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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金银原始冶炼方法，并已认识到金银的贵重；中国古代金银制品的制作与使用，从一开始就与原始的审美观相结合，这一点对中国以后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它们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的总趋势。
早期的黄金主要用来制作珍贵的装饰品。近几十年来，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等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如金叶、金片、金箔、金笄、金耳坠(图2)、金臂钏等。但多为缺少纹饰的小件饰品，至今尚未发现金银器皿。商代的金制品，比较集中出土在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多为大中型墓葬中随葬品上的装饰，墓主多为王侯，说明当时的金器主要为上层贵族所使用。北京平谷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金笄，说明当时已掌握了浇铸黄金的技术。殷墟出土的金箔厚仅0.01毫米，其薄如纸，光亮如新，检测发现经过锤锻加工和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掌握了黄金冷加工和再结晶退火技术。1978年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金面人头像和金杖，金面罩的制作使用了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台剂，金杖上錾刻的两个带冠头像和四组鱼鸟纹则有可能是中国金器上最早的錾刻花纹图案。
西周金器的种类及出土地与商代基本相同。但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12件金带饰、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的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件。另外，金银平脱在当时也已出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觚，器身上饰有三道金箔，并在其中的两道金箔上镶嵌绿松石和蚌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平脱制品。
尽管商周时期的金制品发现得还不多，但从已出土的实物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图3)。商周金器的这种地区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源性和不平衡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黄金在上层社会中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同时还出现了银制品，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也是金银器发展迈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现存最早的金器皿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勺、杯等金器(图4)，银器则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楚国银叵，湖南长沙近郊出土的有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题铭的银皿等最为有名。
尽管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已知最早的金银器皿几乎均出自楚国统治区域，而中原及其他诸侯国，极少有金银器皿发现，说明楚人可能最先掌握了金银冶炼及制造技术。
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铸，再合范浇铸成型的制造方法以及各种器物大量使用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金银工艺是在借鉴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时期的北方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器物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如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同墓中出土的迄今为止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1957年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一座匈奴墓中出土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罔5)。出上实物表明，匈奴金银器_已分别采用了捶揲、压印、镶嵌、雕铸等工艺，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装饰技巧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秦国及秦王朝的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尚未发现银制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都是表现得最突出的。
近年，在陕西风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战国墓中已发现秦国黄金制品百余件，主要有金带钩、金节约、金方策、金虎、金啄木鸟、金串珠、金泡等(图6)。此外，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1992年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的三把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根据风翔和宝鸡等地所出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私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似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个，银制件983个。秦俑坑的五个探方内也出士有金节约、金泡等。在山东淄博窝托衬西汉齐王刘裹陪葬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制作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的鞲金龙凤纹银盘，说明秦代已开始制造金银器皿。