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狭颂》全名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也称《惠安西表》，建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它刻在一块崖体凹进，表面平整的石壁上，长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4字篆额。正文阴刻20行，385字，每字大小约7厘米见方；颂文后有阳刻小字题名12行，共144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碑文的右侧是《五瑞图》，刻着黄龙、白鹿、嘉禾、甘露和木连理5种图像，线条流畅，古朴生动，是汉代绘画艺术中的珍品。此图表现的是李翕任渑池县令时德政卓著，于是天降五种吉祥征兆。《五瑞图》是对《西狭颂》文字的形象补充；将二者置于一处，图文相应，虚实相生，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并茂的佳篇奇构。因此当地人把它们合称《黄龙碑》。碑刻四周还有历代名人的题刻。
　　世人对《西狭颂》的评价，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为地处偏远，因此《西狭颂》很少被唐以前的著述提及。宋代欧阳修在编撰《集古录》时，还不知道有《西狭颂》的存在。比他稍晚的曾巩、赵明诚先后在《元丰类稿》、《金石录》里对它有所著录。自此之后，《西狭颂》声誉日隆，这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宝贵的文献史料，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其精妙的书法造诣。通常介绍书法史的论著，在讲到汉隶真迹时都要介绍《西狭颂》，称它端正古朴，堪称珍品。海外书法爱好者对它也情有独钟，每年有不少人不远万里来此参观、临摹。《西狭颂》的一帧拓本就被珍藏在日本东京的书道博物馆。 　　那么，《西狭颂》究竟是哪位书法家的作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写在石刻的题名中：“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几个字告诉我们，该碑的文章和书法都是下辨人仇靖的杰作。“下辨”是地名，在今天的成县西同谷一带。这位姓仇、名靖、字汉德的普通官吏，其姓名不见载于史乘，居然能创作出令今人惊叹不绝的书法名作，实可称为陇南人的骄傲。
　　《西狭颂》摩崖的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完好。历经1800多年，《西狭颂》在原址保存完整，风采依旧，略无损毁。当地朋友告诉我们，这要归功于其独特的位置，碑体凹进崖壁几米深，上凸下凹，避免了日晒雨淋的侵袭。其实与《西狭颂》齐名的汉代书法作品，还有陕西汉中的《石门颂》和同样是赞颂太守李翕、现存于陕西略阳的《郙阁颂》。三者合称“汉隶三颂”，而其他两幅作品现在或已从原址迁移，或经重刻，早已不是本来的面貌。与《西狭颂》相距500米左右的北侧山崖间，还有一幅比它晚建成3年的《耿君表》，大半剥蚀，字迹不清，保存情况也远不如《西狭颂》。可见《西狭颂》能够完璧独存，实属文物保存领域的奇迹。
　　我们漫步在美不胜收的景区，一会儿拍摄飞鸟停落在水坝上的身姿，一会儿倾听河水流过水车的轻响，而《西狭颂》遒劲纵逸的碑文则一直在脑海中隐现。当今的陇南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多处高速公路、机场即将竣工，人们抱怨了千百年的交通不便即将变成过往。千年后的人们，或许也会看到我们的时代以自己的形式留下的痕迹。

