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过庭草书“几在山阴堂室”，《书谱》作为其代表作，不仅在理论上被奉为圭臬，亦是后世学习今草的典范，集中体现了孙氏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之书风。孙氏用笔爽利急速、峻拔刚断;结字欹侧跌宕、顾盼生姿;章法虚实相生、错落有致。孙氏主张“文质彬彬”，《书谱》通篇“发乎情，止乎礼”，孙氏书风亦是其书学思想之反映。
　　[关键词]孙过庭;《书谱》;书法欣赏
　　[中图分类号]J292.2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9）21-0031-03
　　[作者简介]李梦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美术学院书法篆刻史论方向博士生。
　　唐代开国君主李世民亲撰《王羲之传赞》，将王羲之书风树立为最高的审美典范，上行下效，初唐学习右军书法蔚然成风，然多见楷书书家，譬如熟知的唐初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几乎皆以楷书名世，而草书书家则偏少，孙过庭的草书堪称继承右军草法的杰出代表。
　　孙过庭（约646-690），名虔礼，以字行，陈留（今河南开封）人，郡望富阳（杭州西南部）。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与欧、虞、褚等身居高位的大家不同的是，孙过庭仕途坎坷，40岁才出仕，且只是个下层官吏，后因遭人谗慝，蒙冤辞官。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和生活上的贫困，并未使他颓丧，如陈子昂为其所撰墓志铭中所言，孙氏“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生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将期老有所述，死而不朽”。然其书稿尚未完成（此说法仍存疑待考）便因病暴死他乡，实为“有唐不遇人也”。孙氏的学书过程，据其《书谱》自述为“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且“极虑专精，时逾二纪”，其真、行、草书皆能，尤以草书胜。书法作品除本文赏析的《书谱》外，还有《千字文》《景福殿赋》等传世。
　　《书谱》墨迹本（见图1-3），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687），草书，纸本，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阕30字，“心不厌精”下阕30字。作为书法史上被称为“词翰双绝”的《书谱》，其不仅在草书艺术方面成就颇高，亦是一篇专门讨论书法艺术的理论文章，可以说，这是初唐在草书创作与书论两方面一个里程碑式的旷世精品，一如宋高宗曾评：“《书谱》匪特文辞华美，且草法兼备。”孙氏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故此文从书史公案、书法审美、书体本体论、书法创作论、运笔方法、学书过程、临池习惯等诸多方面展开详尽论述，见解独到，颇具辩证色彩。
　　从字体演变来看，草书是隶书快写或者说减省笔画之后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不乏部分是从篆书的快写中演绎而来的。草书的发展基本可以歸纳为章草（草隶）-今草（小草）-狂草（大草）这样一个逐步演进的轨迹。汉末，草书逐渐脱离其实用性，其非功利性的一面，或者说其纯艺术的特性也标志着书法的真正自觉。至东晋王羲之，今草之体基本定型并随之成熟发展，至盛中唐则迸发出具有浪漫书风的狂草，铸就草书史上的高峰。总体来看，草书确成为书家“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最佳选择。就《书谱》而言，其无疑是今草作品中的优秀范本，并历来被认为是“二王”草书的嫡系传派，一如米芾在其《书史》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亦有此评：“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然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就用笔而言，《书谱》综合了二王的用笔特点，不论是起收还是转换处，皆可看出孙氏对二王草书的追摹之深，《宣和书谱》称孙过庭“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峻拔刚断，出于天才，非功用积习所至”。对于草书，孙氏在文中多有阐述，譬如“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观此卷，孙氏于用笔确做到了灵动流畅，圆熟婉转，富于变化，具体说来正如其所言：“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衄”指笔下行至末端时逆笔上收，“挫”指在顿笔之后略提起以改变原行笔方向，一般用于转角或超处。孙氏落笔喜快，多露锋，但行笔过程并不是机械地往一个方向，而是抑扬顿挫、忽急忽缓的不断变化，单个字中亦能看到跳跃且连贯的笔势。通篇看来，相同的字总能处理得不尽相同，活泼生动，婀娜却又不失刚健。当然，在这其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破锋”处，究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却有很好的艺术效果，起到调剂作用，颇有意趣。孙氏有极强的控笔能力，按中有提，圆中见方，尤在使转处调锋得宜，起承转合间展现其笔法的娴熟无犹疑，包括字与字之间的牵丝、笔画都处理的圆劲有度。
　　就结字而言，此卷中的字乍看平正，实则多有欹侧，有通过调整重心来增强灵动感的，有通过字势或上下或左右的收紧和开合使其具有节奏起伏的，有通过夸张高低错落打破拘谨的。南宋姜夔《续书谱》有云：“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僻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借此评价《书谱》可谓再合适不过了，细观此卷，不难看出孙氏于结字的匠心。就章法而言，大凡草书，其行气是随势相生，因势而变的。《书谱》行与行之间是呼应的，虽多处字字独立，气息却连绵不断，常有左右自然穿插的情况。此卷有一个特色在于诸多成片式的轻重块面的呈现，譬如图1-3，能明显看出由多行字形成的一片点画较为纤细且轻灵的块面，交错组合着笔画粗重、字势夸张甚至稍显狼藉的字，对比强烈，虚实相生，反倒显得整体自如丰富，浑然天成。
　　对于孙过庭草书，历来不乏溢美之词，但窦皋却贬其“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就此，笔者以为王世贞所言较为中肯：“《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涡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书谱》在其书法艺术和理论上的卓越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亦可作为学习今草的范本，窥二王草书之堂奥。值得一提的是，孙过庭的书学观念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基调，老庄思想虽对其有所渗透，但唐太宗对“尽善尽美”的王羲之的推崇，加之初唐整体的审美趋向，使得孙氏论书不免受到影响，故其主张“文质彬彬”，这一点在其书风上也多有体现。《书谱》虽是草书，却未有狂躁之气，表现出的情感是合乎伦理的，正如其文中所言，既要“穷变态于豪端”，又须“合情调于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