根据对出土实物的研究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造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粘胶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秦的金银器目前发脱小多，但从文献记载分析，秦的金银器数量应是相当大的。因秦陵地宫至今尚术发掘，真实情况还不得而知。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制造有了发展。从文献中两汉皇帝动辄以千斤、万斤计的黄金赏赐臣下的记载看，汉代金银产量相当火，这为金银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汉代流行的使用黄金饮食器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功效的观念，一方面直接刺激了会银器的制作和上层贵族对金银器皿的占有，另一方面也给汉代金银器的使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对后代的金银器制造和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悄代鼎盛局面的出现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各地出土的各利，金银器表明，两汉的金银器使用已较为广泛，数量、品种、制作工艺均远远超越先秦时代。除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器皿、钱币、车马器、金印、金银针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图7)。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制造除在蜀郡、广汉等地设有官营作坊外，上层贵族私自造作金银器的风气也很盛。如《太平广记》记载汉光武皇后之弟郭况“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冶铸之声，彻于都鄙”。由此可见其作坊规模之大。由于受到原料、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民间私自造作金银器的现象尚未出现。
汉代以前，中国处于青铜器所表现的尊贵威严的时代氖围中，金银工艺不可避免地成为青铜工艺的附庸，受到青铜工艺左右。金银饰件为主的金银器多由范铸而成，采用浮雕或立雕的形式，整体造型古朴生动，恰当地反映了当时质朴粗放的社会意识。
汉代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已脱离了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逐渐走上了 独立发展的道路。与先秦时期的成型方法相比，汉代多以锤揲、焊接法成型，范铸成型者减少。图案花纹的加工，一般是先锤打呈立雕和浅浮雕后，再用镌刻等方法处理细部，而先秦时期的金银器上的纹饰简约，且多为压印和铸造而成。此外，掐丝镶嵌、焊接、炸珠等工艺也在汉代广泛使用。最能体现两汉金银器制造工艺水平的，是河北定县东汉墓、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及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金银饰品，它们大多采用掐丝镶嵌和金粒焊缀的手法，形制精巧玲珑，色彩富丽，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外来金银器开始传人中国。最典型的当数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刘襄墓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银盒，造型、纹样和工艺几乎完全相同，均采用捶揲技术制成，器表凹凸不平的水滴状花瓣纹饰，犹如浮雕(图8)。这种装饰风格的器物在中国从未见过，而波斯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金银器上却普遍采用这种工艺和纹样，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件器物当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波斯或罗马地区的银器。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件银盒的盖顶均铆合三个铜首钮，盒下铆合高圈足铜座，与银质器身并不协调，显然是后来安装上去的，看上去像中国的传统器物“豆”，它们应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欣赏和使用习惯，将外来物品改装成新的中国式的器物。
外来器物的传人，影响了当时的制造工艺。如江苏邗江东汉墓所出的金银器上的炸珠、掐丝、累丝等新工艺的出现，正是西方工艺影响的结果。该墓中还出土了具有西方金器风格的王冠形饰和金丝编织的刀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西方金银工艺特点和风格的金银器上，也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如有龙的形象和“宜子”等字样。实际上，这正是两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在金银器制作上的具体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
朝代更换频繁，社会的动荡不宁，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制造大受影响。但此时金银器仍然表现出了一些进步和明显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特点，即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不断创新并出现了不少明显具有异域风格的器物。
这一时期金银器的使用数量比两汉时期大为增加，如北魏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河间王元琛好马，其喂马用银槽，拴马用金锁环，所藏金瓶银瓮100多口，还有很多金银餐具、酒具等。他曾陈列所藏宝器，以示富豪。而南齐的肖颖胄摆宴时，则是“银器满席”。又梁武帝时的一位荆州刺史，临终前遣人进献金银器，竟达千余件。这些记载说明，金银器风行上层社会。另外，文献中关于馈赠、赏赐、贡献、偷盗、查抄金银器的记载也相当多，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普及情况。