第二种痕迹诗圣的江山故宅

　　诗圣杜甫写下过很多缅怀古人的诗篇，他在寻访楚国辞赋家宋玉故居时，吟出的一句“江山故宅空文藻”，最为感人至深。杜甫未必会想到，在千年后的今天，他自己的故宅也成为了人们探访缅怀的场所；而在国内现存37处“草堂”中，陇南成县的杜公祠则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
　　成县县城东南的飞龙峡口，有一座景色秀美的凤凰山；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它因诗圣杜甫的一首《凤凰台》而闻名。诗中说：“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形容这里山势的陡峭清幽。而凤凰山的西南侧坡地上，如今却是一组坐西向东的祠堂式建筑，这就是为纪念杜甫寓居成县而修建的杜公祠。
　　祠堂始建于北宋，相传当地的一位赵秀才买下诗圣居住过的院落，设立为祠堂。最初时名为“子美草堂祠”，又称“诗圣祠”。祠堂一进两院，前院的南北两座厢房现在开辟为展室。后院则是祠堂大殿所在处，院中有诗圣杜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正西为大殿，供有诗人石雕坐像，上面则挂有“气吞江海”横匾。
　　祠堂内保存着多处古迹，其中就有南宋时的成州郡守宇文子震刻写的诗碑、明世宗时的两座诗碑、及明神宗时立起的《重修杜少陵祠记》碑石等十多处。而对于熟悉史实、爱好古典的游客来说，最让他们感兴趣的则是祠堂南北两侧的碑廊，其中展示着历代名人所写的杜甫诗篇书法作品几十幅，不少墨迹都相当珍稀，令人百看不厌。
　　祠堂的院内曾有八株参天古柏，一棵国槐和一丛海棠，人称“八柏一槐一海棠”，相传为杜甫亲手所栽；现在剩下的只有几株古柏。院后南北各有一个月洞门，南门通往后山坡，直达子美崖。后山上种满了白皮松，山色青翠欲滴，飞流而下的瀑布更让我们感叹此间山水的秀丽。当地朋友让我们留意岭上一块突出的岩石：“这就是当年出资修建杜公祠的赵秀才，相传他耽爱诗圣的作品，又眷恋这里的风光，每天在这里守望，天长日久竟化成了岩石！”如果传说属实，那么在古往今来的诗歌爱好者中，赵秀才还真算得上一尊人物。
　　当年杜甫为什么会在成县落脚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谈起。
　　杜甫早年漫游吴越、齐鲁，写下过大量诗作，后在长安做过小官，一直不太得志。“安史之乱”起，他一度被叛军俘虏，脱险后追随唐肃宗，任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秋，在他48岁时，杜甫因仕途坎坷、生计艰难，愤然弃官，携家西赴秦州（今天水），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行生活。他在秦州住了3个月，天气渐冷，饥寒交迫，吐蕃人将要兴兵侵袭的消息也越传越真切。“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诗人愁肠百结，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位同谷（今成县）的朋友，来信说同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邀请他前往做客。杜甫欣喜异常，于是在这年十月底携同家眷，经铁堂峡、寒峡、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一路上吟咏不断，诗作连篇，最后到达了同谷境内的凤凰山下。
　　杜甫只在同谷居住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文学史专家告诉我们，他在这座被后世尊为“杜公祠”的居所中度过的一个月，可能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本以为迁居至此，生活能得到改变，但实际境遇却恰恰相反。当时天寒地冻、人生地疏，诗人有时甚至全家断炊，要靠捡拾橡栗、挖食黄独（山药）来为生。在凄风苦雨中，杜甫把亲历的感受写成了组诗《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后世又简称为《同谷七歌》。而他在凤凰山、飞龙潭等地游览时，也感慨于险峻的山势和壮丽的景观，分别写成了诗篇，这就是名作《凤凰台》、《万丈潭》。
　　一个月后，诗人因生活所迫，决定离开同谷入蜀。这年十二月一日，他又带全家踏上了迁往成都的旅途。这段旅途中，他也写了一组十二首以地名为题的纪行诗，其中《发同谷县》、《木皮山》、《白沙渡》和《水会渡》就作于同谷县内。
　　在《发同谷县》中，诗人解释了他离开同谷的原因：“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虽然生活艰苦，但他对同谷的秀丽景色仍然十分流连，对这里的朋友也十分依恋：“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登上同谷县东南方二十余里的木皮岭，杜甫仍然回首眺望同谷：“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
　　据地方志记载，杜甫在经过陇南栗亭（今徽县栗川乡）时还曾留有题记。唐懿宗时，任成州刺史的赵鸿曾亲自勘寻过诗圣在这里留下的作品。“杜甫栗亭诗，时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何所有。”诗作还在当地人中间流传吟诵，但是杜甫亲笔写下的字迹却已无处找寻了。 　　此后杜甫经陕西水会渡、四川剑门关，终于到达成都。他在成都寓居在浣花溪草堂，并曾一度进入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府，任职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公元768年，56岁的杜甫又携家出三峡，漂泊在湖北、湖南一带，其间贫病交加，两年后死在湘水的船中。
　　古语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在陇南寓居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饥寒交迫，生活极为困苦，却为我们留下了二十余首千古传诵的诗篇；那些刻画入微的纪行诗、慷慨激昂的咏怀诗，在杜甫一生的诗作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怅望千秋一洒泪”，这是杜甫昔日在宋玉故居前的感叹。只有来到诗人的故居前，见其之所见，感其之所感，我们才能体会“江山故宅”与“文藻”之间的呼应与激荡。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留给我们的两种痕迹——诗歌和故居——其实指向同一个心灵空间。对于诗圣杜甫来说，就尤其如此。

第三种痕迹
　　农田中的名将墓

　　谈起宋代抗金的名将，不少人能道出岳飞、宗泽、韩世忠等人的赫赫威名。而在当时，还有一支抗金力量活跃在西北，与上述众人的名声、功绩都不相上下。他们在陕、甘、川交界地区与金兵苦战近六十年，战功累累，固守住南宋政权的西部防线。一座墓碑记载了他们多年征战的详尽史实，吴玠、吴璘、吴挺一门英杰的故事由此流传至今。
　　我们所乘的汽车从成县县城出发，一路向北行驶，来到城镇与农田结合部的北郊。难道远近闻名的吴挺碑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正在我们有些迟疑，推测司机师傅是否走错了方向时，突然看到路旁一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在向我们招手示意——这正是成县文化馆的张建文馆长，他将向我们介绍的，则是几乎湮没在农田中的抗金名将吴挺陵园，当地人称“吴挺碑”的著名古迹。
　　吴挺碑所在的位置是成县城关镇石碑寨村，这里依山傍水，地形开阔，从风水上讲，据说是一块“天心地胆”的宝地。张馆长告诉我们，当年的吴挺陵园占地超过1万平方米；但今天我们四下环顾，除了一座为保护石碑而修建的碑亭之外，只看到微风中的青青稼禾，昔日宏伟的陵园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