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衡“分”名考——关于近年来唐衡争议的一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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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年以来,出土文物中关涉唐代权衡的资料日渐增多;尤其是陕西等地唐代金银器物上的标重文字,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刊物上有关唐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其一,唐代权衡中的"分"名,究竟是怎样一种重量单位,它与两、钱、铢、累等权衡计量单位的关系如何?其二,出土实物资料中与衡制相关联的"字",究竟是不是一种权衡计量单位,它与钱、铢等单位关系如何?其三,唐衡中的"钱"名始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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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伦敦大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倡议,苏英经济学家于1960年9月底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了当前迫切的经济问题。苏联经济学家代表团提出了以下的报告:斯·维什湼夫:《两个体系的经济竞赛问题》、阿·米里科失斯基:《当前国际分工的趋向及其对英国经济结构的影响》、莫·沃尔斯夫:《苏联的计划工作和英国调整经济的尝试》、弗·嘉古年科:《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某些问题》。此外,弗·拉菲茲基还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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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刚过七十五周年的国际统计学会是一个历史攸人、享有威望和在组成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统计组织。世界上将近有六十个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都派有代表参加该统计学会。有四个苏联学者被选为该学会的正式委员。在不久以前该学会主要研究统计资料的可比性问题、制订统计学领域中的国际标准、收集并整理国际统计学方面的资料。当这一切问题转交国陈性的政府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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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学家马·阿特拉斯(莫斯科财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经济问题》196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讨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问题。文章中谈到经济政策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部门经济和政治经济的界限,以及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等等问题。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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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价值对于生产和分配起着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条件下,价值应该首先起到计算社会消耗和计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的作用。某些经济学家(阿·门德尔逊等)认为价值是'不可知'的,认为价值似乎根本不能计算。这种意见是不能同意的。当然,在实际计算价值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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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物》1978年第1期发表的《居延汉代遗址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一文,认为甲渠侯官等三个地点出土的(?)形木器"或许就是简文里常见的‘转射’或‘深目’",其后初师宾先生又在《汉代边塞守御器备考略》中断定它"决为转射无疑",并指出"其特点是承受弩长臂转动发射,故称转射",还说"通过斜下的射孔,可向坞下的有效角
罗·瑙曼教授开场说,德国民族问题是分析民主德国的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出发点。正确利用商品、价值和价格对于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重大作用。因为几乎所有社会消费品都采取商品形式,社会支出的全部劳动都必须折算为价值和社会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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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3年5月,宁远县五交化公司在宁远古城(宋乾德三年,965年建)城南拆墙清理地基时,出土一枚长方形铜官押。该押铜质,长21.4、宽7.4厘米。方纽。正中阳刻八思巴文六字,每字3.1×3.9厘米,印边用线条隔成井字形边框,框内刻有卷叶花纹及几何形装饰图案,上方边框横刻"宁远务";两侧边框竖刻"如无此印"、"形同匿税",均为阳刻汉文,此官押作为印信凭证,用于当时行商贩运税赋验收。
波兰《经济生活》周报第34期以《在二十年的远景中》为题和《政治》周报第34期以《有远见的而又谨慎的》为题,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是波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布·明兹就苏共纲领草案提出的某些经济学问题所发表的谈话,现在把两篇文章全文发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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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史籍记高昌国情况,于张氏(孟明)政权最为不详。张氏政权处阚氏(伯周、义成、首归)、马氏(儒)二个政权之间,在高昌国史上曾起过承上启下等重要作用。但关于其建立,《魏书·高昌传》仅云:"五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阚)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关于其灭亡,同传仅接云:"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记载如此简略,自然引起争议。《魏书·高昌传》中的"五年",指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北史·高
波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布·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1961年由华沙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56页。不久前波兰《政治》周报刊登了克莱尔的一篇书评,题目叫《事实——体系——理论》,对这本书作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我们把这篇书评的摘要和明兹的书的目录一齐发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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