代长年生活在军营式严苛氛围中。孩子们分担家务的明细表贴在墙上,“如有不从,严惩不殆”的警告,契诃夫到晚年都历历在目。在自家院子里,在近邻的眼皮下,父亲经常把已快成年的哥哥打得嚎啕大哭。契诃夫意识到,野蛮与专横的“因子”也渗透在自己身上,要以内心自觉“把卑鄙一点一点地从血液里挤出去”;他连“到富有亲戚家赴宴的喜悦”都自责。契诃夫怀着难愈的心头之痛说,“我的童年没有童年”。
可是,就在这样的童年,契诃夫“相信人类的进步”,而且终生信奉。他一生坚守独立人格及自主意识,不受任何时髦思潮的影响。他把理性、正义视为最高原则。契诃夫终生谦卑但绝不自卑。包括父亲在内许多人的错误言行,他的态度是“可以宽恕,但绝不原谅”。
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有一个突出现象,那就是,文学家高于思想家,“形象”大于“思想”。许多攸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几乎都先由文学家发现并提出。作家们更预言未来,用契诃夫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主人公阿斯特罗夫的话来说,就是“打开通向未来的道路”。
契诃夫无能力塑造“英雄”形象,但他自觉而认真地描绘生活中的“非英雄”现象,告诉人们“谁不是英雄,不要跟谁走”。中篇《匿名者》主人公、“进步分子”奥尔洛夫就是这种“非英雄”。他在执行暗杀任务过程中思想发生激变,转而跟原本要铲除的政敌沆瀣一气。
《第六病室》影响列宁
比《匿名者》更具预言性的,是中篇《第六病室》。小说主人公安德烈·叶菲梅奇是精神科医生,为人正直又勤于思考,最终成为专制政府的怀疑对象,也沦为职场倾轧的牺牲品,被当作病患关进精神病院。叶菲梅奇甫进精神病院,就遭到护工尼基达的毒打,于当晚毙命。《第六病室》发表后震动全国,读者惊呼“俄罗斯就是‘第六病室’”!
惊呼者中有一个16岁少年,他就是日后掀翻沙皇宝座的列宁。列宁姐姐乌里扬诺娃在回忆录中披露,《第六病室》给列宁留下强烈印象。“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没法再待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由恐怖产生憎恨,再由憎恨孕育反抗;以列宁为首的一代革命者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第六病室》对俄国革命“居功厥伟”。
暴虐也出现于契诃夫30岁时的纪实作品《萨哈林岛》之中,一些女苦役犯和自由妇女为谋生计,不得不卖淫;“监狱看守把最年轻讨人喜欢的留给自己,其余的就听任苦役犯糟蹋”。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书中披露,前苏联流放地劳改局官员所作所为比萨哈林岛的监狱看守更恶名昭彰。
2008年9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远东马加丹,该地区从沙皇时代到前苏联一直是政治犯的流放地。梅德韦杰夫向斯大林清洗政策牺牲者的纪念雕像恭献康乃馨。这是一尊跪坐在地上、双手掩面哭泣的女性青铜雕塑。而雕塑背后,是《萨哈林岛》与《古拉格群岛》这两座锩刻着俄罗斯非人痛苦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