从考古发掘看，当时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即镯、钗、簪、环、珠和各种雕镂、锤铸的饰件、饰品等，同汉代相比，生活器皿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在制作工艺上，也比汉代更为精细、发达。如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的花瓣形金片，上面镂空出花纹，还嵌以非常细小的金珠；另一件半圆形金片，用金丝和细金珠互相勾嵌出别致的花纹，技艺之高超，令人惊叹。在器物的装饰方面，则几乎完全摆脱了青铜器的影响，模压工艺开始影响大型器物的图案制作。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之一，金银器上的表现极为明显。有些器物既具有中原汉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兼有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风格。有些器物无论纹饰、形制，均具有明显的外来色彩。此外，这时的金银器也从佛教艺术中吸取了不少养分，比如佛教艺术中常见的装饰题材忍冬、莲花、飞天等图案已经开始出现在了当时的金银器上。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又兼收并蓄，吸取了不同民族以及西方国家金银制造工艺的精华，厚积待发，为唐代金银器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的金银器
唐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制造和使用的鼎盛时期。在当时，金银器的使用已成为上层社会竭力追求的一种时髦。庸代金银器的使用数量之大，既不是前代所能比拟的，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如文献记载，翰林学士王源中因踢得一脚好球大受文宗赏识，一次赐金碗24个(图9)；淮南节度使王播为邀恩取宠，竟一次向敬宗皇帝进奉大小银碗3400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每次也动辄几十上百件，均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乃至轰动。统计表明，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比唐代以前各个朝代所出金银器的总和还要多出几倍。这些均足以证明唐代制造和使用金银器的盛况。
在唐代，不但金银器的大量使用是受到西方习俗影响的结果，而且，由于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王朝等地区的造型及纹饰，还使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唐代的金银器，既有直接传自域外的产品(图10)，也有真伪难辨的仿制品，但更多的则是造型与纹饰方面中西合璧的产品。而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以及人们对外来文化所持有的宽容心态。
由于唐代金银器主要供上层统治者使用，而都城长安又是皇室贵族、达官显宦云集之地，长安也就成了金银器制造和使用最多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出土唐代金银器皿千余件，三分之二以上出自西安及周边地区。
正如唐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一样，唐代金银器的种类也极其繁多。既有碗、盘、杯、壶等饮食器，也有罐、锅、盒、铛等药具，此外，还有各种卫生用具、化装用具、宗教用具以及殡葬用具等，真可谓应有尽有。而数量最大、制作最精美的当数食器、药具和茶具(器)等生活器皿。如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70余件金银器中，绝大部分是饮食器，多是稀世之珍(图11)。这一点应与当时崇尚奢华、盛行服食金丹以及茶道流行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金银器种类繁多，每种器物又有多种造型，各种造型普遍浑圆饱满，显示出昂扬自信的情绪和勃勃生机。在纹饰设计方面，简与繁、疏与密、动与静运用巧妙，使唐代金银器具备了一种成熟而大气的美，突破了金银器最易出现的纤巧有余而气势不足、富贵有余而高雅不足的局限。在装饰构图方面，大多自由又有规范，灵活而又不失法度，尤其讲求对称呼应，注重在比例与权衡中谱写节奏和韵律，表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无独有偶，同样在盛唐、中唐之交成熟起来的以杜甫、颜真卿为集大成的律诗和楷书，也具有这种特质。它们保留了盛唐以来的那种磅礴气势与情怀，并在形式上加以规范定型，使之严整有序，成为唐以后历代效法的艺术典范。可以说，透过种类繁多的造型、绚丽多采的纹样，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唐代社会生活的五彩缤纷，而且还可领略到唐代文化艺术的雄浑博大。
由于金银原料珍贵，金银器制作 工艺复杂，产品多由少数人享用，开设金银手工业作坊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工匠也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具有高超的技艺，使得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由皇室和中央官府作坊垄断。由于主要是政府官营，且主要是满足帝王们的奢侈享受，所以，大多数唐代金银器都特别显示出了一种不计工本、尽善尽美的皇家气派以及当时社会的最高科技水平。唐代金银器所反映的科技水平，也常常令后人叹为观止(图12)。
唐人在金银器制作上倾注的热情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同时金银器的制造还影响着其他器物的制造，引导着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唐代金银器的造型之别致、种类之齐全、纹饰之精美、工艺之高超、内涵之丰富，不但是唐代其他质地的物品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也堪称中国古代历朝金银器之最。
唐以后的金银器
唐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日益商品化，金银器的使用逐渐扩大至社会中下层。宋元时期不仅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大量使用金银器，甚至连妓馆酒楼也大量使用金银器。
这一时期金银器的艺术风格更加世俗化、民族化。与唐代相比，除龙、凤外，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神怪异兽形象不再出现，纹饰题材更多地来源于现实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纹饰还受到了当时文人诗画的强烈影响，出现了不少表现人物亭阁或錾刻诗词文章的作品。这类作品为唐代所不见，它们大多意趣恬淡，趣味高雅。也正因为如此，使宋代金银器表现出了清秀典雅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此外，唐代金银器中曾经大量出现的具有强烈外来色彩的器物，在宋代已全然不见，表明从魏晋开始的金银器民族化进程已正式完成(图13)。
明清时期金银器的风格义发生了很人变化。金银器造型更加多样化、纹饰更加繁缛、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有的器物所需上序竞达数十甚至上百道，仙是除了珠光宝气，更加富丽堂皇外，既不见唐代金银器那种勃勃生机，也缺乏宋元金银器那种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总之，明清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米或丰满富丽，或清秀典雅的风格，而越来越趋于浓艳、华丽，宫廷气息越来越浓厚。此外，明清两代金银器还再次呈现出与其他器物棚结合的趋势，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璧产品，其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如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宅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图14)。
