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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作家刘以鬯在香港去世，享年100岁。这位被视为香港“本土最重要的現代主义大师”，从1936年便开始发表作品，在香港出版多部小说集与数百万字的报刊连载小说，其中就有写于1962年的《酒徒》，这部曾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奠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价值与地位。
在香港，与占据主流的武侠言情等通俗文学相比，纯文学向来处于边缘位置。刘以鬯对纯文学的坚守，某种程度上，是他以两套笔墨求得的结果：以娱人为目的的通俗作品和以娱己为目的的实验小说。
囿于上述文学格局，刘以鬯虽然重要，但声名显然无法与金庸、倪匡等作家相比。况且，刘以鬯姓名中的“鬯”字，对普通人来说十分生疏，作家柳苏便在《刘以鬯和香港文学》一文中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知道刘以鬯，你就可以多认识一个字了，“鬯字怎么读？畅。什么意思？一是古时的香酒，二是古时的祭器，三是古时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畅’字通，鬯茂、鬯遂就是畅茂、畅遂。”如此看来，这个与酒无法脱离关系的“鬯”字，与他日后名动一时的《酒徒》，倒有了某种冥冥之中的关联。
而更多人知道刘以鬯，是因了他的小说和王家卫电影间的关联。王家卫曾说，他在2000年拍摄的电影《花样年华》，灵感正来自于刘以鬯的长篇小说《对倒》。《对倒》有两个版本：1972年在《星岛晚报》连载的11万字长篇，1975年在《四季》杂志改写发表的3万字中篇。借助邮票（一正一负双连邮票）的“对倒”形式，写出都市人生的某种隔膜。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从上海到香港的淳于白和香港土生土长的阿杏，漂浮于各自的意识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擦肩而过却永不相交。这些片段后来被王家卫发展为上世纪60年代香港背景下，周慕云与苏丽珍的爱情故事。
不唯雅俗，百余年来的香港纯文学在殖民话语、国族叙述、本土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时代事件中，也发展出有别于大陆、台湾的独特面目。像刘以鬯这样的南来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香港文学产生哪些影响？香港本土意识在文学中有哪些折射？在都市发现的层面上，接续上海故事的香港文学又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言说版本？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著有《小说香港》、对香港文学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
“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
记者：谈起刘以鬯，人们往往会将他和金庸作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代表而并列。只是，两人声名的悬殊，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香港特有的文学格局：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学格局？
赵稀方：刘以鬯去世，媒体反应很快，已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有关刘以鬯的文章。可惜的是，内地对于刘以鬯了解有限，谈刘以鬯的时候，不是借助王家卫，就是提金庸。有文章说，刘以鬯在内地不太有名，“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这个很讽刺，刘以鬯终身坚守纯文学，没想到最后还要借助武侠小说家而为人所知，这是香港纯文学的悲哀。
刘以鬯的代表作《酒徒》（1962）所反省的，正是香港纯文学的尴尬处境。“酒徒”在给他人的信中说：“香港的文化空气，越来越稀薄了，书店里只有武侠小说、黄色小说、四毫小说、彩色封面而别字连篇的冒牌文艺小说……这些都是商品；而书店老板皆以赚钱为目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商品，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酒徒”像作者的夫子自道，他是一个职业作家，14岁就开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他编过纯文艺副刊，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来到香港后，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弃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开始为报刊写武打色情小说。他无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责，但不如此又无以为生，他只好沉溺于酒中，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酒徒》所反映的却主要是商业性对于文化的侵蚀，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并发展出了一套现代主义的叙事模式。
香港的文学格局与众不同，这里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香港严肃文学，即便如刘以鬯、西西这样的名家也乏人问津，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于其他更加等而下之的文字，却拥有很多读者。
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产生，有其殖民政治、商业主义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重历史原因。一般来说，严肃文学意味着文化批判，它代表了一种启蒙精神，英国殖民当局对于严肃文学当然是排斥的。正如叶维廉所说：“殖民地的教育，在本质上，无法推行启蒙精神。”香港自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由港，功能主要是商埠，并无文化的位置。文学直接被置于市场之中，自生自灭，结果就是适者生存，具有市场价值的通俗文学充分发展，而严肃文学难有生存空间。那时港英政府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教育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英文，二是精英教育，香港社会重商轻文，中文文化薄弱，不像内地那样有一个强大的中文精英阅读阶层。
