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此处“赵将军”即指清末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赵尔丰是汉军正蓝旗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以纳捐为盐官,分发广东。后历任山西静乐永济县令,黄河工程总办等职务。由于他办事干练——“清狱治盗,躬自捕蝗”,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被委任为四川的地方官。1905年,刚愎自用、自称“凤老子”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巴塘土司擒杀,朝廷令赵尔丰参与平叛活动,赵尔丰开始了“剿办巴塘七村沟”,威名大震。从此,赵尔丰正式迈上经营边疆的官途。
　　
　　“赵屠夫”的改土归流
　　
　　1906年,清朝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授命为川滇边务大臣,这个职位与其他省督抚地位相当,他一跃成为封疆大吏。不过,也有人传言,赵尔丰的大臣一职是其兄赵尔巽在朝中活动,花了30万两白银得来的,所以当赵尔丰赴任时,川人极为不满。赵到成都就任后,省中官吏宴之于望江楼,有人写了一联悬楼上:“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赵尔丰前赵尔巽,尔巽一年,尔丰半年。”
　　但赵尔丰对此不以为然,迅速开始了改土归流活动, “土司改流,民命昭苏;喇嘛归政,社会安息;远近归附,四方宁谧,俨有行省之规模焉”。但是,实际上,赵尔丰治理川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改土归流”削弱了土司的权利,遭到他们的武力反抗,所以他在六年中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大小土司和昌都等地活佛的政治地位,甚至驱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官员。赵尔丰的成绩是用武力获得的,正如赵尔丰有一个外号“赵屠夫”一样,他素来主张武力行事。当年,在凤全被杀后,理塘的土司逃至桑披寺,赵尔丰围攻桑披寺长达数月,并切断水源,但仍未能得手。他大伤脑筋,直到有一天,有位士兵发现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该寺才被攻破,赵尔丰大量屠杀僧人,还将桑披寺付之一炬。四川的民众只要一提起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川督赵尔丰者,素以好杀为能,早有屠户绰号。”
　　
　　“屠夫”也清廉
　　
　　赵尔丰也有廉洁公正的一面,他曾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价以严惩。他训导地方官的话也成为名言:“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
　　赵尔丰考虑到清政府每年给经费一百万两,额度远不能满足自己需求,所以请求油捐与糖捐两项收入作为常项收入,协济兵食,这一请求得到了朝廷的应允。同时,又因为内地兵勇对于西藏糌粑食物等不适应,所以他建议将大米青稞两种,给发各半;同时开田引水,试验种植稻米。为了改良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赵尔丰还聘请了日本农技师池田、小岛两人到川边指导垦务。同时,他看到很多士兵因家眷在外,士气低落,于是就招募了大批士兵的家属前来,从事屯田、开矿、畜牧等工作,这样一来解决了军队粮饷以及发展个人经济的问题,二来士兵也有了相当的经济收入,能养家过活,生产、战斗积极性也得到提高。据称赵尔丰的边军很少缺钱花。
　　
　　革新习俗,兴办学校
　　
　　宣统元年(1909年)2月赵尔丰拟定著名的《改土归流章程》)。根据章程,赵尔丰在文化方面对川边地区进行革新。他认为边疆民族的风俗习惯过于野蛮,建议藏族人废除天葬,依照汉俗,实行土葬;凡是百姓,人人皆需剃发梳辫、洁面、着裤、戒烟、不得披头散发,不得随地出恭。对于教育文化,他也特别看重,兴学之初,藏民对学堂教育茫然无知,对让子女入学堂学习更有许多误解,所以藏民一听到办学校,群皆疑阻,认为送幼童入学是当差或者是支“乌拉” (“乌拉”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对官府的义务劳动),表现得很消极,并将子弟藏在寺庙和牧区,还纷纷雇贫家子弟冒名顶替。为此,赵尔丰派人奔走于冰天雪地之中多方劝导,令塘兵、商民及蛮头人子弟年龄及格者入堂学习并给以衣服,加以礼貌,联以情谊。
　　施行《改土归流章程》的地区实际上是与西藏政权争夺汉区和藏区之间的缓冲地带,进展比较顺利,虽然触动了当地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宗教特权,但它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的兴起,对川边地区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应该指出的是,赵尔丰对藏族风俗文化缺乏了解,有严重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欲凭借官威武力在藏区人民中树立威信。在这方面,他正与凤全一样,凤全平时“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香烟)铜斗击夷目首日:‘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声色俱厉”。赵尔丰在民众心中,是比不过张荫棠等人的。
