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到196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却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他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跃进”中，周恩来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境地。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的时候，周恩来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决不是个好兆头。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极度的不安。1957年，在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保证重点，提防脑子过热。
　　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他关心的是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地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然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人们热情空前高涨，有谁还敢去保持冷静的头脑？！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整整三年，周恩来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没过多久，“大跃进”没有把农民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冒进后的问题却“兵败如山倒”似地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灿烂远景”海市蜃楼般地消失了。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周恩来的心在颤抖，在滴血，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在新中国政权下并没有摆脱旧时的窘境。他，人民的总理，怎能深居红墙而视而不见呢？
　　在周恩来的记忆储库中没有“个人得失”的字眼，人民的得失就是他的得失，人民的悲喜就是他的悲喜。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领袖，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惟独不能从容地面对百姓的饥号！于是，从1960年到1963年，几年间，周总理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每一条战线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1961年5月3日，周恩来带领工作人员来到河北省武安县的伯延村公社。他这次到农村考察，带着三个题目：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村调查了4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及修配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农民们也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有顾虑，就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说好，我们就相信了；现在一调查，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12名社员代表都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社员代表不知道，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周总理一行早就“偷袭”了一次食堂。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用餐。干部们怕“露馅”，赶快叫社员先打饭吃。等总理一行人用餐时，根本见不到社员的影子，只见桌上为他们备了猪肉和鸡蛋。总理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是的，是的。”“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们需要。”于是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总理不会再去食堂了。可是第二天，总理又在另一个自然村的食堂出现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总理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玉米糊糊下肚了，总理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
　　总理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社员们挤了一大屋子。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饭。总理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墙上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大家依然不敢说。周恩来见一个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的中年人，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他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话，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您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作出一副豁出去了的模样：“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总理立起身子，认真地问：“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您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门，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处，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难受啊。老百姓在食堂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啊！“乡亲们，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不好，就不办！”
　　二廷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
　　“您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您也会饿死的！”
　　周恩来猛然一震，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好！二廷，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还有国库吗？您当总理的也要吃饭，国库没粮，您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睛潮湿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这当总理的能不难过吗？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清晨，周总理找到了二廷的家。“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看看床上，几个孩子还在梦乡。“二廷，真不容易啊！4个孩子，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啊！”“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那个最小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您带，我养得过来。”两颗热泪，顺着二廷这位才三十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脸颊上淌了下来。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在伯延村的几天里，周恩来总理总想争取“独立自由”。工作人员刚见他歪在椅边休息，转眼就不见了。大家好紧张，赶快分头去找。
　　那一天，总理发现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烟囱里冒烟，就去了解究竟。当时只让社员吃食堂，不让在家里做饭，住家的烟囱冒烟是不正常现象。冒烟的那户老农招呼他坐，周恩来一屁股就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和主人攀谈起来。
　　“您多大岁数了？”“65岁，老了，不中用了。”“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您留过辫子吗？”“留过。”“我也留过，还挺长的。”“甚？总理也有过辫子？”“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交谈起来格外亲切。“老哥，您为啥不入食堂？”“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儿过？粮多少还会有点儿的，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啊，不几天我们也退了食堂。”
　　“您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您是大官，谁还敢怎么样您？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掉的啊！”
　　老农张开嘴乐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
　　5月6日，周恩来临离开伯延村时，又召集社员开会，他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一齐“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地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
　　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位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跪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周恩来忙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扶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竟文绉绉地自责：“我失礼了，失礼了！”
　　总理的秘书找到老汉，指责他不应该跪拜。老汉动气了，说：“你这秘书好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你懂不懂？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地，清水洒路……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礼节似的……”
　　7日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主席挂通了电话，详细地汇报了这次在农村考察的情况。后来，他又给毛主席做了书面报告。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内“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七千人大会后，从1962年下半年起，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转机，“三年自然灾害”也随之缓解，农民渐渐渡过灾难时期，又有了新的希望……（据《江西廉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