这一状况，在1997年回归后有很大的好转。香港艺发局开始资助文学报刊和个人创作，中文教育上也得到加强。
记者：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香港文学的发轫很早，比如在1907年便出现了最早的文艺期刊《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白话文艺期刊也不过较内地晚了10年，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末。如果说1918年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起点，那么香港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
赵稀方：有关香港文学最早的文艺期刊，文学史的说法一般都来自于阿英。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两种。其中，《小说世界》已经失存。可惜的是，阿英当时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全，遗漏了一种重要的文艺报刊，即《中外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前身是《粤东小说林》，创刊于1906年8月29日，次年即1907年5月1日迁移到香港出版，易名为《中外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的创办者，是黄世仲（小配）和他的哥哥黄伯耀两人。黄世仲当年被陈炯明杀害，故居又被洗劫，《中外小说林》后世未能更多流传当与他本人身世有关。可以说，《中外小说林》是现存最早的香港文艺期刊。 至于说到香港现代文学起点，这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1928年创刊的《伴侣》，通常被视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因为它是香港现代第一代白话刊物，并且恰恰好在鲁迅来香港演讲之后。事实上，1924年7月1日创刊的《英华青年》，已经出现几篇白话小说，并且与内地五四运动相呼应。1924年8月创刊的《小说星期刊》，内中所刊载的白话小说，数量远远多于《伴侣》。不过，因为《英华青年》与《小说星期刊》都是文白混合的刊物，故并未得到注意。
这种“白话/文言”新旧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构造方式，显然来自内地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常以1922年《文学研究录》中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作为旧文学的代表，以1927年鲁迅来港演讲及其《伴侣》的出现视为香港新文学的开端。这只是内地新旧文化在香港的一种位移，它忽略了香港的特殊文化格局。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主要结构是英文和中文的对立，而同为中文的文言与白话是同盟的关系。所谓旧文学，即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是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抗的工具，而我们在论述香港现代文学的时候，却反而以现代性的名义批判中国傳统文化，这是不是一种文化颠倒呢？
在香港大学执教的许地山，就较鲁迅和胡适更为清醒。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此地的国语是英文，汉文是被看为土话或外国文的。”“教汉文的老先生也没法鼓励学生注意习本国文字，学生相习成风也就看不起汉文。”这就导致了香港学生中文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接踵而至的是中国文化认同的衰落。作为内地新文学先驱之一的许地山，在港大并不开设新文学课程。
香港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建立，并非因为论者所说的旧文学力量的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整个中文力量的弱小。因而，在香港，应该警惕的是许地山所指出的殖民文化所造成的中文文化的衰落，而不是中国旧文化。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不但是自断文化根源，而且可能会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
记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涌入大批南来的作家与文人，也让那里一时之间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学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赵稀方：内地文人南下香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抗战爆发与香港沦陷之间（1937-1941），二是抗战胜利与建国之间（1945-1949）。在这两个时段里，大量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来到香港，创建报刊，发表作品，使得香港文坛一时姹紫嫣红。在这两个阶段中，第一个时段的文坛十分丰盛，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各路作家济济一堂，文学创作蔚为大观；第二个时段则已经开始建国的准备，批评非常发达，创作则相对薄弱。
内地文人南下对于香港文坛的影响，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南下文人自然大大丰富了香港文坛，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这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香港本地学者也不无抱怨。时任香港笔会会长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黄康显，在其著作《香港文学的发展和评价》中提出：抗战时期香港文坛虽然风生水起，但香港本地作家却没有“受惠”。“可能是30年代的香港文学，尚在萌芽时期，国内名作家的涌至，迫使香港文学，骤然回归中国文学的母体，在母体内，这个新生婴儿还在成长阶级，当然无权参与正常事务的操作，不过这个新生婴儿，肯定是在成长阶段中，并没有受到好好的抚养。不过当这个初生婴儿，学会跑步后，便跑到街头流浪去。”
