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国的崛起都是通过危机中的主动求变，逐步实现从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和所处环境在过去10年中保持了稳定，因此总体上仍以延续性和稳健性为主。但在具体层面，中国外交在这10年遭遇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挑战，这些挑战冲击的不仅是中国外交的传统惯例，也包括中国外交过去30年的基本理念和根基。

民族主义

　　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过去10年中国外交的最大变化，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民族主义”。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在“关键时刻”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抵制家乐福，到奥运火炬传递中的全球性维权，再到钓鱼岛上的大规模示威，朝野上下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民意的作用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放大。
　　以前不久的钓鱼岛危机为例，随着网络和信息社会的普及，媒体的议程设置角色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短期内成功制造出了全民关注的热点和上下统一的舆论。上至庙堂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对日本“购岛”之举口诛笔伐，甚至连娱乐相亲节目中，都忘不了表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这样的全民攻势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效果好坏暂且不谈，问题在于，钓鱼岛只是中国面临的众多主权问题中的一个。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更深参与到国际体系，必然还要面对更多更难的领土主权问题或其他危机和挑战。必须保持民意的理性表达，防止打砸抢过激行为，也要警惕个别媒体从商业利益出发夸大其词、煽动舆论，否则，对上述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但没有好处，恐怕还会带来坏处。
　　未来，民间的声音和行动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也将会是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不过百年多，正式意义上的现代外交也不过几十年。在自豪和自信不断上升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国民国际认知和世界观的培养和引导，摆脱百年丧权辱国史教育下的受压迫心态，防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以“天朝大国”自居的盲目自大，建立一种“不惊、不乱、不惧”的大国风范，这样才能在面对国际和外交挑战时，做到真正理性的表达，真正成熟的应对。

海外利益维护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以及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持续低迷，共同引发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分量的显著提升，这毫无疑问是过去10年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最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式发展面临的几个重大瓶颈性问题也开始凸显：一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超过一半的资源需求需要通过海路满足，没有自己的制海权就无法真正保障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依靠与他人的合作换取安全虽然成本低，但毕竟受制于人。二是中国的经济影响在亚洲已无处不在，但在解决地区遗留问题，维护和塑造地区安全稳定上仍然难以发挥主导性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即便在亚洲，也只是一个“瘸腿巨人”。三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已遍布全球，“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一个倡导“民本外交”的国度，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官员还是劳工，华侨还是华人，都理应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在尚未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之前，中国外交已经要面对全球规模的海外利益维护。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中国首艘航母的入水，以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机制性的出访，都表明中国用自己的力量维护海外利益在实际操作上是完全可行的。现在的问题仍然在于理念和原则上的突破。

　　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美方情报，我们发现其与中国类似报告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美国外交机构在调研中最关注的不是驻在国的政治稳定性，而是传统的军事安全。这反映出中美在海外利益维护上的不同思维：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当地政权或实际统治者，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谨守只与当权派交往的原则，近年来辅以经济利益来维系“相互依赖”。这样的做法在应对绑架、袭击事件上非常奏效，但一旦遇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利比亚这样的大崩盘，中国所有的投入可能血本无归。反观美国，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前，首先要看的不是投行和智囊机构的风险评估报告，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路线图。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建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去投资。哪个领导人或执政集团上台，对美国企业在此地的利益影响反而不是最大的。因此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派，都是美国外交机构积极交往的对象，这反而增加了保险系数。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中国首艘航母的入水，以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机制性的出访，都表明中国用自己的力量维护海外利益在实际操作上是完全可行的。现在的问题仍然在于理念和原则上的突破。吉尔吉斯奥什骚乱后，一度传出中国正在酝酿在侨民和企业集中的直接邻国派驻长期性军事力量，以协助维护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消息释放后国内外舆论巨大反弹，官方也迅速否定了这一说法。目前，学术界对不干涉内政、不向海外驻军等外交原则的激烈争论也仍在进行中，没有明确定论。

外交统筹

　　外交工作的高度集权化和专业化，使外交部从建部后就一直成为中央各部委中响当当的第一大部。但相比于其他职能部门，外交部在国内政治中的实际分量与其应有的权重远远不成比例。
　　作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第一梯队，外交部的职能一直在不断地因应形势变化向更多领域扩展，外交工作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之前成立的边海司、领事保护中心、新闻中心等部门，以及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视和强化，可以说都是全球化时代外交工作要求的产物。在积极革新自身体制的同时，外交部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得到提升。一个主动和大胆的“扩权”举措是不久前成立的国际经济司。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基本上都由央企承担，因而管理工作也交由其在国内的主管部门商务部和发改委，在驻外使领馆中这两大位高权重的部门都有自己直接派驻的外交人员。这样，尽管从建国以来外交部就一直是国家各项对外任务的直接肩负者，但实际上却形成了双线并举的局面，尤其是在经济议题上，外交部缺乏实质性的发言权。金融危机后，中国外交最高决策层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关注不断增加，外交部在对外经济合作上发挥的作用也逐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