当然，明清两代的金银器也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体说来，明代金银器尚未脱堪牛动占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及的。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
金银器是用贵金属制成的，材料小身就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保存价值，再加上金银器的制造对工艺和技术要求较高，因此，相对于其他质地的器物，金银器的作伪现象要少得多。一股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土作假，如以铜、铅、锡等冒充金银或以鞲金金银器假冒真金银器，以此牟取高额利润。日前的技术手段对金。银器质地的鉴别已能做出比较精确的测定。比如器物金银含量的成色测定，对金银器内所含其他金属成分及其含量的测定，甚至对一件金银器不同部位的金银含景，亦能分别做出测定。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勺、杯等金器，其含金量均在85％以上，并含有少量的银和微量铜；浙江龙游县出土的明代金杯，其上部含金量为73％，足与把含金量却只有60％，其足为空足，为使金杯内盛放酒液后，不至于重心不稳，空足内还加铁以配重。
除材料质地作假外，占玩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些古代金银器的复仿制品。一般说来，复制品均按出土实物进行复制，其外形、纹饰与原器酷似，很容易迷惑收藏者。若非对原器相当熟悉并进行反复揣摩，是很难识别其真面目。仿制品的形制和装饰花纹一般都有所依据，但仿制时大多经过改型或改绘，然后拼凑成型的器物。这两类器物的制作水平都很高，但是只要掌握了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历代金银器的资料、各时代金银器的器形特点装饰特点及制作工艺，然后对器物逐项观察分析、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其破绽和漏洞，最终判明其真伪。
关于时代鉴定，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金银器物，由于有明确的墓葬年代地层关系以及其他伴出物，其时代或时期的判断相对比较容易。面对那些非正规考卉发掘发现的金银器和传世品的时代，则只能通过铭文、造型纹饰、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进行间接的推断。
铭文 铭文是断代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看，唐代中期以前金银器上的铭文很少见。唐代中期以后，有铭文款识的金银器显著增多(图15)。借助铭文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器物的时代，了解器物的名称、用途、制作机构等相关信息。有些金银器虽然没有铭文，但却可以通过同地伴出的其他形制相近的金银器上的铭文或同已知同类器物的特点相对照，间接进行年代推定。
造型 古代金银器的造型和种类极为丰富多样。每个时代都有其流行的器物、款式。唐以前的金银器主要是饰物和饰什，以杯、碗、盘、壶为主的器皿足唐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在各种器皿中，盘在唐、术、元时期都是比较常见的，世桃形和双桃形的则仅见于唐代，蕉叶形碗和鸡冠壶则分别是宋、辽特有的器物。再如杯，从魏晋到明清都是比较多见的，但八曲长杯主要流行于魏晋至唐，以后则很少见。而有着比较明显外来风格的高足杯、带把杯电主要流行于魏晋至唐代中前期(图16)。同样造型的金银器皿，在不同的时代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如宋代器皿造型轻薄小巧、纤柔雅观，纹饰上追求诗情画意；而唐代器皿普遍形体高大、造型厚重丰盈有气势。另外，每个时代的器物也有其独特的时代风貌，如商周的简约灵巧，春秋战国的清新活泼，两汉的粗放工整，魏晋南北朝的异域情调，唐代的富丽堂皇，宋元的清秀典雅，明清的华丽浓艳等。只要把握了这些时代特点，各时代的器皿就很容易分辨了。
纹饰纹饰是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形象写照，它往往展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依据纹饰断代，主要应该掌握三点：第一，各个时代或地区所特有的某种纹饰。如摩羯纹只见于唐代而其他时代均不见。以动物纹为主题纹饰的各种金牌饰只出现在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北方匈奴地区(图17)。第二，同一纹饰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如，各个时期的龙凤纹样有明显不同，唐代的龙一般以单个出现，三爪，形象较为朴实。明代的龙多成对出现，或为二龙戏珠，或为行龙赶珠，五爪，极富神异色彩。唐代的凤有的像长尾鸟，有的像孔雀，与飞禽悬殊不大。明代的凤则身体卷曲，形象凶狠。第三，参考其他质地器物上的纹饰。由于受特定时代氛围的限制，同一时代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在装饰题材上往往表现出相似或相同的特点。如战国金盏上的蟠螭纹、云雷纹，大量出现于同时期的青铜器上。唐代金银器上的宝相花、团花、绶带纹等图案，在铜镜、丝织品上也大量存在。因此，在利用纹饰断代时，应尽可能多参考其他质地的文物。
制作工艺从商周至明清，每一时代都在继承前代工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并由此形成各自时代的工艺特点。两汉以前因受青铜工艺的影响，主要采用范铸工艺(图19)。两汉时期除范铸工艺外，还从西方传人了金丝抽拔与炸珠焊接等技术。魏晋以后，青铜工艺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器物的成型及装饰主要采用捶揲和錾刻等工艺。宋、元时期流行夹层技法，自秦汉以来习见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不见。花丝、镶嵌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点烧透明珐琅工艺只有清代才有。
对于考古发掘的金银器来说，墓葬、遗址或同出的其他器物的年代也对断定金银器的年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金银器本身具有传承性，可历经岁月，世代相传，即便是同一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确定金银器的制造是否与入葬时间属同一时代，仍然需要其他证据来说明。比如，唐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制造年代不一定是唐代，而很有可能是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对于这种情况，只要掌握了各时代器物的主要特点，也是不难做出正确判断的。