据我的研究，香港原有的新文学工作者，如杰克、望云、平可等，都聚集在《天光报》等报刊上写通俗小说。而南来左翼作家也并没有忽略了香港本地作家，只不过他们没有接续原有的香港新文学脉络，而是扶植了新的香港文学青年，这一点可见之于《文艺青年》杂志。
不同于台湾的香港乡土文学
记者：谈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有一种流行说法：“刘以鬯只手开创香港现代主义。”你如何评价刘以鬯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
赵稀方：“只手开创香港现代主义”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这需要重溯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历史。50年代初，香港以反共文学为主流，左右对立。作为对于文学政治化的反动，从5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出现。最早的是1955年8月1日创立的《诗朵》，领头者是昆南。《诗朵》只出了三期，是过渡性的刊物，对于香港诗坛没有太大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刊物，是1956年2月18日创办的《文艺新潮》，创办者是马朗。《文艺新潮》大量翻译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和欧美现代诗，并发表现代主义诗歌及小说作品，可以说开创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刘以鬯直到最后时刻才登上《文艺新潮》，他在最后一期《文艺新潮》上发表了《黑白蝴蝶》，算是给了《文艺新潮》一个完美的结局。
刘以鬯之于香港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一是在1960年2月15日主编改版后的《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给现代主义创建了一个新的阵地，把香港现代主义推向高潮；二是他于1962年开始发表长篇小说《酒徒》，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意识流小说，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终于开花结果。此后，刘以鬯一直在不断推出新的实验小说，并影响新一代香港作家，持续推动香港现代主义。
记者：舒巷城与海辛代表的乡土派文学对工业化的批判，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在现代主义之外的另一重要文学形式。与几乎同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相比，二者有哪些差异？
赵稀方：香港作家海辛与台湾小说家黄春明的乡土小说，都涉及城乡对立。这种雷同并非偶然，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乡土”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境遇，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台湾与香港的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当，50年代起步，六七十年代高速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农渔业及附着其上的乡民以及传统的血缘伦理文化都被连根拔起，历史何其无情。黄春明与海辛的小说即是对于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碰撞的一种回应。
台港两地作家情况各个不同，难以进行整体性论述。不过，从海辛与黄春明的比较来看，以黄春明、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对于台湾殖民性有较为深刻的反省，而海辛、舒巷城等香港作家则较多停留于城乡对立模式上，较少接触殖民统治的话题，这一点早在香港早期作家侣伦那里就表现得很明显，我在《小说香港》一书曾对侣伦加以分析讨论。 个中缘由，应该与香港的特殊性有关。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类型特殊，非“殖民/反抗”，而是“殖民/合作”的模式，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一直令西方学术界深感兴趣。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有多种不同解释。政治学家认为，这应该归功于殖民政府“持之以恒的安抚和合作”；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归功于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学家强调殖民统治创造的“既得利益”。有人认为经典殖民主义理论无法解释香港的现实，因为英国占据香港并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贸易。最近更有人指出，英国占领香港，与其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不如说是港人与英人合作共建香港——在割让香港和建设香港的过程中，本地港人（承包人、买办、其他商人）都起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巨大回报，由此英港雙方自然一直比较融洽。在1949年前，香港都是出入自由的，也就是说，去香港的人都是从内地主动去的，并非不可逃避的殖民压迫。殖民者占据香港是为了贸易，内地人去香港是为了挣钱，如此两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作。港人对于香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盖缘于此。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香港问题，所需要注意的。
记者：如果说刘以鬯还属于早期南来一代作家，那么在他之后的西西、也斯，则属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如何看待这两代作家的关系？
