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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内需的关键是稳定消费
出口滑坡导致外需严重不足，进而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财政性投资扩大内需是正确的选择。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内需，是投资性的需求。这种需求由于具有产业连带关系，特别是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行业具有自我订货、自我服务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如果这些领域的投资不能带动相应的消费需求，则内需的扩大就是有限的，由此刺激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6月以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上升，显示出與通货膨胀率降低相关的价格效应（价格下降导致消费增加）；而自6月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8月以后加速下滑），则表现为与失业率提高相关的收入效应（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减少）。与此同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变化虽然相对缓和，但也表现出下降趋势。这表明扩大内需的重点和难点是居民的消费需求。
除了要依靠经济增长带动的收入增长外，通过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扩大，稳定居民生活预期，也具有明显的扩大消费需求效果。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直接导致了美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据估算，如果将我国收入最低的20%城镇居民（2007年约1.18亿人）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多覆盖任意一项，他们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每年增加消费支出总额可达100亿元。看上去这个消费增量并不大，但危机时期收入水平往往是降低的，而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的效果，恰好体现在收入不变，甚至有所下降的条件下仍可提高消费倾向。如果把社会保障延伸到农村，产生的刺激消费效果将更明显。
此外，提高公共投入在教育总投入中的比重，也具有刺激家庭消费的效果。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世界平均为80%左右，而我国仅为46%。教育投入过度依赖家庭，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不足。
二、保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
中央提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大规模投资方案来实现，目的是保持当前就业的稳定，并解决每年新增1000多万人的就业。但是，由于不同的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因此，以不同投资结构促进的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效果不尽相同。例如，根据投入产出表的估算，那些对GDP拉动效应比较大的产业，通常对就业的拉动效果并不大，两种效应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缺少就业目标的“保增长”努力，可能在一些地方演变为“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扩大的主要载体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非公有经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城镇灵活就业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城镇居民的30%到40%的劳动者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总数大约1亿人。进城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更高，其比例高达70%，约6000多万人。这种灵活就业渠道往往不能成为财政投资计划的直接受益者，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较低，就业扶助措施也往往落实不到他们身上。
因此，更符合就业优先原则的经济增长，是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的最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正出现一个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将通过提高该地区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恢复和扩大就业。在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个产业格局变化和生产要素重组，不应在危机冲击下自生自灭地进行，而应该在政府有效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引导下进行，以产生尽可能大的积极效果，最大限度降低结构调整代价，并通过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过程的统一，实现保就业、调结构、扩内需的良好结合。
三、最大化就业的投资结构
我们以中央计划的投资为例，运用投入产出表模拟方法，说明投资于不同领域，4万亿元产生的不同就业拉动效果。我们把全部投资按照假设的三种组合，在相关产业进行分配，按照投入产出表中的关系，经过模拟产生了三种拉动就业的效果。
第一种组合，是按照2005年投入产出表显示的实际投资结构来分配全部投资。这代表在没有金融危机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常态。该模拟的结果是，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4764万人，相当于2007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0.5%。
第二种组合，是按照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做出的投资结构安排，来分配全部投资。即灾后重建按照一定比例分解到建筑业，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分别列入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分别列入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及建筑业；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筑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环境工程都属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属于制造业。该模拟的结果是，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434万人，相当于2007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1.9%。
第三种组合，是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来分配全部投资。即根据就业拉动系数，给每个产业一个权数。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就业拉动系数最高，排第一位，我们给最大权数。以下依次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排第二位；邮电运输业排第三位；制造业排第四位；建筑业排第五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排第六位。按照这个方式分配投资的话，可以获得最好的就业效果，创造就业8320万，相当于2007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8.3%。
结果很明显，在按照上述三种组合分配4万亿元投资的情况下，第三种即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安排投资结构，创造的就业岗位比第一种组合多74.6%，比第二种组合多53.1%。虽然投资原则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上述产业划分也比较粗糙，而且模型毕竟不是现实，但模拟结果仍然提示我们，投资计划考虑就业因素与否，创造岗位的效果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建议，至少对于中央财政投资之后的地方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用政策手段引导，以更多地向第三种投资组合靠近，达到尽可能大的拉动就业效果。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华初：华南师范大学）
