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乎每个人都会默诵这首当年王震将军的诗词。其中所说正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1949年2月，原解放军359旅在陕西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也就是后来的“步兵五师”。次年，部队向西开拔，沿古丝绸之路进军新疆，进驻南疆腹地阿克苏，拉开了屯垦塔里木的序幕。
　　1953年6月，新疆军区奉西北军区转中央军委的命令，步兵第五师在阿克苏地区就地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从此，农一师人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在“无缰之马”的塔里木河上游两岸，开始他们新的奋斗史。
　　如今，他们的目标就是这座叫做阿拉尔的城市。
　　王震没留老部队
　　新疆解放后，全疆部队约有20万之众，毛泽东命令部队自给自足。1952年2月1日，毛主席再次明确要求“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次年3月，部队组成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
　　部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老人们记得，曾经“八一节开会只能两个人匀一套衣服穿”，“用手拾粪，老乡见了我们都掩鼻而去”。两个人看管40亩地，因为没裤子穿，腿上爬满了蚊子苍蝇，血肉溃烂。
　　84岁的农一师司法局原局长杨飞鹏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那时他们的房子不能占地，就挖地窝子；没有油和柴，就用盐水凑合着包谷面吃，冬季还要从外地运大白菜和萝卜。
　　“八千湘女上天山”也不是孤例。1952年一批女兵从山东来到阿拉尔，乘坐大马车从阿克苏过来后，突然从地窝子里冒出来一大群战士。女兵们见此情景说啥也不下车。就在那一年，女兵们有了军籍。
　　每个队伍驻地附近都竖着很高的旗子，以指示方位，因为往往有战士晚上出来撒尿，一回头就找不到自己住的地窝子了。
　　那时从阿拉尔附近的塔里木河到阿克苏要走两天，一个团有一辆汽车就不错了。83岁的农一师运输公司原副经理李清池记得，他们的司务长去阿克苏买给养，舍不得坐汽车，用汽车运了粮食，自己走回阿拉尔。
　　1954年10月7日，10万官兵正式就地转业，与新疆军区22兵团全部、三区革命军改编的五军大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新疆12个国防师在中央命令中只能保留一个，人们大多认为非步兵五师莫属——它是王震带出来的老部队。
　　结果，步兵五师列入改编程序，成为生产建设第一师，“就意味着凡事都要第一”：整编排第一，以后生产要第一，其他工作也要争创第一。
　　根据兵团统一要求，一师保持解放军的整套政治机构和制度，并实行工农兵学商统筹兼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思路。因为兵团的特殊体制，平战结合、寓兵于农的体制也被迅速贯彻，他们的使命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
　　第一师屯驻最艰苦的南疆腹地阿克苏，东及库尔勒，西顾喀什，南卫和田，北援伊犁。
　　屯垦塔里木
　　塔里木浩瀚无垠的沙海，寸草不生的戈壁，干旱少雨的气候，罕见的沙尘风暴，都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地带典型的地理气候特征，人们能在这里顺利生存吗？
　　1956年李清池结婚，尽管那时候他们大多还用“三件宝”——扁担、筐子、坎土曼。但三年前一团已经有了唯一一台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
　　结婚时，团长拿了个空烟盒，在背面写上：同意你们结婚。到现在老两口都没有结婚证。
　　83岁的农一师防疫站原站长张寿芝记得，1957年塔里木河只有一个老乡，一间土房子，一条木船。那时部队已开始叫农一师了，人们渡过塔里木河，准备开发塔里木盆地。
　　来自人口大省的青年被驻疆部队招到了新疆。1958年，19岁的支边青年尹尚荣已经在新疆干了两年，“开发建设乌鲁木齐”。这一年，他被调到南疆的阿克苏地区，当时他们听说阿克苏“好得很”，“鸡蛋多”。
　　来了一看，“扯淡”。
　　两年前，解放军驻新疆部队派人来到尹尚荣的家乡河南招兵。17岁的尹尚荣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条件，忐忑地问：“像我这一号的，你们要不要？”“有多少要多少！你想干啥活？”“我想开拖拉机，听说新疆有拖拉机？”“没问题！”
　　冬天来了，尹尚荣们“冻得手指头都缩了回去”。很快有人私下离开，原因是“找吃的”。但尹尚荣知道，茫茫戈壁滩上，会冻死人。
　　在一个又一个工地上，尹尚荣逐渐消磨了返乡的心思。
　　50年代末大饥荒时，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听说内地粮食短缺，命令把河南这批支边青年的家属带到新疆。
