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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成书及流传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料汇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谋略和论辩之辞。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之间，斗争尖锐而频繁。一个国家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除了富国强兵之外，尤其需要有合适的谋士为国君出谋划策，并肩负出使各国的使命。于是，当时出现了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的人，他们讲求如何揣摩国君的心理，运用纵横捭阖之术，约结盟国，孤立和打击敌国，他们“出奇策异智”，可以折服千军万马，可以“运亡为存”，可以左右几个国家的局势，从而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
当时的纵横家，比较著名的有公孙衍、张仪、苏秦、虞卿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所不同，却都有着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对外交游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国君的技艺，展现自己的谋略和外交才能，他们不断地收集历史资料储以备用，并把自己在各国间从事的外交活动记录下来用以反思，有的甚至还亲自拟作，以练习雄辩的技能。《战国策》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在西汉末期以前，这些纵横家留下的文章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更没有《战国策》这本书。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体例不一，文字也错乱难读。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纷争的历史，很有史料价值，便对其进行校正、删减和补充，最后采用国别体，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魏、中山十二国，将其编撰成书，共三十三卷，取名为《战国策》。刘向曾说：“臣向（指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战国策》的书名是刘向整理后所加，策是策谋的意思，后世有人将其理解为书策（写字用的竹简），则与刘向的原意不合。
《战国策》成书后，东汉学者高诱为它作注，和原书一起流传。但由于此书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倡导的儒家主流思想不一致，因此一直未受到重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有所散佚，到北宋时原书已缺十一卷。后经著名文学家曾巩细心访求，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南宋时，姚宏搜罗了多种《战国策》版本，加以校订整理，并作了续注，流传至今，通称“姚本”。与姚宏同时，鲍彪也注释此书，他的工作有不少缺憾，元代吴师道又为其作补正，和鲍注一起流传，通称“鲍本”。我们今天常用的《战国策》属于“姚本”系统，但也将鲍彪等人的注释加入其中以便参考。
后世对《战国策》的评价渐趋公正
前面已经谈到，《战国策》宣扬的是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与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冲突，即使是整理者刘向也认为该书的思想与儒家不同，只是由于其内容和文采还颇具价值，才加以整理。因此他所持的热情并不高，书中有些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或繁或简，反映了他“除重复”做得不够彻底。
宋代苏洵、苏轼父子虽喜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从来不敢给予公开的赞许。曾巩则把《战国策》中的言论和策谋斥为“邪说”，“为世之大患”。南宋叶适则说《战国策》中十之七八是“儇陋浅妄之夸说”，搅乱了道德礼义，“为学者心术之巨蠹”（《学习记言》）。到了元明清时期，学者在谈及《战国策》一书时，基本都是排斥其思想而称赞其文章，很少做全面评价。像清代陆陇其就说《战国策》“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
可见，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多视《战国策》为离经叛道之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对它做过客观公正的
评价。
现代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战国策》，从而对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评价也渐趋公允。
就内容来说，《战国策》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这部书向世人展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所述战国之事多取材于此。据学者统计，《史记》征引借鉴《战国策》之文有149处之多。“战国”作为特定的时代名称也始于《战国策》。至于《战国策》的文采则是古今学者都赞赏的，甚至有“文辞之最”的美誉，对后世史传文和议论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思想来说，《战国策》中记载有些策士为了追名逐利朝秦暮楚，有些策士为报私怨拨弄是非相互倾轧，施展计谋坑害对方，有些策士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为“知己者”拼死卖命，甚至做出刺杀等极端行为，如豫让为智伯报仇刺赵襄子、聂政为严遂报仇刺韩傀，这种思想行为的产生虽有其历史原因，却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
但书中也对忧国爱民、破旧立新、重用贤人等思想进行了赞颂，这是值得继承的。比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有才能的人，更不懂得忧国爱民。齐宣王听后顿时悔悟，任命了有才能的人就任官职，齐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又如，赵武灵王勇于冲破赵国贵族集团的重重阻力，弃旧图新，实行了“胡服骑射”，赵国实力由此强盛。这种“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改革思想，至今仍值得肯定。再如，姚贾劝秦王在用人问题上应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鲁仲连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这些见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反映出古人在用人方面的朴素辩证观。
《战国策》中的语言论辩艺术