赵稀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南来作家左右对立，但共同之处是都有北望情节。70年代前后，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成人，香港文坛发生了历史轮替，老一代南来作家不再是历史主角。新一代本土港人或生于香港，或长于香港，他们以香港为家，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故乡”情结和“过客”心态。前一辈从内地带来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是一种遥远的回忆。他们不太在乎内地怎样，却有着颇为敏感的香港意识。他们是随着香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辈，在香港这个城市里，凝聚着这些年轻人的青春体验，这使他们自觉地产生了认同感与归属感。西西写于70年代后期的《我城》，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待香港这一城市的认同态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一代南来作家刘以鬯却仍然被本土年轻一代追捧。原因是，刘以鬯一直处于左右政治之外，倡导现代主义，这其实引导了年轻一代的成长。1974年《中国学生周报》停刊，《四季》出版，这大体可以视为新旧交替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本《四季》中，我们所熟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作家的名字基本消失，代之以新冒起的本土青年作家：吴煦斌、钟玲玲、梁秉钧、李国威、蓬草、适然、张灼祥、何福仁、淮远、康夫、马若等等。这份名单标志着香港新生代文人已经占领历史舞台。
不过有一个老作家例外，那就是刘以鬯。刘以鬯在《四季》上发表的小说，正是后来被王家卫所推崇的《对倒》。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被唤醒，出现大量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李碧华《胭脂扣》的大受欢迎？
赵稀方：《胭脂扣》之受欢迎，归因于“九七”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本是个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大历史叙事加以构造。但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殖民地身份的即将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历史记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的出现，有了大量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胭脂扣》正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胭脂扣》旨在重现香港历史，借以慰藉当下社会心理。小说以一个妓女为线索，构造出一部充满“情义”的民间的香港历史，它不是历史大叙事，却是香港的娼妓史。娼妓史一向不会为英中的“正史”所涉及，娼妓的存在甚至也不为港英政府所容，但它的确是地道港人的历史，并且在这不为正人君子所齿的地方，有民间的情义存在。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这部小说中会有大量甚至是节外生枝的对于香港娼妓史的详尽描写。小说对于读者的一个巨大吸引力，正在于自一个边缘的角度对于香港历史的还原，这正合了“九七”前后港人对于香港历史的重新想象、对于香港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需求。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在香港，与占据主流的武侠言情等通俗文学相比，纯文学向来处于边缘位置。刘以鬯对纯文学的坚守，某种程度上，是他以两套笔墨求得的结果：以娱人为目的的通俗作品和以娱己为目的的实验小说。
囿于上述文学格局，刘以鬯虽然重要，但声名显然无法与金庸、倪匡等作家相比。况且，刘以鬯姓名中的“鬯”字，对普通人来说十分生疏，作家柳苏便在《刘以鬯和香港文学》一文中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知道刘以鬯，你就可以多认识一个字了，“鬯字怎么读？畅。什么意思？一是古时的香酒，二是古时的祭器，三是古时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畅’字通，鬯茂、鬯遂就是畅茂、畅遂。”如此看来，这个与酒无法脱离关系的“鬯”字，与他日后名动一时的《酒徒》，倒有了某种冥冥之中的关联。
而更多人知道刘以鬯，是因了他的小说和王家卫电影间的关联。王家卫曾说，他在2000年拍摄的电影《花样年华》，灵感正来自于刘以鬯的长篇小说《对倒》。《对倒》有两个版本：1972年在《星岛晚报》连载的11万字长篇，1975年在《四季》杂志改写发表的3万字中篇。借助邮票（一正一负双连邮票）的“对倒”形式，写出都市人生的某种隔膜。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从上海到香港的淳于白和香港土生土长的阿杏，漂浮于各自的意识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擦肩而过却永不相交。这些片段后来被王家卫发展为上世纪60年代香港背景下，周慕云与苏丽珍的爱情故事。
不唯雅俗，百余年来的香港纯文学在殖民话语、国族叙述、本土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时代事件中，也发展出有别于大陆、台湾的独特面目。像刘以鬯这样的南来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香港文学产生哪些影响？香港本土意识在文学中有哪些折射？在都市发现的层面上，接续上海故事的香港文学又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言说版本？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著有《小说香港》、对香港文学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
“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
记者：谈起刘以鬯，人们往往会将他和金庸作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代表而并列。只是，两人声名的悬殊，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香港特有的文学格局：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学格局？