早期的黄金主要用来制作珍贵的装饰品。近几十年来，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等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如金叶、金片、金箔、金笄、金耳坠(图2)、金臂钏等。但多为缺少纹饰的小件饰品，至今尚未发现金银器皿。商代的金制品，比较集中出土在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多为大中型墓葬中随葬品上的装饰，墓主多为王侯，说明当时的金器主要为上层贵族所使用。北京平谷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金笄，说明当时已掌握了浇铸黄金的技术。殷墟出土的金箔厚仅0.01毫米，其薄如纸，光亮如新，检测发现经过锤锻加工和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掌握了黄金冷加工和再结晶退火技术。1978年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金面人头像和金杖，金面罩的制作使用了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台剂，金杖上錾刻的两个带冠头像和四组鱼鸟纹则有可能是中国金器上最早的錾刻花纹图案。
西周金器的种类及出土地与商代基本相同。但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12件金带饰、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的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件。另外，金银平脱在当时也已出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觚，器身上饰有三道金箔，并在其中的两道金箔上镶嵌绿松石和蚌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平脱制品。
尽管商周时期的金制品发现得还不多，但从已出土的实物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图3)。商周金器的这种地区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源性和不平衡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黄金在上层社会中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同时还出现了银制品，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也是金银器发展迈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现存最早的金器皿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勺、杯等金器(图4)，银器则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楚国银叵，湖南长沙近郊出土的有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题铭的银皿等最为有名。
尽管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已知最早的金银器皿几乎均出自楚国统治区域，而中原及其他诸侯国，极少有金银器皿发现，说明楚人可能最先掌握了金银冶炼及制造技术。
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铸，再合范浇铸成型的制造方法以及各种器物大量使用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金银工艺是在借鉴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时期的北方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器物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如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同墓中出土的迄今为止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1957年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一座匈奴墓中出土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罔5)。出上实物表明，匈奴金银器_已分别采用了捶揲、压印、镶嵌、雕铸等工艺，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装饰技巧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秦国及秦王朝的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尚未发现银制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都是表现得最突出的。
近年，在陕西风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战国墓中已发现秦国黄金制品百余件，主要有金带钩、金节约、金方策、金虎、金啄木鸟、金串珠、金泡等(图6)。此外，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1992年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的三把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根据风翔和宝鸡等地所出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私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似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个，银制件983个。秦俑坑的五个探方内也出士有金节约、金泡等。在山东淄博窝托衬西汉齐王刘裹陪葬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制作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的鞲金龙凤纹银盘，说明秦代已开始制造金银器皿。根据对出土实物的研究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造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粘胶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秦的金银器目前发脱小多，但从文献记载分析，秦的金银器数量应是相当大的。