《战国策》中记载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之辞，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对辩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色和技巧对今天我们辩论、演讲、谈话以及回答他人提问仍有借鉴价值。
首先，言语有气势，善用铺张。
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言语表达全面缜密、有自信、有气势，会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敢稍加怠慢，从而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战国策·秦策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惠王的话：“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段话用词华丽，颇具气势，充分显示出苏秦对秦国各方面情况有着详细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从而增强听者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其次，恰当地引史据典。
言论讲究有理有据，有理就是讲道理，有据就是摆事实。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提倡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物和事例作为论据，并信手拈来古代的经典名句作为道理，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言辞更具说服力和真理性，同时可以展现自己渊博的才学和谦谦君子的风范。据统计，《战国策》中引用古人的事迹达143次，像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就举了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齐桓公的例子来证明要统一天下，非战不可。而《战国策》中纵横家们引用《诗经》《周易》《尚书》《春秋》等典籍中的句子和生活俗语来讲道理的也随处可见。这些名句和俗语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听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效果上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巧妙运用意深趣浓的寓言。
寓言，就是用假托故事或以物拟人的手法，使人从中获得启示。在论说中我们不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考虑对方心理和承受力，避免事与愿违，而巧用寓言说明道理则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战国策·燕策二》中记载赵惠王将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阻止惠王出兵，惠王对苏代的劝说必存戒心，这为苏代的劝谏设下障碍。若直言相劝，恐难以消除惠王的防备之心，甚至可能被当作敌人对待。于是苏代以“鹬蚌相争，渔者得利”的寓言，形容燕、赵和秦三国的关系，让惠王思考其中的道理：攻打燕国对赵国百害而无一利，最终燕赵只会如鹬蚌一样落入渔父强秦之手。惠王听后放弃了出兵的
念头。
最后，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去说明道理。
有些道理直接阐述，难以把问题讲明白，而借助打比方则既提高了言语的表达效果，又便于对方的理解。《战国策·楚策四》中记载楚襄王不听庄辛劝告，亲信小人，荒淫恣肆，结果遭到了秦国的连年进攻，兵败地削。情急之下他又问庄辛如何是好。庄辛则用蜻蛉、黄雀、天鹅自以为没有忧患却终遭杀身之祸来作比喻，意在强调国君不应丧失警惕，而要励精图治才能保邦兴国，若一味贪图享乐和安逸必将身死国破的道理。三个比喻由小而大，步步紧逼，顷襄王听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其明理设喻之效，不言而喻。
《战国策》寓言故事三则
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读作zhī，古代盛酒的器具，类似壶）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齐策二》）
楚国有个贵族祭过祖先，把一壶酒赐给门客。门客相顾商议：“这酒，几个人喝不够，一个人享用却有余，让我们各在地上画一条蛇，先画成的请饮此酒。”有个门客率先完成，取过酒壶准备先喝，他左手持壶，右手又在地上画了起来，并说：“我还可以为蛇添上脚呢。”蛇脚尚未画完，另一门客也画好了，于是夺过他手中的酒壶，说：“蛇本无脚，你怎能给它硬添上脚呢？”便喝了那壶酒。这个寓言本来是齐国使者陈轸劝说楚国大将昭阳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只会招致杀身之祸。如今，人们用“画蛇添足”来讽刺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人，意在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律性，不能随意改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三人成虎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魏策二》）
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葱要陪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行前对魏王说：“现在，如果有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庞葱说：“如果是两个人说呢？”魏王说：“那我就要疑惑了。”庞葱又说：“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葱说：“大街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好像真有老虎了。如今邯郸离魏都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背后毁谤我的人可能也不止三个。希望您能明察秋毫。”庞葱讲这个寓言意在劝诫魏国国君要明辨是非，不要听信谗言。但魏王却没有做到。当太子充当人质期满回国后，庞葱再未能获得魏王的召见。如今我们用“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南辕北辙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读作háng，道路）。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魏策四》）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我想到楚国去。”我说：“您既然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面，为什么往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他又说：“我的车夫善于赶车。”这几样越好，反而会离楚国越远啊！原文中的“臣”指魏国大臣季梁，他听说魏王准备攻打赵国，以武力建立霸业、取得威信，急忙以这个寓言进行劝谏，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实现愿望，而且会离愿望越来越远。“南辕北辙”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目的愈远。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料汇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谋略和论辩之辞。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之间，斗争尖锐而频繁。一个国家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除了富国强兵之外，尤其需要有合适的谋士为国君出谋划策，并肩负出使各国的使命。于是，当时出现了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的人，他们讲求如何揣摩国君的心理，运用纵横捭阖之术，约结盟国，孤立和打击敌国，他们“出奇策异智”，可以折服千军万马，可以“运亡为存”，可以左右几个国家的局势，从而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
