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公交车上的一次经历，让四川广安农村来重庆当“棒棒”的余兴民对城里人心怀恐惧。日前，仍是在公交车上，一小学生为患病的余兴民让座，余一时感动流泪。“城里也有好心人!”女售票员王燕说，售票三年，为“棒棒”让座的几乎没有。
　　有人给自己让座，余却仿佛得到大恩赐，竟以泪水表示谢意，这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余兴民三年前的经历，如果我们不把这当成故事来看的话，不知算不算是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非公平待遇的一个缩影。
　　三年前，余兴民帮人卸煤炭，坐车时身上煤灰弄脏了旁边一乘客的裤子，该乘客扭住他不放，说裤子是花1000多元买的名牌。好说歹说，余把三天的收入共120多元全掏给那位乘客，才算脱身。此后，余对城里人一直心怀恐惧。
　　男儿有泪不轻弹，肯定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余兴民卸因为一次让座流下泪水，他在生活中究竟受了多少苦?多少难?多少担忧和害怕混杂在苦涩的泪水中?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泪水中除了有真诚的感谢，还有拷问，拷问最基本最简单的做人的尊严，可为何余兴民、赵兴民、钱兴民们还需要苦苦争取?
　　谁，让他轻易流泪?
　　(郑晓刚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