　　
　　委以重任,兼任驻藏大臣
　　
　　1908年2月,朝廷任命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由于赵尔丰在川边的改革赢得了清中央的赏识,西藏噶厦深知赵尔丰主持藏政,必会有与川边一样的改革,于是派员前往查木多,调集藏兵,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1909年,赵尔丰越过金沙江向查木多(今昌都)和类乌齐进攻,次年与新军协统钟颖军会师于查木多,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一线,然后又进入波密地区。
　　赵、钟两军对所到之处的土司头人进行招抚,说服他们建立郡县。这次行军,流传有很多有趣传说。有史料记载到,“大军直入恩达,获噶伦登珠及随从四十余人”,当时赵尔丰在昌都,闻登珠解至,陈兵三十里,然而登珠“乘马不下,神色自如” 。赵尔丰以盛宴款待登珠,登珠也坦然入座,不以自己是囚。赵尔丰戏问曰:“何以被擒?”登珠曰:“两军对战,理应先约战期,鸣鼓对垒,以力相较,如此行劫,未足为武也。”尔丰听到此言,于是约好再战。但再次作战时,藏军皆不战溃散,登珠欲遁,甫上马,即被擒。史籍中的这些记载可能不符合实情,为后人误传以增加赵尔丰的军事才能而已。
　　
　　惠及百姓的“乌拉”改革
　　
　　在赵尔丰进军西藏过程中,曾到过中印传统边界线。宣统二年元月(1910年2月),赵尔丰饬令管带程凤翔率兵从盐井西进桑昂曲宗(今察隅县),次月赴下察隅勘查与英印接壤之传统分界。此后,盐局委员段鹏瑞受赵尔丰差遣,再次前去实地踏勘土地状况、人口清理、耕地及牲畜数量,赋税数量、寺庙及僧侣情况等都一一登记在册,并绘制了《闷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和《桑昂曲宗大江西面舆图》等舆图。另外,依据科麦委员夏瑚的报告,赵尔丰还奏请在下察隅设立州县:妥坝改为归化州,原梯龚拉改为原梯县,木牛甲卜改为木牛县丞。以后百姓上纳粮税、词讼案件,皆由所管县官管理。这些事迹在今日看来,颇具有历史意义,成为我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拥有主权的有力证据。
　　赵尔丰虽然尚用武力,但有时候对于百姓的生计颇为关心。当时,“乌拉”非常沉重。1909年2月,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乌拉章程》共26条,主要改革内容为:牛驮运不得超越120斤,背夫不得超越66斤,过重者,百姓可以拒雇;一匹马只准乘1人,随行货物不得超过20斤;雇佣的骑驮在“乌拉”途中倒毙者,官兵应给赔偿;以前“乌拉”支应者多为妇女,今后应徐图改良,男女均出,且50岁以下。“乌拉”改革是清末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及实施新政的诸多措施中带给百姓利处较多的一项措施,为遭受沉重“乌拉”支应的藏族百姓减轻了负担。
　　后人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其在镇压四川1911年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 “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为1928年西康的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尔丰改土归流必定昭然史册。后人在评价其功绩时说:“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也说:“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归附:指顺应改土归流),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让人感慨的是,宣统三年(1911年)时,清朝通知已经苟延残喘,朝廷让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而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尔丰失去官职,但仍握有重兵三千。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发兵将督署团团围住,命令敢死队二百多人冲进入赵尔丰的卧室。据说,当时赵尔丰还没有起床,他身旁有一个从川边带来的藏族丫头,身体健壮,携带佩刀,见人闯来,立即开枪抵抗,但被打死,后面的人蜂拥而入,将只穿了一件内衣的赵尔丰逮捕。随后,执至皇成明远楼侧,当场公审处决,枭首示众。一代边疆大吏,就此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