当时的纵横家，比较著名的有公孙衍、张仪、苏秦、虞卿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所不同，却都有着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对外交游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国君的技艺，展现自己的谋略和外交才能，他们不断地收集历史资料储以备用，并把自己在各国间从事的外交活动记录下来用以反思，有的甚至还亲自拟作，以练习雄辩的技能。《战国策》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在西汉末期以前，这些纵横家留下的文章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更没有《战国策》这本书。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体例不一，文字也错乱难读。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纷争的历史，很有史料价值，便对其进行校正、删减和补充，最后采用国别体，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魏、中山十二国，将其编撰成书，共三十三卷，取名为《战国策》。刘向曾说：“臣向（指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战国策》的书名是刘向整理后所加，策是策谋的意思，后世有人将其理解为书策（写字用的竹简），则与刘向的原意不合。
《战国策》成书后，东汉学者高诱为它作注，和原书一起流传。但由于此书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倡导的儒家主流思想不一致，因此一直未受到重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有所散佚，到北宋时原书已缺十一卷。后经著名文学家曾巩细心访求，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南宋时，姚宏搜罗了多种《战国策》版本，加以校订整理，并作了续注，流传至今，通称“姚本”。与姚宏同时，鲍彪也注释此书，他的工作有不少缺憾，元代吴师道又为其作补正，和鲍注一起流传，通称“鲍本”。我们今天常用的《战国策》属于“姚本”系统，但也将鲍彪等人的注释加入其中以便参考。
后世对《战国策》的评价渐趋公正
前面已经谈到，《战国策》宣扬的是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与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冲突，即使是整理者刘向也认为该书的思想与儒家不同，只是由于其内容和文采还颇具价值，才加以整理。因此他所持的热情并不高，书中有些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或繁或简，反映了他“除重复”做得不够彻底。
宋代苏洵、苏轼父子虽喜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从来不敢给予公开的赞许。曾巩则把《战国策》中的言论和策谋斥为“邪说”，“为世之大患”。南宋叶适则说《战国策》中十之七八是“儇陋浅妄之夸说”，搅乱了道德礼义，“为学者心术之巨蠹”（《学习记言》）。到了元明清时期，学者在谈及《战国策》一书时，基本都是排斥其思想而称赞其文章，很少做全面评价。像清代陆陇其就说《战国策》“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
可见，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多视《战国策》为离经叛道之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对它做过客观公正的
评价。
现代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战国策》，从而对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评价也渐趋公允。
就内容来说，《战国策》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这部书向世人展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所述战国之事多取材于此。据学者统计，《史记》征引借鉴《战国策》之文有149处之多。“战国”作为特定的时代名称也始于《战国策》。至于《战国策》的文采则是古今学者都赞赏的，甚至有“文辞之最”的美誉，对后世史传文和议论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思想来说，《战国策》中记载有些策士为了追名逐利朝秦暮楚，有些策士为报私怨拨弄是非相互倾轧，施展计谋坑害对方，有些策士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为“知己者”拼死卖命，甚至做出刺杀等极端行为，如豫让为智伯报仇刺赵襄子、聂政为严遂报仇刺韩傀，这种思想行为的产生虽有其历史原因，却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
但书中也对忧国爱民、破旧立新、重用贤人等思想进行了赞颂，这是值得继承的。比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有才能的人，更不懂得忧国爱民。齐宣王听后顿时悔悟，任命了有才能的人就任官职，齐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又如，赵武灵王勇于冲破赵国贵族集团的重重阻力，弃旧图新，实行了“胡服骑射”，赵国实力由此强盛。这种“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改革思想，至今仍值得肯定。再如，姚贾劝秦王在用人问题上应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鲁仲连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这些见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反映出古人在用人方面的朴素辩证观。
《战国策》中的语言论辩艺术
《战国策》中记载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之辞，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对辩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色和技巧对今天我们辩论、演讲、谈话以及回答他人提问仍有借鉴价值。
