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是得防御。修长城是不现实的，因为长城几乎都是沿着山脊修筑，三分人力七分天工，而现在山是别人的。如在平原修长城，连亘千里，且不说耗费几何，修出来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意义。
　　无奈之下，宋朝只能在华北开河流、挖池塘、筑军寨、修城堡。
　　周世宗是个梦想天子，因为他毕生所向，就是夺回燕云十六州。如果他不早死，历史走向还真不好说。
　　赵匡胤一样有此雄心，但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力不从心，只能暂且搁置，容后缓图之。
　　缓图的预案，是“封桩库”。他不断积累金银财宝，多得令人咋舌，打算将来要么给契丹这笔钱，把燕云十六州赎回来，如果对方不同意，就用这笔钱做军费，把它打回来。

不加农田之赋，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那些解甲归田、广置田产颐养天年的开国将军们没有后顾之忧。后来的财政困窘，改革艰难，这一条成法是个障碍。

　　可惜，赵匡胤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也是一夜暴毙。他的弟弟赵光义通过说不清楚的方式继位之后，看到这笔钱，惊掉了下巴，也确实发兵北伐，但重挫而返。
　　在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之战中，赵光义大腿中了两箭，连夜奔逃，弃兵将于不顾，致全军覆没。此后年年箭伤复发，最后内脏感染而死。
　　契丹在当时，世界史都记载为东亚强国。然而平心而论，对比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契丹恐怕强不到哪里去。
　　它的版图大约包括现在的内蒙、外蒙、东北、部分西伯利亚，以及燕云十六州，疆域比宋朝最强盛时也大得多—宋朝极盛时期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今日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它的南下没有长城天险阻拦，宋朝也如前文所说，在军事上自我压抑，发挥不出潜力。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契丹还是和宋朝陷入拉锯战，基本上占不到太多便宜。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契丹不是匈奴、突厥那样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野蛮社会，它广用汉人，学习中原文明制度，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典型的封建文明社会，已经没有了真正的草原民族那种生产与战争一体化的锐气。
　　太祖、太宗时期，二帝都是马上天子，行伍出身，老将们退休了，元帅还在，元帅就是皇帝，动辄御驾亲征，还是有号召力。但在他们两位手上，收复燕云十六州都没有结果，后世太平天子就更加无望了。
　　宋辽金夏，谁是正统，这种争端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今天看来，都是华夏民族，中华一家。然而，就是因为燕云十六州这个症结，导致作为历代和平基础的大一统在数百年间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也是事实。

仁厚与懦弱

　　都说宋朝是仁义之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判断应该是成立的。
　　举两个例子。
　　有一天，太宗上朝，寇准奏事。太宗本就心情不好，寇准说的也不对胃口，皇帝非常生气，“拂衣而起”—离开龙椅准备走人。寇准三步两步跑上去，扯住龙袍说：“您先坐下，说完再走！”
　　宋太宗反而不生气了，认为自己有寇准这样的臣子，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宋神宗。他是太宗之后第四个、宋朝第六个皇帝了，因为对西夏用兵失利，他亲批处斩一名运粮官。
　　第二天上朝，皇帝问杀了没有，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
　　神宗说，不杀的话，也要刺面流放。
　　门下侍郎章惇站出来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说：“卿何出此言？”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勃然大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章惇面无表情地说：“这种快意事，不做也好。”
　　寇准鲁莽妄为，蔡确、章惇逆鳞而谏，但都没有被追责。
　　宋朝皇帝不杀士人，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黄袍加身之时，他跟拥戴他的将士们“约法三章”，听我的，这个皇帝我干了，不听我的，另请高明。后来就转换为“勒石三戒”—刻在石碑上的祖宗训令：
　　“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而加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不加农田之賦。”
　　这三条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条，保全柴氏子孙，一方面是因为柴荣确实对赵匡胤恩深德厚，临死还对他寄予厚望，可谓托孤之臣。而在五代那种乱世的政治江湖里，一旦政变成功就把原来的皇家杀得族无遗类，几乎是一条铁律。赵匡胤此举，也是为自己的子孙留下后路。
　　保全柴氏子孙做到了吗？后周恭帝柴宗训被封为郑王，13年后，20岁，“发病”而亡。柴熙谨，在宋初不明不白死去；柴熙诲、柴熙让，《新五代史》说“不知其所终”。

