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 庄的打谷场边有棵老柿树，不仅树根 粗，树桠杈也多，侧枝直垂到地面，站在树底下就像钻进了小树林子。每年一进八月，柿树上就挂满了黄的红的小灯笼，引得经过树下的人，都会驻足观望。
　　柿树是一位姓戴的富农栽的，解放后他家死绝了户，柿树也就成了队里的财产。生产队的老队长，就像是柿树的监护人，把柿树当成大伙的命根子。他不准小孩子爬树，不准拴牛拴羊，也不准在树上钉钉拉绳子，说要是那样七搞八搞，柿树一准枯死。到了公社化时期，这棵柿树依然枝繁叶茂，绿荫蔽日。每到快过中秋节的时候，柿子由青变黄，又由黄变红，红通通的柿子让我们这些孩子直咽口水。大伙眼巴巴地盼着分柿子，老队长却不到火候不揭锅。
　　老队长六十开外，脸上刻满了岁月沧桑的皱纹，深知柿树和庄稼一样，是全庄人的寄托，因为他办事喜欢丁是丁，卯是卯，公平待人，所以他就成了大伙的主心骨。分口粮时，他亲自掌秤，哪怕秤砣往上翘一点儿，他都要抓掉一把，亲娘老子也别想多吃多占；秤杆儿低垂一点儿，他立即抓一把添上去，绝不让谁吃亏，直到秤杆平了。他还立下规矩，分柿子不按工分只按人头，每家人多多分，人少少分，没有劳动力不挣工分的户也能分。像我这样读书的孩子，也能分到一份，不由得满心欢喜。
　　乡里谚语说，清明鸭蛋端午鸡，八月十五猪肉提。可是，在那年月，种地大呼隆，成熟的庄稼也不按时收割，忙着去大炼钢铁，闹到种田人吃不饱肚子。快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了，大人们连给孩子买月饼的钱都没有，更别说买肉吃了，因此家家盯着这一树柿子。这柿树像懂得大伙的心意，赶上“小年”能摘个三筐两箩的，全队十来户人家，平均每户分个一二十斤；遇上“大年”就好多了，每户能分到五六十斤，大人小孩都能欢天喜地啃着柿子过节。
　　俺哥是生产队仓库保管员，为人忠厚老实。每年到了柿子的成熟期，老队长就交待他看好柿树，防止损失。俺哥尽心尽力看护，大家也都信任他。
　　到了八月十四这天，各户当家人被叫到打谷场上聚齐，老队长吩咐几个年轻人上树摘下柿子，先称一下总重量，然后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分剩下的零头就当场“扒估堆”，一户一堆，任凭自选。挑剩下的那一堆便是老队长的，年年如此，直到老队长病故，这规矩都没有改变，村风甚是淳朴。
　　后来来了新队长。新队长是公社從邻村调来的，三十多岁，姓侯，瘦得像猴精似的，大伙叫他“猴队长”。他来了要吃饭，明明说是轮流代伙，但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轮到哪家吃，哪家就得贴上粮草外加小菜，像供养“地保”似的。本来粮食就不够吃，还得孝敬他。社员有意见也不敢提，怕他给自己穿小鞋。那年头工分就是口粮，男劳力一天挣十分，妇女挣八分。这加一分扣一分的事，全凭他“猴队长”一句话，社员牙都不敢龇一下。轮到俺家为他代伙，俺娘总要往锅里多放一把麦面，说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人家吃饱。
　　“猴队长”来的当年，正赶上柿子“大年”。还在“三伏”里，柿树就挂果累累，树枝压弯了，手一伸就能摘到柿子。全庄老少都盼着他能像老队长在世时那样分柿子，可谁心里也没底儿。
　　新官上任三把火，赶上了“以粮为纲”，公社要求“亩产过万斤，全面放卫星”。“猴队长”便要大家鼓干勁，争上游，拼命拿下亩产一万斤。大伙心里有数，这粮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哪来亩产万斤！老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家家都养不起牲畜，这沤田的肥料打哪里来？“猴队长”上外地转了一圈，学习回来就要将埂埂坝坝开膛剖肚，塞进柴草胡乱烧焦，充作农家肥，并称之为“多快好省”制肥法。烧肥得用大量柴草，于是房前屋后的树木便遭了殃。幸亏俺哥和几个社员出面说情，“猴队长”才放了老柿树一马，没有砍掉老柿树。
　　离中秋节还有半拉月，满树柿子黄中透红，开始鲜亮起来。大伙都要求分柿子，“猴队长”连连摇头说，再等等，再等等，柿子越熟越甜。这话似乎听起来也在理。
　　终于，在一个有雾的早晨，“猴队长”扯着喉咙喊：“分柿子了！”等大伙齐刷刷赶到打谷场时，早有人把柿子摘了下来。各家各户分到手的柿子却比往年少，就连一般的“小年”也赶不上。
　　事后传出话说，就在“猴队长”喊分柿子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柿子。别人问俺哥此事是真是假，俺哥一句话也不肯说。
　　不久，“猴队长”离开了俺队，听说他上调升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