因秦陵地宫至今尚术发掘，真实情况还不得而知。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制造有了发展。从文献中两汉皇帝动辄以千斤、万斤计的黄金赏赐臣下的记载看，汉代金银产量相当火，这为金银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汉代流行的使用黄金饮食器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功效的观念，一方面直接刺激了会银器的制作和上层贵族对金银器皿的占有，另一方面也给汉代金银器的使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对后代的金银器制造和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悄代鼎盛局面的出现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各地出土的各利，金银器表明，两汉的金银器使用已较为广泛，数量、品种、制作工艺均远远超越先秦时代。除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器皿、钱币、车马器、金印、金银针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图7)。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制造除在蜀郡、广汉等地设有官营作坊外，上层贵族私自造作金银器的风气也很盛。如《太平广记》记载汉光武皇后之弟郭况“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冶铸之声，彻于都鄙”。由此可见其作坊规模之大。由于受到原料、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民间私自造作金银器的现象尚未出现。
汉代以前，中国处于青铜器所表现的尊贵威严的时代氖围中，金银工艺不可避免地成为青铜工艺的附庸，受到青铜工艺左右。金银饰件为主的金银器多由范铸而成，采用浮雕或立雕的形式，整体造型古朴生动，恰当地反映了当时质朴粗放的社会意识。
汉代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已脱离了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逐渐走上了 独立发展的道路。与先秦时期的成型方法相比，汉代多以锤揲、焊接法成型，范铸成型者减少。图案花纹的加工，一般是先锤打呈立雕和浅浮雕后，再用镌刻等方法处理细部，而先秦时期的金银器上的纹饰简约，且多为压印和铸造而成。此外，掐丝镶嵌、焊接、炸珠等工艺也在汉代广泛使用。最能体现两汉金银器制造工艺水平的，是河北定县东汉墓、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及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金银饰品，它们大多采用掐丝镶嵌和金粒焊缀的手法，形制精巧玲珑，色彩富丽，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外来金银器开始传人中国。最典型的当数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刘襄墓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银盒，造型、纹样和工艺几乎完全相同，均采用捶揲技术制成，器表凹凸不平的水滴状花瓣纹饰，犹如浮雕(图8)。这种装饰风格的器物在中国从未见过，而波斯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金银器上却普遍采用这种工艺和纹样，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件器物当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波斯或罗马地区的银器。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件银盒的盖顶均铆合三个铜首钮，盒下铆合高圈足铜座，与银质器身并不协调，显然是后来安装上去的，看上去像中国的传统器物“豆”，它们应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欣赏和使用习惯，将外来物品改装成新的中国式的器物。
外来器物的传人，影响了当时的制造工艺。如江苏邗江东汉墓所出的金银器上的炸珠、掐丝、累丝等新工艺的出现，正是西方工艺影响的结果。该墓中还出土了具有西方金器风格的王冠形饰和金丝编织的刀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西方金银工艺特点和风格的金银器上，也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如有龙的形象和“宜子”等字样。实际上，这正是两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在金银器制作上的具体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
朝代更换频繁，社会的动荡不宁，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制造大受影响。但此时金银器仍然表现出了一些进步和明显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特点，即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不断创新并出现了不少明显具有异域风格的器物。
这一时期金银器的使用数量比两汉时期大为增加，如北魏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河间王元琛好马，其喂马用银槽，拴马用金锁环，所藏金瓶银瓮100多口，还有很多金银餐具、酒具等。他曾陈列所藏宝器，以示富豪。而南齐的肖颖胄摆宴时，则是“银器满席”。又梁武帝时的一位荆州刺史，临终前遣人进献金银器，竟达千余件。这些记载说明，金银器风行上层社会。另外，文献中关于馈赠、赏赐、贡献、偷盗、查抄金银器的记载也相当多，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普及情况。
从考古发掘看，当时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即镯、钗、簪、环、珠和各种雕镂、锤铸的饰件、饰品等，同汉代相比，生活器皿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在制作工艺上，也比汉代更为精细、发达。如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的花瓣形金片，上面镂空出花纹，还嵌以非常细小的金珠；另一件半圆形金片，用金丝和细金珠互相勾嵌出别致的花纹，技艺之高超，令人惊叹。在器物的装饰方面，则几乎完全摆脱了青铜器的影响，模压工艺开始影响大型器物的图案制作。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之一，金银器上的表现极为明显。有些器物既具有中原汉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兼有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风格。有些器物无论纹饰、形制，均具有明显的外来色彩。此外，这时的金银器也从佛教艺术中吸取了不少养分，比如佛教艺术中常见的装饰题材忍冬、莲花、飞天等图案已经开始出现在了当时的金银器上。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又兼收并蓄，吸取了不同民族以及西方国家金银制造工艺的精华，厚积待发，为唐代金银器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的金银器
