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检严格，常被理解为那里不甚安全；但同时，安检严格，因而检过的地方似乎非常安全。一直耳闻以色列安检甚严，果不其然。通过九曲十八弯的安检，我终于飞去又飞回。
　　我是那种一起飞就睡着、一分餐就醒、一吃完又睡着、一降落又醒的“高级生物”。隐约听见广播说快要落地了，我自动醒来，下意识把手放进兜里——咦，手机呢?冷静又迅速地想了想：上飞机，关手机，搁衣兜，没再掏出过。睡觉时滑落了?我四下里俯看，没有。自我搜身一遍，还是没有。后座有先生捅捅我：“你是不是找手机?”我连点头。他说空姐捡了。
　　在后机舱找到空姐，我的一句“请问，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手机?银白的?诺基亚的?”让三位空姐面面相觑半晌。其中一位问了我的座位号，接着她们开始用希伯莱语讨论。然后，另一位很艰难地说：“曾经有，好几个小时了，而且已经有人认领了……你的手机会不会丢在座位附近了?”又一次搜寻，仍然没有。
　　一位空姐突然悄悄问我：“有个红头发的胖胖的女人，是你母亲吗?”
　　”当然不是，我是中国人，怎么可能有个红发妈妈?”
　　我开始奇怪——她们根本不问我手机机型、机身特征。我用有生以来最缜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是倒着推的：“你们问认领的旅客手机有什么特征了吗?你们留有他的护照号吗?万一他冒领呢?”空姐哑然：“没有。我们觉得不会有人认领不是他的东西。”我继续：“如果冒领，你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飞机是个密闭空间，只要旅客不下飞机，东西不会丢。你们总该记得他长什么样儿吧?如果旅客疏散到机场，东西可就找不回了。手机可以再买，可里面的信息不再属于我了。那里有我在以色列的记忆，我需要它。”
　　“旅客落地就得下飞机，这是旅客的权利。”空姐找机长去了。同时机舱开始放人。
　　很快，机舱星只剩下机长、空姐和听不懂希伯莱语的我。有几个空姐开始开导我，用她们曾经丢东西的经历。但我固执地坚持我的“封闭空间理论”，并埋怨她们不核对信息就如此泛滥的信任。一番交流之后，机长向我道了歉，提出可以走快速通道，争取在行李转盘那儿截住那名旅客。当然，前提是认人的空姐的短期记忆靠谱。
　　忐忐忑忑终于来到转盘前，大部分旅客都散了。我的心开始凉了。正当我决定放弃时，一位空姐面露喜色，轻轻碰了碰机长。顺眼望去，一对中年夫妇正缓步前来。女士顶着一头火红的头发。男士步履略有蹒跚6在我看来，他们一见我们，走得更慢了。
　　机长和空姐耳语数句，很镇定地迎上前，说了短短几句希伯莱语。我以为接下来会有一场“腥风血雨”，比如自我辩护，或者是我弄错了，抑或空姐认错人了。结果很平静，男士回了一句希伯莱语，向女士做了个手势。女士快步走到我跟前，拉开随身挎包，好一阵儿翻腾。最后干脆把包里东西全掏了出来，堆在地上，好容易才从最深的角落里掏出了属于我的手机。她红发乱颤，语焉不详地嘟囔：“我们本想去你的公司，把它还你。”
　　安检了就一定安全吗?我不确定。哪里才有真正的安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