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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后，涉外婚姻登记的收费标准也与世界接轨，每对仅收人民币9元。而此前为20元。
赵秀英笑言自己是上海乃至全国涉外婚姻工作的“老资格”。当过兵，又是党员，“根红苗正”的赵秀英，在1979年便被分到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涉外婚姻工作，干了22年。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涉外婚姻可谓凤毛麟角，“文革”期间更是几近绝迹。
1977年，“文革”后第一例涉外婚姻在上海出现。留学复旦的法国姑娘奥迪尔与中国学生田力在田径场上相识相恋，可到谈婚论嫁时却遭遇困难：向中国民政部门提出申请遭到拒绝，后来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终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先例的”。
“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77年国庆节期间，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代表团时的这段讲话，给中国的涉外婚姻进一步“松了绑”。
“上海是中国涉外婚姻最繁荣的地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所长丁金宏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本刊记者在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提供的1978～2008年涉外婚姻统计数据中看到：1978年，上海涉外婚姻登记数为148对。此后逐年上升，到1994年以后，基本维持在每年3000对左右的水平。
登记，从一个月到一小时
在赵秀英的记忆中，早期的涉外婚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工作任务却很重。“主要是政审非常严格。”
公安局和外事办是她当年最常跑的两个地方。“申请结婚双方的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这两个部门审核把关。而此前，这些材料在民政局已经过层层审批。”赵秀英说，“一般申请人往往要三个星期到一个月才能领到结婚证”。
赵秀英每次从申请双方手中接过的材料都是厚厚一叠。“中方这边要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涉外一方除提供护照外，还需要其所在国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及职业证明，所有这些证明都需通过中国大使馆的认证。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文件就是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如果有外国人被检出有严重传染病，会被立刻遣返回国。上海也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婚前体检的城市。”
材料审查在赵秀英手上就非常严格。“所有材料都有固定格式，手写的绝对不行，单位证明则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保卫科、人事科等都不管用。对于中方申请人，我们往往还要找到其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的居委会、街道了解本人的情况。”
让赵秀英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个长宁区的女青年，申請与一个比利时人结婚。而她所在的居委会却反映她作风不正。于是，申请被拖了一个多月，批还是不批，局里讨论了很久。后来，经过深入了解，这个女青年并没有太大问题，他们做了些工作，才让这一对领到了结婚证。
1983年，中国第一部涉外婚姻的专门法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颁布，随后又陆续颁布了华侨与国内公民、港澳台同胞与内地公民之间的婚姻管理等有关规定，取消了涉外婚姻的外办政审。
“李爽事件”也让涉外婚姻的限制进一步放宽。1979年，22岁的中国画家李爽与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详相恋并同居。这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出格”的女孩，被扣上了“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及“有损国家尊严”的帽子，被判2年劳教。其法国情人则被驱逐出中国。此事震动了法国政界和媒体，在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特地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请求释放李爽。邓小平亲自批示，1983年底，李爽终于同爱人在巴黎团聚。此事件后。涉外婚姻申请也取消了公安机关的审查程序。
2001年，赵秀英转去其他部门工作。而不久后，上海的涉外婚姻登记也集中至位于漕宝路光大会展中心三楼的上海市婚姻(收养)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的登记手续很简单，无须单位出具证明，体检也变成自愿的，而且当场就可以颁发结婚证书，全过程仅需一个小时左右。
“中国加入WTO后，涉外婚姻登记的收费标准也与世界接轨，每对仅收人民币9元。而此前为20元。”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周吉祥介绍说。
相差25岁属正常
1979年底，一位18岁的上海女孩与一位50多岁的美国男士站在了赵秀英面前。这一对年龄差距悬殊的登记者，让赵秀英印象深刻。后来了解到，女孩是通过海外关系介绍与男方相识，而且本人及父母都没什么异议。“我们讨论了很久，还是给他们特批了。”
赵秀英在工作中很快发现，进入80年代，这种老少组合越来越常见。“我们内部后来总结出一句话——‘男女相差25岁都属正常。”’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上海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快，一些人急于出国寻梦，而与外国人结婚是当时出国最便捷的途径。”周吉祥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
80年代末，曾有一位20多岁的中国小伙子与一位6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前来进行婚姻登记。“我和她结婚就是为了出国!”小伙子的坦白让赵秀英吃惊。
丁金宏教授和他的课题组得出结论：在外嫁婚姻中，外方男性的年龄峰段相当宽阔，从25岁到54岁都有较大数量；而与之婚配的上海女性则婚龄峰段相对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20-39岁，峰值出现在25～29岁。“这说明，在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有较大的身份优势，可以吸引年轻的中方配偶，婚姻呈现不对等的状况。”