赵稀方：刘以鬯去世，媒体反应很快，已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有关刘以鬯的文章。可惜的是，内地对于刘以鬯了解有限，谈刘以鬯的时候，不是借助王家卫，就是提金庸。有文章说，刘以鬯在内地不太有名，“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这个很讽刺，刘以鬯终身坚守纯文学，没想到最后还要借助武侠小说家而为人所知，这是香港纯文学的悲哀。
刘以鬯的代表作《酒徒》（1962）所反省的，正是香港纯文学的尴尬处境。“酒徒”在给他人的信中说：“香港的文化空气，越来越稀薄了，书店里只有武侠小说、黄色小说、四毫小说、彩色封面而别字连篇的冒牌文艺小说……这些都是商品；而书店老板皆以赚钱为目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商品，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酒徒”像作者的夫子自道，他是一个职业作家，14岁就开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他编过纯文艺副刊，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来到香港后，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弃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开始为报刊写武打色情小说。他无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责，但不如此又无以为生，他只好沉溺于酒中，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酒徒》所反映的却主要是商业性对于文化的侵蚀，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并发展出了一套现代主义的叙事模式。
香港的文学格局与众不同，这里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香港严肃文学，即便如刘以鬯、西西这样的名家也乏人问津，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于其他更加等而下之的文字，却拥有很多读者。
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产生，有其殖民政治、商业主义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重历史原因。一般来说，严肃文学意味着文化批判，它代表了一种启蒙精神，英国殖民当局对于严肃文学当然是排斥的。正如叶维廉所说：“殖民地的教育，在本质上，无法推行启蒙精神。”香港自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由港，功能主要是商埠，并无文化的位置。文学直接被置于市场之中，自生自灭，结果就是适者生存，具有市场价值的通俗文学充分发展，而严肃文学难有生存空间。那时港英政府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教育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英文，二是精英教育，香港社会重商轻文，中文文化薄弱，不像内地那样有一个强大的中文精英阅读阶层。
这一状况，在1997年回归后有很大的好转。香港艺发局开始资助文学报刊和个人创作，中文教育上也得到加强。
记者：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香港文学的发轫很早，比如在1907年便出现了最早的文艺期刊《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白话文艺期刊也不过较内地晚了10年，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末。如果说1918年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起点，那么香港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
赵稀方：有关香港文学最早的文艺期刊，文学史的说法一般都来自于阿英。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两种。其中，《小说世界》已经失存。可惜的是，阿英当时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全，遗漏了一种重要的文艺报刊，即《中外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前身是《粤东小说林》，创刊于1906年8月29日，次年即1907年5月1日迁移到香港出版，易名为《中外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的创办者，是黄世仲（小配）和他的哥哥黄伯耀两人。黄世仲当年被陈炯明杀害，故居又被洗劫，《中外小说林》后世未能更多流传当与他本人身世有关。可以说，《中外小说林》是现存最早的香港文艺期刊。 至于说到香港现代文学起点，这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1928年创刊的《伴侣》，通常被视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因为它是香港现代第一代白话刊物，并且恰恰好在鲁迅来香港演讲之后。事实上，1924年7月1日创刊的《英华青年》，已经出现几篇白话小说，并且与内地五四运动相呼应。1924年8月创刊的《小说星期刊》，内中所刊载的白话小说，数量远远多于《伴侣》。不过，因为《英华青年》与《小说星期刊》都是文白混合的刊物，故并未得到注意。
这种“白话/文言”新旧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构造方式，显然来自内地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常以1922年《文学研究录》中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作为旧文学的代表，以1927年鲁迅来港演讲及其《伴侣》的出现视为香港新文学的开端。这只是内地新旧文化在香港的一种位移，它忽略了香港的特殊文化格局。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主要结构是英文和中文的对立，而同为中文的文言与白话是同盟的关系。所谓旧文学，即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是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抗的工具，而我们在论述香港现代文学的时候，却反而以现代性的名义批判中国傳统文化，这是不是一种文化颠倒呢？