　　柴荣有七子，老大老二老三，都在宋朝建立之前已被后汉隐帝杀死，至此七子全失。后来宋仁宗下诏，取阅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奉周祀”。
　　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这是为有宋一代的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埋下伏笔。
　　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举制度变得更重要，文人地位上升，用以抑制门阀，而武人地位下降，用以防止兵变。
　　将领和军队是分离的，确保他们不可能在军中树立个人威信；练武当兵是地位很低的，因此武将也不能对朝政产生多大的干预、制约作用。
　　与此同时，这也造成军队缺乏信念和荣誉感，战斗力低下，到澶渊之盟以后，天下无事，又不能不养兵，这就造成民国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的“养兵百万而不可以一战”。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反映这种文武关系。
　　澶渊之盟前，真宗被寇准半推半就来到澶州城（今河南濮阳），契丹正在北面攻击，真宗不想过河犯险，寇准力劝他快点动身，文臣冯拯在旁不敢作声。武将高琼（《杨家将》里那位赫赫有名的高君宝）也劝说皇帝过河，冯拯马上就斥责他“无礼”。 　　战阵当前，冯拯还玩这一套，高将军也马上火了：“冯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敌骑逼近，犹斥我无礼，您何不赋诗一首，以退强敌？”
　　宋朝君王對武将的猜忌，朝野对军人的鄙视，使得兵将根本不敢施展手脚。战胜则自危，有功则速祸，如何指望他们为国拼命？
　　因此尽管宋朝名将辈出，经常还是“一窝一窝”地出—比如种氏家族（《水浒传》里的“小种经略相公”就是出自这一家族），折氏家族，都是世代名将，但在这种制度底线之下，功业自然有限。
　　其实话到此处，我们就能理解岳飞的结局了。山河破碎之时，必须仰赖武将，但宋朝君王的底线意识，任何时候都如此顽固，不可能像郭子仪与唐代宗那样君臣相知。
　　岳飞与军队一体化的关系，对于高宗始终是块心病，何况岳飞还不谙政治，竟然涉入立储问题，触发没有子嗣的高宗的隐痛，犯了所有的大忌。
　　崇文抑武本是惩前毖后之举，但是矫枉过正，就让本来就有燕云十六州未复这一先天不足在身的宋朝，又加上一个致命的后天不足。
　　倘若不是契丹也同样取法中原制度，变得文弱，北宋甚至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当更加原始的女真政权崛起，北宋的致命弱点才充分暴露。
　　政治、军事的仁厚，或曰懦弱，却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真宗时北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确保了百年和平。两国是真心修好，谁也不想打，异常亲热，简直是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典范。
　　基于妥善措置了利益关系的和平，谁也不吃亏。北宋年年输送岁币，貌似屈辱，但时人也很清楚，仅两国边贸所得的税收，就可以抵消岁币而有余，何况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繁荣，由此带来的好处更不可以数字简单计算；辽朝得了岁币，财政相对轻松，也就可以减免饱受战争之苦的燕云十六州的百姓的赋税，归集民心，而且没有外患威胁，内政上更容易抑制贵族权势，防止军人擅权。
　　但这种其乐融融的局面，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宋辽两国互为对手，其余不足论。
　　女真崛起，事实上让这一假设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朝野均已被长久的清平和乐搞得文弱不堪，根本没有抵抗能力，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加起来只用了短短十几年。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那些解甲归田、广置田产颐养天年的开国将军们没有后顾之忧。
　　后来的财政困窘，改革艰难，这一条成法是个障碍。
　　它成了道德君子的门面，一说改革就是整顿吏治、崇尚节俭；王安石一谈开源，就被误解为破坏“祖宗之法”，与民争利，成为攻击口实，尽管他本意并不是要加赋，而是要用财政金融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但时人哪里能理解他这一套“先进理念”。

300年成与败

　　这个“勒石三戒”，贯穿于宋朝始终，可以说“成也三戒，败也三戒”。
　　其实，它的贯彻运作要想不带来负面后果，仁慈不转变为懦弱，前提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确保边境无忧。
　　太祖和太宗时代，的确为此夙夜忧思。两位马上天子，还有豪情在心。
　　太祖设“封桩库”，准备买不回来就打回来，前已有言。
　　太宗伐北汉，北汉的盟友契丹遣使来朝质问“军出何名”，太宗说：“河东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
　　纵观两宋，如此雄霸之气，后代帝王，再无其人。此后安于燕乐，惧战成性，却又少怀亡国之忧。
　　但毕竟，太祖太宗还是没有实现光复夙愿，燕云十六州不复，则江山不固。这样的条件下，“勒石三戒”就好事成为坏事。心理上畏战，却以仁义为旌幡；军事不上振，又用防范武人来自缚手脚。最后文恬武嬉，不思进取。
　　后来宋金隆兴议和，保持40年和平，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宋孝宗被认作“仁恕之主”。王夫之就一针见血地痛斥作出如此评价的腐儒心理：“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灭辽、灭北宋的金朝，因为议和成功，也开始风花雪月起来，结果就是蒙古兵锋到处，摧枯拉朽，与宋俱亡。
　　三个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灼灼其言。
　　南宋的忠贞之臣文天祥，最后道破天机：
　　“本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
　　燕云十六州既失，本就天生独臂，再以“勒石三戒”自缚，又再自断一臂，300年出头的悲壮、凄凉，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