唐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制造和使用的鼎盛时期。在当时，金银器的使用已成为上层社会竭力追求的一种时髦。庸代金银器的使用数量之大，既不是前代所能比拟的，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如文献记载，翰林学士王源中因踢得一脚好球大受文宗赏识，一次赐金碗24个(图9)；淮南节度使王播为邀恩取宠，竟一次向敬宗皇帝进奉大小银碗3400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每次也动辄几十上百件，均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乃至轰动。统计表明，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比唐代以前各个朝代所出金银器的总和还要多出几倍。这些均足以证明唐代制造和使用金银器的盛况。
在唐代，不但金银器的大量使用是受到西方习俗影响的结果，而且，由于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王朝等地区的造型及纹饰，还使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唐代的金银器，既有直接传自域外的产品(图10)，也有真伪难辨的仿制品，但更多的则是造型与纹饰方面中西合璧的产品。而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以及人们对外来文化所持有的宽容心态。
由于唐代金银器主要供上层统治者使用，而都城长安又是皇室贵族、达官显宦云集之地，长安也就成了金银器制造和使用最多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出土唐代金银器皿千余件，三分之二以上出自西安及周边地区。
正如唐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一样，唐代金银器的种类也极其繁多。既有碗、盘、杯、壶等饮食器，也有罐、锅、盒、铛等药具，此外，还有各种卫生用具、化装用具、宗教用具以及殡葬用具等，真可谓应有尽有。而数量最大、制作最精美的当数食器、药具和茶具(器)等生活器皿。如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70余件金银器中，绝大部分是饮食器，多是稀世之珍(图11)。这一点应与当时崇尚奢华、盛行服食金丹以及茶道流行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金银器种类繁多，每种器物又有多种造型，各种造型普遍浑圆饱满，显示出昂扬自信的情绪和勃勃生机。在纹饰设计方面，简与繁、疏与密、动与静运用巧妙，使唐代金银器具备了一种成熟而大气的美，突破了金银器最易出现的纤巧有余而气势不足、富贵有余而高雅不足的局限。在装饰构图方面，大多自由又有规范，灵活而又不失法度，尤其讲求对称呼应，注重在比例与权衡中谱写节奏和韵律，表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无独有偶，同样在盛唐、中唐之交成熟起来的以杜甫、颜真卿为集大成的律诗和楷书，也具有这种特质。它们保留了盛唐以来的那种磅礴气势与情怀，并在形式上加以规范定型，使之严整有序，成为唐以后历代效法的艺术典范。可以说，透过种类繁多的造型、绚丽多采的纹样，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唐代社会生活的五彩缤纷，而且还可领略到唐代文化艺术的雄浑博大。
由于金银原料珍贵，金银器制作 工艺复杂，产品多由少数人享用，开设金银手工业作坊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工匠也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具有高超的技艺，使得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由皇室和中央官府作坊垄断。由于主要是政府官营，且主要是满足帝王们的奢侈享受，所以，大多数唐代金银器都特别显示出了一种不计工本、尽善尽美的皇家气派以及当时社会的最高科技水平。唐代金银器所反映的科技水平，也常常令后人叹为观止(图12)。
唐人在金银器制作上倾注的热情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同时金银器的制造还影响着其他器物的制造，引导着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唐代金银器的造型之别致、种类之齐全、纹饰之精美、工艺之高超、内涵之丰富，不但是唐代其他质地的物品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也堪称中国古代历朝金银器之最。
唐以后的金银器
唐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日益商品化，金银器的使用逐渐扩大至社会中下层。宋元时期不仅皇亲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大量使用金银器，甚至连妓馆酒楼也大量使用金银器。
这一时期金银器的艺术风格更加世俗化、民族化。与唐代相比，除龙、凤外，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神怪异兽形象不再出现，纹饰题材更多地来源于现实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纹饰还受到了当时文人诗画的强烈影响，出现了不少表现人物亭阁或錾刻诗词文章的作品。这类作品为唐代所不见，它们大多意趣恬淡，趣味高雅。也正因为如此，使宋代金银器表现出了清秀典雅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此外，唐代金银器中曾经大量出现的具有强烈外来色彩的器物，在宋代已全然不见，表明从魏晋开始的金银器民族化进程已正式完成(图13)。
明清时期金银器的风格义发生了很人变化。金银器造型更加多样化、纹饰更加繁缛、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有的器物所需上序竞达数十甚至上百道，仙是除了珠光宝气，更加富丽堂皇外，既不见唐代金银器那种勃勃生机，也缺乏宋元金银器那种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总之，明清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米或丰满富丽，或清秀典雅的风格，而越来越趋于浓艳、华丽，宫廷气息越来越浓厚。此外，明清两代金银器还再次呈现出与其他器物棚结合的趋势，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璧产品，其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如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宅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图14)。