在香港大学执教的许地山，就较鲁迅和胡适更为清醒。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此地的国语是英文，汉文是被看为土话或外国文的。”“教汉文的老先生也没法鼓励学生注意习本国文字，学生相习成风也就看不起汉文。”这就导致了香港学生中文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接踵而至的是中国文化认同的衰落。作为内地新文学先驱之一的许地山，在港大并不开设新文学课程。
香港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建立，并非因为论者所说的旧文学力量的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整个中文力量的弱小。因而，在香港，应该警惕的是许地山所指出的殖民文化所造成的中文文化的衰落，而不是中国旧文化。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不但是自断文化根源，而且可能会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
记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涌入大批南来的作家与文人，也让那里一时之间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学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赵稀方：内地文人南下香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抗战爆发与香港沦陷之间（1937-1941），二是抗战胜利与建国之间（1945-1949）。在这两个时段里，大量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来到香港，创建报刊，发表作品，使得香港文坛一时姹紫嫣红。在这两个阶段中，第一个时段的文坛十分丰盛，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各路作家济济一堂，文学创作蔚为大观；第二个时段则已经开始建国的准备，批评非常发达，创作则相对薄弱。
内地文人南下对于香港文坛的影响，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南下文人自然大大丰富了香港文坛，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这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香港本地学者也不无抱怨。时任香港笔会会长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黄康显，在其著作《香港文学的发展和评价》中提出：抗战时期香港文坛虽然风生水起，但香港本地作家却没有“受惠”。“可能是30年代的香港文学，尚在萌芽时期，国内名作家的涌至，迫使香港文学，骤然回归中国文学的母体，在母体内，这个新生婴儿还在成长阶级，当然无权参与正常事务的操作，不过这个新生婴儿，肯定是在成长阶段中，并没有受到好好的抚养。不过当这个初生婴儿，学会跑步后，便跑到街头流浪去。”
据我的研究，香港原有的新文学工作者，如杰克、望云、平可等，都聚集在《天光报》等报刊上写通俗小说。而南来左翼作家也并没有忽略了香港本地作家，只不过他们没有接续原有的香港新文学脉络，而是扶植了新的香港文学青年，这一点可见之于《文艺青年》杂志。
不同于台湾的香港乡土文学
记者：谈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有一种流行说法：“刘以鬯只手开创香港现代主义。”你如何评价刘以鬯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
赵稀方：“只手开创香港现代主义”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这需要重溯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历史。50年代初，香港以反共文学为主流，左右对立。作为对于文学政治化的反动，从5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出现。最早的是1955年8月1日创立的《诗朵》，领头者是昆南。《诗朵》只出了三期，是过渡性的刊物，对于香港诗坛没有太大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刊物，是1956年2月18日创办的《文艺新潮》，创办者是马朗。《文艺新潮》大量翻译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和欧美现代诗，并发表现代主义诗歌及小说作品，可以说开创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刘以鬯直到最后时刻才登上《文艺新潮》，他在最后一期《文艺新潮》上发表了《黑白蝴蝶》，算是给了《文艺新潮》一个完美的结局。
刘以鬯之于香港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一是在1960年2月15日主编改版后的《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给现代主义创建了一个新的阵地，把香港现代主义推向高潮；二是他于1962年开始发表长篇小说《酒徒》，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意识流小说，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终于开花结果。此后，刘以鬯一直在不断推出新的实验小说，并影响新一代香港作家，持续推动香港现代主义。
记者：舒巷城与海辛代表的乡土派文学对工业化的批判，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在现代主义之外的另一重要文学形式。与几乎同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相比，二者有哪些差异？
赵稀方：香港作家海辛与台湾小说家黄春明的乡土小说，都涉及城乡对立。这种雷同并非偶然，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乡土”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境遇，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台湾与香港的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当，50年代起步，六七十年代高速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农渔业及附着其上的乡民以及传统的血缘伦理文化都被连根拔起，历史何其无情。黄春明与海辛的小说即是对于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碰撞的一种回应。