出口滑坡导致外需严重不足，进而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财政性投资扩大内需是正确的选择。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内需，是投资性的需求。这种需求由于具有产业连带关系，特别是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行业具有自我订货、自我服务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如果这些领域的投资不能带动相应的消费需求，则内需的扩大就是有限的，由此刺激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6月以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上升，显示出與通货膨胀率降低相关的价格效应（价格下降导致消费增加）；而自6月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8月以后加速下滑），则表现为与失业率提高相关的收入效应（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减少）。与此同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变化虽然相对缓和，但也表现出下降趋势。这表明扩大内需的重点和难点是居民的消费需求。
除了要依靠经济增长带动的收入增长外，通过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扩大，稳定居民生活预期，也具有明显的扩大消费需求效果。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直接导致了美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据估算，如果将我国收入最低的20%城镇居民（2007年约1.18亿人）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多覆盖任意一项，他们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每年增加消费支出总额可达100亿元。看上去这个消费增量并不大，但危机时期收入水平往往是降低的，而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的效果，恰好体现在收入不变，甚至有所下降的条件下仍可提高消费倾向。如果把社会保障延伸到农村，产生的刺激消费效果将更明显。
此外，提高公共投入在教育总投入中的比重，也具有刺激家庭消费的效果。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世界平均为80%左右，而我国仅为46%。教育投入过度依赖家庭，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不足。
二、保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
中央提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大规模投资方案来实现，目的是保持当前就业的稳定，并解决每年新增1000多万人的就业。但是，由于不同的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因此，以不同投资结构促进的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效果不尽相同。例如，根据投入产出表的估算，那些对GDP拉动效应比较大的产业，通常对就业的拉动效果并不大，两种效应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缺少就业目标的“保增长”努力，可能在一些地方演变为“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扩大的主要载体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非公有经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城镇灵活就业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城镇居民的30%到40%的劳动者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总数大约1亿人。进城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更高，其比例高达70%，约6000多万人。这种灵活就业渠道往往不能成为财政投资计划的直接受益者，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较低，就业扶助措施也往往落实不到他们身上。
因此，更符合就业优先原则的经济增长，是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的最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正出现一个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将通过提高该地区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恢复和扩大就业。在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个产业格局变化和生产要素重组，不应在危机冲击下自生自灭地进行，而应该在政府有效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引导下进行，以产生尽可能大的积极效果，最大限度降低结构调整代价，并通过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过程的统一，实现保就业、调结构、扩内需的良好结合。
三、最大化就业的投资结构
我们以中央计划的投资为例，运用投入产出表模拟方法，说明投资于不同领域，4万亿元产生的不同就业拉动效果。我们把全部投资按照假设的三种组合，在相关产业进行分配，按照投入产出表中的关系，经过模拟产生了三种拉动就业的效果。
第一种组合，是按照2005年投入产出表显示的实际投资结构来分配全部投资。这代表在没有金融危机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常态。该模拟的结果是，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4764万人，相当于2007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0.5%。
第二种组合，是按照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做出的投资结构安排，来分配全部投资。即灾后重建按照一定比例分解到建筑业，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分别列入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分别列入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及建筑业；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筑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环境工程都属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属于制造业。该模拟的结果是，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434万人，相当于2007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1.9%。
第三种组合，是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来分配全部投资。即根据就业拉动系数，给每个产业一个权数。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就业拉动系数最高，排第一位，我们给最大权数。以下依次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排第二位；邮电运输业排第三位；制造业排第四位；建筑业排第五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排第六位。按照这个方式分配投资的话，可以获得最好的就业效果，创造就业8320万，相当于2007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8.3%。
结果很明显，在按照上述三种组合分配4万亿元投资的情况下，第三种即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安排投资结构，创造的就业岗位比第一种组合多74.6%，比第二种组合多53.1%。虽然投资原则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上述产业划分也比较粗糙，而且模型毕竟不是现实，但模拟结果仍然提示我们，投资计划考虑就业因素与否，创造岗位的效果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建议，至少对于中央财政投资之后的地方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用政策手段引导，以更多地向第三种投资组合靠近，达到尽可能大的拉动就业效果。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华初：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