在进行涉外婚姻登记时，除审查资料外，赵秀英照例还会询问双方的认识经过、感情基础、对对方本人及家庭的了解情况等。而在一份双方都要填写的《婚姻登记申请表》中，也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双方各自填写详细的认识经过。“这其中往往就能发现问题，比如有些人讲认识经过互相矛盾，或者含糊不清。再比如看有些外国人的护照，第一次来中国，没几个月就来申请结婚，而女方连英语也不怎么会说。”
遇到这种情况，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赵秀英会找他们谈谈，或者在办理过程中故意拖延一段时间。“往往有些人后来就不来领证了，每年都会有几十份无人认领的结婚证书。”
根据丁金宏的统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涉外婚姻的婚配模式都以上海女性外嫁为主，2002年就占到了88.9％。
8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相亲团就曾瞄准了温柔能干的上海女人。此后，在上海地区的涉外婚姻中，中日婚姻占了很大比重。“日方大多为居住在较偏远地区的大龄男士或离异男士，他们找的上海女子年龄也相对较大，有些是二次婚姻。”赵秀英说。
丁金宏分析了2002年上海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的来源地，发现日本人占到外方人员总量的39.6％。
“老少配的现象在90年代后期有了改变。来我们这登记的新华侨多了，在国内工作的外国人也多了。前来登记的双方学历都比较高，年龄差距也比以前小了很多。”赵秀英说。
不再劝说了
改革开放之初，涉外婚姻在大众眼中还是件比较隐秘的事。赵秀英至今还记得，80年代中期，日本《朝日新闻》登载了上海涉外婚姻的一组详细数据，让民政局感到紧张。
“那时，大家对涉外婚姻多少还抱有些偏见，认为好女孩一般不会找外国人，甚至还有人把涉外婚姻看作是对祖国的背叛。”赵秀英坦言。
有段时间，赵秀英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前来登记的中方人员进行劝说。
“中方当事人的单位往往是第一个做工作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与外国人结婚)就要多次找谈话。”赵秀英无数次接过当事人单位打来的问讯电话。
婚姻登记部门的劝说工作也做得很扎实，他们有时还会把当事人的父母叫来征求意见。也会采取一些拖延战术，如指出申请材料中的一些错误，让他们回去修改，给他们重新考虑的时间。
赵秀英也记不清从何时起，曾经颇费口舌的劝说，逐渐简化成了简单的询问。
90年代，上海的涉外婚姻进入高峰发展时期。前来赵秀英处登记的不乏各路名人，包括一些演艺明星。
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对1978年到2008年全市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对数做了统计，从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数字再也没有大幅度的涨跌。“这说明人们对于涉外婚姻的态度渐趋理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涉外婚姻中的金钱、国籍等非情感因素逐渐淡化，双方的年龄、学历等各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婚姻的感情基础也因此更加牢固。”丁金宏教授分析说。
事实上，涉外婚姻中，以往那种“结婚后就出国”的模式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涉外婚姻当事人选择了在中国工作和定居。
赵秀英笑言自己是上海乃至全国涉外婚姻工作的“老资格”。当过兵，又是党员，“根红苗正”的赵秀英，在1979年便被分到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涉外婚姻工作，干了22年。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涉外婚姻可谓凤毛麟角，“文革”期间更是几近绝迹。
1977年，“文革”后第一例涉外婚姻在上海出现。留学复旦的法国姑娘奥迪尔与中国学生田力在田径场上相识相恋，可到谈婚论嫁时却遭遇困难：向中国民政部门提出申请遭到拒绝，后来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终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先例的”。
“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77年国庆节期间，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代表团时的这段讲话，给中国的涉外婚姻进一步“松了绑”。
“上海是中国涉外婚姻最繁荣的地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所长丁金宏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本刊记者在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提供的1978～2008年涉外婚姻统计数据中看到：1978年，上海涉外婚姻登记数为148对。此后逐年上升，到1994年以后，基本维持在每年3000对左右的水平。
登记，从一个月到一小时
在赵秀英的记忆中，早期的涉外婚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工作任务却很重。“主要是政审非常严格。”
公安局和外事办是她当年最常跑的两个地方。“申请结婚双方的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这两个部门审核把关。而此前，这些材料在民政局已经过层层审批。”赵秀英说，“一般申请人往往要三个星期到一个月才能领到结婚证”。
赵秀英每次从申请双方手中接过的材料都是厚厚一叠。“中方这边要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涉外一方除提供护照外，还需要其所在国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及职业证明，所有这些证明都需通过中国大使馆的认证。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文件就是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如果有外国人被检出有严重传染病，会被立刻遣返回国。上海也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婚前体检的城市。”
材料审查在赵秀英手上就非常严格。“所有材料都有固定格式，手写的绝对不行，单位证明则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保卫科、人事科等都不管用。对于中方申请人，我们往往还要找到其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的居委会、街道了解本人的情况。”