当然，明清两代的金银器也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体说来，明代金银器尚未脱堪牛动占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及的。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
金银器是用贵金属制成的，材料小身就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保存价值，再加上金银器的制造对工艺和技术要求较高，因此，相对于其他质地的器物，金银器的作伪现象要少得多。一股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土作假，如以铜、铅、锡等冒充金银或以鞲金金银器假冒真金银器，以此牟取高额利润。日前的技术手段对金。银器质地的鉴别已能做出比较精确的测定。比如器物金银含量的成色测定，对金银器内所含其他金属成分及其含量的测定，甚至对一件金银器不同部位的金银含景，亦能分别做出测定。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勺、杯等金器，其含金量均在85％以上，并含有少量的银和微量铜；浙江龙游县出土的明代金杯，其上部含金量为73％，足与把含金量却只有60％，其足为空足，为使金杯内盛放酒液后，不至于重心不稳，空足内还加铁以配重。
除材料质地作假外，占玩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些古代金银器的复仿制品。一般说来，复制品均按出土实物进行复制，其外形、纹饰与原器酷似，很容易迷惑收藏者。若非对原器相当熟悉并进行反复揣摩，是很难识别其真面目。仿制品的形制和装饰花纹一般都有所依据，但仿制时大多经过改型或改绘，然后拼凑成型的器物。这两类器物的制作水平都很高，但是只要掌握了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历代金银器的资料、各时代金银器的器形特点装饰特点及制作工艺，然后对器物逐项观察分析、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其破绽和漏洞，最终判明其真伪。
关于时代鉴定，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金银器物，由于有明确的墓葬年代地层关系以及其他伴出物，其时代或时期的判断相对比较容易。面对那些非正规考卉发掘发现的金银器和传世品的时代，则只能通过铭文、造型纹饰、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进行间接的推断。
铭文 铭文是断代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看，唐代中期以前金银器上的铭文很少见。唐代中期以后，有铭文款识的金银器显著增多(图15)。借助铭文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器物的时代，了解器物的名称、用途、制作机构等相关信息。有些金银器虽然没有铭文，但却可以通过同地伴出的其他形制相近的金银器上的铭文或同已知同类器物的特点相对照，间接进行年代推定。
造型 古代金银器的造型和种类极为丰富多样。每个时代都有其流行的器物、款式。唐以前的金银器主要是饰物和饰什，以杯、碗、盘、壶为主的器皿足唐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在各种器皿中，盘在唐、术、元时期都是比较常见的，世桃形和双桃形的则仅见于唐代，蕉叶形碗和鸡冠壶则分别是宋、辽特有的器物。再如杯，从魏晋到明清都是比较多见的，但八曲长杯主要流行于魏晋至唐，以后则很少见。而有着比较明显外来风格的高足杯、带把杯电主要流行于魏晋至唐代中前期(图16)。同样造型的金银器皿，在不同的时代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如宋代器皿造型轻薄小巧、纤柔雅观，纹饰上追求诗情画意；而唐代器皿普遍形体高大、造型厚重丰盈有气势。另外，每个时代的器物也有其独特的时代风貌，如商周的简约灵巧，春秋战国的清新活泼，两汉的粗放工整，魏晋南北朝的异域情调，唐代的富丽堂皇，宋元的清秀典雅，明清的华丽浓艳等。只要把握了这些时代特点，各时代的器皿就很容易分辨了。
纹饰纹饰是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形象写照，它往往展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依据纹饰断代，主要应该掌握三点：第一，各个时代或地区所特有的某种纹饰。如摩羯纹只见于唐代而其他时代均不见。以动物纹为主题纹饰的各种金牌饰只出现在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北方匈奴地区(图17)。第二，同一纹饰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如，各个时期的龙凤纹样有明显不同，唐代的龙一般以单个出现，三爪，形象较为朴实。明代的龙多成对出现，或为二龙戏珠，或为行龙赶珠，五爪，极富神异色彩。唐代的凤有的像长尾鸟，有的像孔雀，与飞禽悬殊不大。明代的凤则身体卷曲，形象凶狠。第三，参考其他质地器物上的纹饰。由于受特定时代氛围的限制，同一时代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在装饰题材上往往表现出相似或相同的特点。如战国金盏上的蟠螭纹、云雷纹，大量出现于同时期的青铜器上。唐代金银器上的宝相花、团花、绶带纹等图案，在铜镜、丝织品上也大量存在。因此，在利用纹饰断代时，应尽可能多参考其他质地的文物。
制作工艺从商周至明清，每一时代都在继承前代工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并由此形成各自时代的工艺特点。两汉以前因受青铜工艺的影响，主要采用范铸工艺(图19)。两汉时期除范铸工艺外，还从西方传人了金丝抽拔与炸珠焊接等技术。魏晋以后，青铜工艺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器物的成型及装饰主要采用捶揲和錾刻等工艺。宋、元时期流行夹层技法，自秦汉以来习见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不见。花丝、镶嵌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点烧透明珐琅工艺只有清代才有。
对于考古发掘的金银器来说，墓葬、遗址或同出的其他器物的年代也对断定金银器的年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金银器本身具有传承性，可历经岁月，世代相传，即便是同一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确定金银器的制造是否与入葬时间属同一时代，仍然需要其他证据来说明。比如，唐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制造年代不一定是唐代，而很有可能是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对于这种情况，只要掌握了各时代器物的主要特点，也是不难做出正确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