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暑胜地到中央暑期办公地点，再到各领域专家休假场所，新中国成立至今，北戴河的角色不止一次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少将。
　　环球人物杂志：上世纪50年代，中央为何选择在夏季去北戴河办公？
　　徐焰：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当时别说空调，连风扇这样的降温设备也少有，加上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中南方人居多，毛主席也尤其喜欢在水边的感觉。而从环境、路途等方面考虑，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好，海滩平缓，鲨鱼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各方面条件都很理想。
　　另外，解放后，不少原国民党达官显贵和外国驻华人员在北戴河留下了一栋栋空别墅，堪称华北地区最大的海边避暑建筑群。这些设施是现成的，领导人去避暑不用劳民伤财重新建设。
　　环球人物杂志：北戴河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夏都”的？
　　徐焰：最初，是因为毛主席特别喜欢在夏季到北戴河办公，一去就不想走。为方便工作，大家也都跟着去。北戴河于是聚集了大批中国领导人和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1954年，为保障领导人正常办公，中央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为中央机关服务。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也专门组成了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奔赴北戴河展开工作。时间一长，北戴河便成为中国夏季的政治中心。
　　可以说，我党的不少重大决策都是在北戴河制定的，许多影响到当时国内外局势的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这里，或在这里拉开序幕。如1962年，正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苏全面论战的序幕。又如1971年，林彪、叶群就是从北戴河中直疗养院原96号楼出逃，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北戴河由此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地方一样，因事关国家大事而变得十分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见证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北戴河还曾被称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这又是为什么？
　　徐焰：北戴河的政治地位与整个中国的发展脉络是相吻合的。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国家领导人根本没时间、没条件休养。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各项建设顺利进行，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得以落实。“文革”期间，暑期办公制度一度中断。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疗养院重新收归各个部门，一些中央负责人又在夏季到北戴河休养、办公，国内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决策于是又和北戴河关联起来。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为何又决定于2003年取消这一办公制度？
　　徐焰：直接原因是，受“非典”疫情影响，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不得擅自离京，更别提到北戴河休假。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发展，夏季防暑降温措施已十分发达，过去一些领导人在特定地区休养避暑的状况势必要有所改变。当然，取消这一制度，将专为首长服务的设施向公众开放，也是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亲民、廉政，发展社会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环球人物杂志：随着这一制度的取消，您如何看待北戴河的未来？
　　徐焰：如今，随着“专家休假计划”的实施，北戴河在凝聚人才、收集智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未来，北戴河必定是政治上退潮，经济上涨潮。发挥其现有的资源和潜在的优势，使其按旅游经济的市场规律自然发展，将是最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