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亨特利》中的边疆家园与哥特暴力叙事

来源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sfsfs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查尔斯·布朗是美国立国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也是美国哥特小说传统的开创者.在《埃德加·亨特利》中,他描绘了由1737年的“量步购地”所引发的绵延数十年的印第安人与白人的边疆土地纠纷和血腥对抗,对各种形式的暴力进行了令人震撼的哥特式表征.借助查尔斯·蒂利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等的暴力论为理论参考,对这些暴力表征进行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小说所传达的有关土地权利、家园归属和种族敌对等议题的文化和政治信息.诞生于英国的哥特小说被布朗归化为本土小说文类,借以传达美国经验,其恐怖诗学彰显出印第安人和白人围绕何为家园所进行的复杂斗争.
其他文献
英国布克奖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的《我叫夏洛克》是对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小说改写,是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莎士比亚小说改写”系列中颇有文学和学术分量的一部.本文从互文与变奏两个切入点出发,在分析作品与莎剧原作的各种互文细节的同时,指出该作品虽然在人物层面上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多有对应,在情节和深层次上却体现着经典的影响与焦虑,而雅各布森则借助莎士比亚原作提出的问题,通过关注当代社会和文化热点,对犹太人的普遍文化身份进行有意义的反思.论文进一步指出,雅各布森对《威尼斯商人》的小说改写,是经典跨文类改写
“两新”组织,是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样化态势,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以满足群众需求.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将成为今后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必然趋势.北京市提出要建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常态化机制,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与规律的基层党建有效路径,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探索北京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更好地结合,切实提高“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影响力
《莫失莫忘》是石黑一雄所创作的科幻风格长篇小说.它以虚构的克隆人群体经历为主线,以人类教师对他们的教导为副线,通过克隆人追寻自己的身世由来和命运走向,将两者的生命体验相互交织.本文认为《莫失莫忘》所描述的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属于人质与劫持者的关系,两者关系的发展路径依次经历了人质对劫持者从反抗和恐惧,再到依赖和感激,最后甚至到认敌为友的几个阶段,而这属于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本文从分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起因和四个主要特质入手,在国内首度揭示出该症候情结是如何操控克隆人和人类这两个群体的思想与行为,
伍尔夫的《伦敦风景》从地理、文化、生活、政治、宗教多方位描写伦敦,表现了伦敦的景观、意蕴和本质.以中国诗学的“情景交融”范畴为参照,可发现物我合一、形神合一、言外之意的“情景交融”观念在伍尔夫的创作思想中有自觉阐发,其源头是她的全球化阅读感悟.《伦敦风景》中6篇随笔均体现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象融会贯通的特性,其景、情、意层层递进且水乳相融,多层次展现伦敦的形貌、脉络、精神、首脑、情性和生死,揭示伦敦作为大都市的生命情志.其多元境界融合相通于中国诗人王昌龄所提出的“物境、情境和意境”说,兼具由表及里的深度和超然
从古希伯来文学传统角度看,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与《何西阿书》都塑造了被嘲弄、被欺侮的主人公形象.这两个恪守圣律的“傻子”在面对群体之恶时,对欺侮自己一生的族人始终不离不弃,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召唤他们回归上帝之道.这种看似痴愚而实则伟大的智者精神,是犹太文化传统的终极追求,也是《何西阿书》之于《傻瓜吉姆佩尔》的文化原型意义.通过对这两个文本的互文性解读,也可以管窥辛格其他作品中的先知文学影响.
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视角出发,《踩影游戏》中的对话可以分为三层:以红蓝两本日记为象征的主体内部对话、艾琳与吉尔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和叙述者瑞尔通过文本的想象性对话.三层对话均以距离为架构,并以美国本土口述传统中的叙述互文丰富了对话的形式,描绘了家庭内部的情感纷争.在这部作品中,路易斯·厄德里克在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营造了复杂的语义不确定性,为当代美国本土作品的创作和解读都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意义生成空间.
在《菲德拉的爱》一剧中,萨拉·凯恩在重新回归古典主题与三一律戏剧形式的同时,还以全新的内容而非全新的戏剧形式,深化了戏剧中的“拟真第二序列”.本文通过对该剧中的戏核、主体以及客体情境的研究,发现了新的悲剧情感.凯恩构建了鲍德里亚式消费符码的客体情境.主人公不再是陷于情感伦理矛盾的古典式的菲德尔,而是迷失于消费社会中超虚无主义的希波吕托斯.他的戏剧行动是追求真实的绝对化,而非生活的绝对化.菲德拉强奸指控是真实的,也因此给希波吕托斯带来他渴求的绝对真实——毁灭.希波吕托斯最终向真而死,而非向死而生.该剧作者表
扎迪·史密斯在《白牙》中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便是流散族群内部的文化冲突,这主要体现于流散者对待母国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不同态度上.他们以极端的方式追求单一身份,无视或刻意淡化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因此,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容易形成双向的文化隔膜.同时,文化霸权及其殖民主义的后遗症是引发族群内部成员间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而艾丽顺应英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主动选择杂糅的文化身份,这既打破了单一文化身份的确定性,又解构了文化身份的二元对立,是消除族群内文化冲突的有益尝试.族群内部文化冲突的化解为消解英国的文化霸
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的一员”和“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语反复出现,作者似乎在强调一种特别的文化身份与归属.通过梳理作者的文化经历和作品中的各种文化关系,不难发现,诸如“我们的一员”等类似的表达,事实上是一种划分族群、划分文化群体的辞令.首先,“我们的一员”指整个西方白人族群,以区别于“他们的一员”,即西方世界以外的“他者”族群;其次,“我们的一员”的表达在划分出“自我”与“他者”群体后,其指称范围变得更小,主要指“自我”白人族群中的英国绅士精英集团.“我们的一员”这种特别强调区分的指称源自西方世界
《红字》延续了霍桑一贯的原罪母题,为窥探作家宗教身份提供了有效视角.本文通过小说文本和历史文本的互读,发现霍桑一方面继承了清教传统的原罪观以及人的堕落观,但另一方面反对智性凌驾于心灵之上并赋予罪性以积极、人性化的影响,这无疑是与清教传统的割裂,可见浪漫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就小说折射出的作家罪性观而言,霍桑不再是一个简单地为清教传统负重书写的作家,而是一个融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民族文化与欧洲传统为一体的复杂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