台港两地作家情况各个不同，难以进行整体性论述。不过，从海辛与黄春明的比较来看，以黄春明、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对于台湾殖民性有较为深刻的反省，而海辛、舒巷城等香港作家则较多停留于城乡对立模式上，较少接触殖民统治的话题，这一点早在香港早期作家侣伦那里就表现得很明显，我在《小说香港》一书曾对侣伦加以分析讨论。 个中缘由，应该与香港的特殊性有关。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类型特殊，非“殖民/反抗”，而是“殖民/合作”的模式，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一直令西方学术界深感兴趣。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有多种不同解释。政治学家认为，这应该归功于殖民政府“持之以恒的安抚和合作”；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归功于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学家强调殖民统治创造的“既得利益”。有人认为经典殖民主义理论无法解释香港的现实，因为英国占据香港并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贸易。最近更有人指出，英国占领香港，与其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不如说是港人与英人合作共建香港——在割让香港和建设香港的过程中，本地港人（承包人、买办、其他商人）都起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巨大回报，由此英港雙方自然一直比较融洽。在1949年前，香港都是出入自由的，也就是说，去香港的人都是从内地主动去的，并非不可逃避的殖民压迫。殖民者占据香港是为了贸易，内地人去香港是为了挣钱，如此两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作。港人对于香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盖缘于此。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香港问题，所需要注意的。
记者：如果说刘以鬯还属于早期南来一代作家，那么在他之后的西西、也斯，则属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如何看待这两代作家的关系？
赵稀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南来作家左右对立，但共同之处是都有北望情节。70年代前后，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成人，香港文坛发生了历史轮替，老一代南来作家不再是历史主角。新一代本土港人或生于香港，或长于香港，他们以香港为家，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故乡”情结和“过客”心态。前一辈从内地带来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是一种遥远的回忆。他们不太在乎内地怎样，却有着颇为敏感的香港意识。他们是随着香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辈，在香港这个城市里，凝聚着这些年轻人的青春体验，这使他们自觉地产生了认同感与归属感。西西写于70年代后期的《我城》，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待香港这一城市的认同态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一代南来作家刘以鬯却仍然被本土年轻一代追捧。原因是，刘以鬯一直处于左右政治之外，倡导现代主义，这其实引导了年轻一代的成长。1974年《中国学生周报》停刊，《四季》出版，这大体可以视为新旧交替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本《四季》中，我们所熟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作家的名字基本消失，代之以新冒起的本土青年作家：吴煦斌、钟玲玲、梁秉钧、李国威、蓬草、适然、张灼祥、何福仁、淮远、康夫、马若等等。这份名单标志着香港新生代文人已经占领历史舞台。
不过有一个老作家例外，那就是刘以鬯。刘以鬯在《四季》上发表的小说，正是后来被王家卫所推崇的《对倒》。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被唤醒，出现大量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李碧华《胭脂扣》的大受欢迎？
赵稀方：《胭脂扣》之受欢迎，归因于“九七”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本是个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大历史叙事加以构造。但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殖民地身份的即将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历史记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的出现，有了大量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胭脂扣》正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胭脂扣》旨在重现香港历史，借以慰藉当下社会心理。小说以一个妓女为线索，构造出一部充满“情义”的民间的香港历史，它不是历史大叙事，却是香港的娼妓史。娼妓史一向不会为英中的“正史”所涉及，娼妓的存在甚至也不为港英政府所容，但它的确是地道港人的历史，并且在这不为正人君子所齿的地方，有民间的情义存在。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这部小说中会有大量甚至是节外生枝的对于香港娼妓史的详尽描写。小说对于读者的一个巨大吸引力，正在于自一个边缘的角度对于香港历史的还原，这正合了“九七”前后港人对于香港历史的重新想象、对于香港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需求。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