首先，言语有气势，善用铺张。
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言语表达全面缜密、有自信、有气势，会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敢稍加怠慢，从而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战国策·秦策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惠王的话：“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段话用词华丽，颇具气势，充分显示出苏秦对秦国各方面情况有着详细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从而增强听者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其次，恰当地引史据典。
言论讲究有理有据，有理就是讲道理，有据就是摆事实。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提倡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物和事例作为论据，并信手拈来古代的经典名句作为道理，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言辞更具说服力和真理性，同时可以展现自己渊博的才学和谦谦君子的风范。据统计，《战国策》中引用古人的事迹达143次，像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就举了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齐桓公的例子来证明要统一天下，非战不可。而《战国策》中纵横家们引用《诗经》《周易》《尚书》《春秋》等典籍中的句子和生活俗语来讲道理的也随处可见。这些名句和俗语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听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效果上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巧妙运用意深趣浓的寓言。
寓言，就是用假托故事或以物拟人的手法，使人从中获得启示。在论说中我们不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考虑对方心理和承受力，避免事与愿违，而巧用寓言说明道理则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战国策·燕策二》中记载赵惠王将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阻止惠王出兵，惠王对苏代的劝说必存戒心，这为苏代的劝谏设下障碍。若直言相劝，恐难以消除惠王的防备之心，甚至可能被当作敌人对待。于是苏代以“鹬蚌相争，渔者得利”的寓言，形容燕、赵和秦三国的关系，让惠王思考其中的道理：攻打燕国对赵国百害而无一利，最终燕赵只会如鹬蚌一样落入渔父强秦之手。惠王听后放弃了出兵的
念头。
最后，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去说明道理。
有些道理直接阐述，难以把问题讲明白，而借助打比方则既提高了言语的表达效果，又便于对方的理解。《战国策·楚策四》中记载楚襄王不听庄辛劝告，亲信小人，荒淫恣肆，结果遭到了秦国的连年进攻，兵败地削。情急之下他又问庄辛如何是好。庄辛则用蜻蛉、黄雀、天鹅自以为没有忧患却终遭杀身之祸来作比喻，意在强调国君不应丧失警惕，而要励精图治才能保邦兴国，若一味贪图享乐和安逸必将身死国破的道理。三个比喻由小而大，步步紧逼，顷襄王听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其明理设喻之效，不言而喻。
《战国策》寓言故事三则
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读作zhī，古代盛酒的器具，类似壶）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齐策二》）
楚国有个贵族祭过祖先，把一壶酒赐给门客。门客相顾商议：“这酒，几个人喝不够，一个人享用却有余，让我们各在地上画一条蛇，先画成的请饮此酒。”有个门客率先完成，取过酒壶准备先喝，他左手持壶，右手又在地上画了起来，并说：“我还可以为蛇添上脚呢。”蛇脚尚未画完，另一门客也画好了，于是夺过他手中的酒壶，说：“蛇本无脚，你怎能给它硬添上脚呢？”便喝了那壶酒。这个寓言本来是齐国使者陈轸劝说楚国大将昭阳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只会招致杀身之祸。如今，人们用“画蛇添足”来讽刺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人，意在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律性，不能随意改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三人成虎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魏策二》）
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葱要陪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行前对魏王说：“现在，如果有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庞葱说：“如果是两个人说呢？”魏王说：“那我就要疑惑了。”庞葱又说：“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葱说：“大街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好像真有老虎了。如今邯郸离魏都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背后毁谤我的人可能也不止三个。希望您能明察秋毫。”庞葱讲这个寓言意在劝诫魏国国君要明辨是非，不要听信谗言。但魏王却没有做到。当太子充当人质期满回国后，庞葱再未能获得魏王的召见。如今我们用“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南辕北辙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读作háng，道路）。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魏策四》）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我想到楚国去。”我说：“您既然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面，为什么往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他又说：“我的车夫善于赶车。”这几样越好，反而会离楚国越远啊！原文中的“臣”指魏国大臣季梁，他听说魏王准备攻打赵国，以武力建立霸业、取得威信，急忙以这个寓言进行劝谏，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实现愿望，而且会离愿望越来越远。“南辕北辙”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目的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