让赵秀英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个长宁区的女青年，申請与一个比利时人结婚。而她所在的居委会却反映她作风不正。于是，申请被拖了一个多月，批还是不批，局里讨论了很久。后来，经过深入了解，这个女青年并没有太大问题，他们做了些工作，才让这一对领到了结婚证。
1983年，中国第一部涉外婚姻的专门法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颁布，随后又陆续颁布了华侨与国内公民、港澳台同胞与内地公民之间的婚姻管理等有关规定，取消了涉外婚姻的外办政审。
“李爽事件”也让涉外婚姻的限制进一步放宽。1979年，22岁的中国画家李爽与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详相恋并同居。这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出格”的女孩，被扣上了“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及“有损国家尊严”的帽子，被判2年劳教。其法国情人则被驱逐出中国。此事震动了法国政界和媒体，在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特地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请求释放李爽。邓小平亲自批示，1983年底，李爽终于同爱人在巴黎团聚。此事件后。涉外婚姻申请也取消了公安机关的审查程序。
2001年，赵秀英转去其他部门工作。而不久后，上海的涉外婚姻登记也集中至位于漕宝路光大会展中心三楼的上海市婚姻(收养)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的登记手续很简单，无须单位出具证明，体检也变成自愿的，而且当场就可以颁发结婚证书，全过程仅需一个小时左右。
“中国加入WTO后，涉外婚姻登记的收费标准也与世界接轨，每对仅收人民币9元。而此前为20元。”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周吉祥介绍说。
相差25岁属正常
1979年底，一位18岁的上海女孩与一位50多岁的美国男士站在了赵秀英面前。这一对年龄差距悬殊的登记者，让赵秀英印象深刻。后来了解到，女孩是通过海外关系介绍与男方相识，而且本人及父母都没什么异议。“我们讨论了很久，还是给他们特批了。”
赵秀英在工作中很快发现，进入80年代，这种老少组合越来越常见。“我们内部后来总结出一句话——‘男女相差25岁都属正常。”’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上海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快，一些人急于出国寻梦，而与外国人结婚是当时出国最便捷的途径。”周吉祥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
80年代末，曾有一位20多岁的中国小伙子与一位6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前来进行婚姻登记。“我和她结婚就是为了出国!”小伙子的坦白让赵秀英吃惊。
丁金宏教授和他的课题组得出结论：在外嫁婚姻中，外方男性的年龄峰段相当宽阔，从25岁到54岁都有较大数量；而与之婚配的上海女性则婚龄峰段相对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20-39岁，峰值出现在25～29岁。“这说明，在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有较大的身份优势，可以吸引年轻的中方配偶，婚姻呈现不对等的状况。”
在进行涉外婚姻登记时，除审查资料外，赵秀英照例还会询问双方的认识经过、感情基础、对对方本人及家庭的了解情况等。而在一份双方都要填写的《婚姻登记申请表》中，也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双方各自填写详细的认识经过。“这其中往往就能发现问题，比如有些人讲认识经过互相矛盾，或者含糊不清。再比如看有些外国人的护照，第一次来中国，没几个月就来申请结婚，而女方连英语也不怎么会说。”
遇到这种情况，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赵秀英会找他们谈谈，或者在办理过程中故意拖延一段时间。“往往有些人后来就不来领证了，每年都会有几十份无人认领的结婚证书。”
根据丁金宏的统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涉外婚姻的婚配模式都以上海女性外嫁为主，2002年就占到了88.9％。
8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相亲团就曾瞄准了温柔能干的上海女人。此后，在上海地区的涉外婚姻中，中日婚姻占了很大比重。“日方大多为居住在较偏远地区的大龄男士或离异男士，他们找的上海女子年龄也相对较大，有些是二次婚姻。”赵秀英说。
丁金宏分析了2002年上海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的来源地，发现日本人占到外方人员总量的39.6％。
“老少配的现象在90年代后期有了改变。来我们这登记的新华侨多了，在国内工作的外国人也多了。前来登记的双方学历都比较高，年龄差距也比以前小了很多。”赵秀英说。
不再劝说了
改革开放之初，涉外婚姻在大众眼中还是件比较隐秘的事。赵秀英至今还记得，80年代中期，日本《朝日新闻》登载了上海涉外婚姻的一组详细数据，让民政局感到紧张。
“那时，大家对涉外婚姻多少还抱有些偏见，认为好女孩一般不会找外国人，甚至还有人把涉外婚姻看作是对祖国的背叛。”赵秀英坦言。
有段时间，赵秀英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前来登记的中方人员进行劝说。
“中方当事人的单位往往是第一个做工作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与外国人结婚)就要多次找谈话。”赵秀英无数次接过当事人单位打来的问讯电话。
婚姻登记部门的劝说工作也做得很扎实，他们有时还会把当事人的父母叫来征求意见。也会采取一些拖延战术，如指出申请材料中的一些错误，让他们回去修改，给他们重新考虑的时间。
赵秀英也记不清从何时起，曾经颇费口舌的劝说，逐渐简化成了简单的询问。
90年代，上海的涉外婚姻进入高峰发展时期。前来赵秀英处登记的不乏各路名人，包括一些演艺明星。
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对1978年到2008年全市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对数做了统计，从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数字再也没有大幅度的涨跌。“这说明人们对于涉外婚姻的态度渐趋理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涉外婚姻中的金钱、国籍等非情感因素逐渐淡化，双方的年龄、学历等各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婚姻的感情基础也因此更加牢固。”丁金宏教授分析说。
事实上，涉外婚姻中，以往那种“结婚后就出国”的模式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涉外婚姻当事人选择了在中国工作和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