　　1958年8月，尹尚荣惊讶地发现，部队将其家人接到了乌鲁木齐。同时抵达的还有一个噩耗——母亲去世了。
　　原来，在乌鲁木齐母亲问南疆有多远，答曰1000多里——母亲心里一急，当夜发病，去世了。
　　这下惊动了领导，家属被专车送到了阿克苏。当时，尹尚荣的小妹妹还没断奶，于是团里命令：“商店里所有小娃娃吃的东西都给她留下。”
　　1960年，一名江苏支边女青年成为尹尚荣的妻子。
　　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早上起床要先去挖菜地，劳作一小时后吃早饭，中午吃完饭再打一小时草料，晚上开会的同时，要剥棉桃——老军垦尹尚荣激动起来语调陡地提高：“你想我们能睡多少觉！”
　　很多人觉得没奔头
　　上世纪70年代初，尹尚荣所在的团场开始盖土坯房子，“军营式的，一栋一栋”。原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度被撤销，改为农垦局，原有的区域被归到自治区直接管辖。
　　那时候他们开掘的三座水库尚未蓄水，已开垦的几千亩地很难充分灌溉，收入也由原来国家下发工资变为生活费，“一个人20元左右。” 　　没了单位的兵团人，好像“孩子没了娘”，尽管开地、种菜还要继续，但“子女不再是军人，而是职工”。
　　人心惶惑。因为阻止老乡去林子里放羊，尹尚荣挨了骂：“你们滚！这是我们的地方！”
　　结婚10年后，尹尚荣的工资达到了53元，这在当时的新疆算是很高了。但这种情况没能持续。上世纪80年代，工资被取消，土地实行承包制，年底统一结算自负盈亏，但是“干一年累死累活拿不到钱”。
　　这样的困境使得老尹的四个女儿都去了内地。
　　家里的100亩地全靠人力，1978年棉花长势很好，但一场冰雹砸下来，颗粒无收。
　　尹尚荣一咬牙说不干了，领导找到他“老尹，你要补种！”“我问亏了怎么办？”领导拍了胸脯说“算我的”。尹尚荣年底亏了15万元，只能挂账，“好几年没翻过身”。
　　“文革”结束后，兵团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粮食棉花再次被强调。尹尚荣已经参加工作的两个子女也是种地。
　　但“孩子收入27块钱，自己都管不了，周末还要回家弄吃的”。
　　在团场干活的人们生活依然很苦，干15天休息一天。
　　那时候，一个人要种50亩地，今年的棉花捡到明年还捡不完，又该种新棉花了。尹尚荣所在的12团现有70万亩地，大多是当时开垦出来的。那时候一年到头基本没有收入，还有可能亏钱——一亩地团里定产100斤，按量收获算是完成任务，若达不到100斤，就倒扣工资，“亏的多了，奖金也扣完了”。
　　很多人觉得没奔头了，跑了。
　　“回去的人多了！”尹尚荣所在的连队原本有百余名上海青年，“现在剩下两个人。”
　　但喧嚣一时的上海青年回城风并没能带动尹尚荣，“河南说我们已经是新疆人了。”
　　换了第三台电视机
　　1981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兵团进行了系列改革。如将国家对农场“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改为财务包干制度，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工自筹资金，开办家庭农场。
　　恢复之后，兵团的人们不像以前那样训练跑操了。职工队伍的集体感慢慢消失，有人走了，内地人过来承包大量土地。不过，“老兵团人讲纪律”。
　　1978年兵团已经有了公司。
　　1985年起，大量来自内地的拾棉花的人顶替了团场职工，并住进了当年上海知青住过的房子。“那时候捡棉花挣钱。”尹尚荣说。
　　团场尽可能为宿舍配好家具，并且承诺三年不交房租电费，但还是有跑掉的。尹尚荣连里曾分来八家内地人，次日就跑掉了，原因是这些人得知人均50亩地，“太大了，吓人！”
　　就在那一年，团里有了机械化耕作，土地也被分包到了职工个人手里，每人50亩。得知可以个人办农场，尹尚荣第一批报了名，选择与另一家合办农场。“第一年平均一家赚了七八百元。”
　　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这花了他包地工资中的1000多元人民币，但毕竟“吃完饭不再没事就睡觉了”。
　　但第二年土地又被收了回去。尹妻“去团里告状”，路上出了车祸，失去了右臂，从此不能再下地劳作。
　　1994年，尹尚荣的四个女儿都去了江苏，进了工厂。而他的棉花一年下来收入两三万，但真正拿到手的少得可怜，“总被核算平掉。”
　　真正拿到钱是在1998年以后，当时很多如尹尚荣一样的老职工都退休了，随后包地的人——他们称“原来的盲流”来了，与老军垦们不同的是，这些外来人“拿钱多了，播种、放水、收获都不操心”。
　　已经干不动的尹尚荣被团里安排去看棉花厂，他工作的厂子也由土坯房变成了水泥房。
　　2001年，先后住过地窝子、砖瓦房的尹尚荣终于住进了楼房。2013年他又为家里换了第三台电视机。
　　住在台州市援建的楼房里，尹尚荣的日常生活是“吃、玩、散步”，而他曾经每天步行去劳作的土地，如今已经有了新的劳作者，那些新职工们“骑着摩托车去干活”。
　　这时候，农一师已经开始建设阿拉尔市。
　　想一想这几十年，尹尚荣说自己来到新疆，“后悔，也不后悔”。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新疆人，常常把“我们新疆”挂在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