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霍林郭勒的白霍公路上，我拐进一条通往草原深处的小路，以避让疯狂的运煤卡车。
　　小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只有一只死去的沙雀，静静地躺在路中央，安详得仿佛睡着了。路边枯萎的艾蒿和泥胡在风中摇颤，几只蚱蜢在沙沙地飞。放眼远眺，一垛垛捆扎的草料，像吐司般分布在灰褐色的大草原上。
　　霍林郭勒因煤而兴，是内蒙古最富有的县级市，人均GDP甚至超过深圳。然而它的财富似乎并未外露——颓旧的街道、低矮的老楼，站在旅馆六层就能看见城市尽头，高耸的发电厂烟囱冒出滚滚白烟，融入空中连绵不绝的云彩，仿佛那是一座生产云朵的工厂。
　　中午过后，旅馆附近的餐饮店都午休了，只有一家火锅店还在营业。三个喝得半醉的男人仍未散桌，其中一个赤背文身。我找了个角落坐下，点了一盤羔羊肉和一份什锦蔬菜。赤背男硬着舌头叫嚷不休，我听到其中一句： “我一生可能就来霍林郭勒一次！”窗外炽烈的阳光照在桌上数支空啤酒瓶上，绿光把他的脸晃成了猪肝色。女服务员被他们吆来喝去，脸上始终挂着疲倦的笑容。餐厅墙上挂着一面小红旗——上面用金线绣着，“再苦，再累，也要把顾客招待好。”他们又干了几杯，然后赤背男抄起手机，给什么人打起电话，仍然重复那句：“我一生可能就来霍林郭勒一次！”约一刻钟后，一个男人出现了，鼻梁上架着眼镜，干净的白衬衫束于腰间。来者去吧台结了账，拿起赤背男的外套，搀着他走了。剩下的两兄弟相互看了看，似乎达成某种共识，索然无味地干掉瓶中酒，也搀扶着彼此，磕磕绊绊地走了。

　　下午3点，阳光亮如白骨，刺得人眼盲。
　　我沿着干涸的莫斯台河向友谊路方向走去。一群孩子站在河堤上向下呐喊，河道里，一名男孩怀抱沾着淤泥的足球，一次次试图爬上陡斜的堤坡;一家静悄悄的医院敞着大门，对面林立着卖殡葬用品的商铺，艳丽的绢花和花圈摆在灰扑扑的店门前，有个男人抱着双臂坐在花丛中打瞌睡。
　　刚拐进友谊路，就闻到一股焦糊味。四个女人并排站在路边，从低到高仿佛手机信号。她们齐刷刷地望向马路对面——一栋老居民楼断断续续地冒着黑烟。
　　“好像着火了？”一个脸上涂着脂粉、却仍难遮黧黑肤色的女人说。
　　“嗯，好像刚着。”另一个壮硕的矮个女人踮着脚说，一缕蓝烟从她嘴中懒懒飘出。
　　我穿过马路，一群人正站在院门外抻着脖子向内观望。浓烟正从二楼一户人家的阳台窜出，火舌不时舔着烧焦的窗框。一个穿花上衣的胖女人火急火燎地跑来，我看见她时，突然一愣：我的北京女邻居咋跑到这来了？她们长得实在太像了，就连跑步的姿势都一样！ “还卖单儿呢，家着火了都不知道！”一个推自行车的女人嗔怪她。胖女人刚冲进院门，便折了回来，弯腰捡她在慌乱中跑掉的手机。人群中冒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字眼儿：孩子、煤气罐、爆炸……围观者全都肤色黝黑。女人拽着一个男孩跑了出来，孩子揉着眼睛，一脸无辜。“着了，正着着呢，快——快——快点吧！”女人蹦着高，气喘吁吁地冲电话喊道。大约三分钟后，两辆消防车鸣着长笛火速驶来。（一周后，我再次回到霍林郭勒，看见这家已经换上了新窗户，塑钢窗框四周溢出的黄色发泡胶仿佛爆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