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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小神仙”
1956年，上海总工会举办文艺会演，我所在单位中央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决定排《天仙配》参赛。我们请上影演员凌云老师指导，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男主角董永就由我扮演。彼时我还在写一个电影剧本，这样，我和凌云老师的接触就更多了。
那么，是何原因要请凌云老师指导呢？1952年，上影厂拍摄电影《淮上人家》出外景去安徽，摄制组和严凤英的黄梅剧团都住在六安一个大庙里，剧团排练时，凌老师用心观赏。他是京剧爱好者，他的夫人董爱琳更是南京京剧团团长，作为戏曲而言，黄梅戏和京剧有诸多相通之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凌老师很快就对《天仙配》全剧的表演、唱念烂熟于胸了，而且，他还搞到了《天仙配》剧本和曲谱。当我们请他时，他已教会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海关两个单位。
至于我，1951年在皖北参加治淮时，有安徽黄梅戏剧团到工地慰问我们，那天，由严凤英和另一个演员合演《夫妻观灯》，看得我惊奇不已：啊，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纯朴，本色、清新、活泼、有趣的小戏，那充满泥土清香的唱腔，赛过一杯醇酒，完全达到醉人的程度。1954年，华东地方戏曲会演在上海举办，我又在长江剧场看了严凤英的《天仙配》。何况，我本来就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所以，演董永，非我莫属。
凌老师诚实、本份、和气。他带来《天仙配》剧本和曲谱，我们赶紧油印。他对我们讲严风英其人，讲黄梅戏的特色，讲《天仙配》的故事和出典。在他的启发下，我去上海图书馆查了有关资料，丰富了知识，加深了对《天仙配》故事的了解。他还要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份董永的小传，特别要我注意对董永内心世界的开掘，说他们演员创造角色，都是这么做的。这样的教导，对我后来写小说，也有启示性作用。此后，他就教我们韵白和演唱，再后来，就一招一式地教我们表演了。对于我们这批年轻人来说，演话剧还马马虎虎，因为动作接近生活；要演戏曲，说话要拿腔拿调，有板有眼；举手投足，有规定程式，不能随意乱动，最麻烦的是那两管长长的水袖，还有那厚厚的靴子，要学会使用，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功到自然成，凌老师耐心、细心地教，我们虚心、认真地学。年轻人到底聪明，白天、夜晚，前后历时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大约用了30个工作日吧，这台戏，我们也就拿下了。当然，我们只是学了《游鹊桥》和《路遇》两场，演出时间35分种。而全剧要120多分钟了。会演时，我们的表演获得了二等奖。当然，我们还在本所和其他单位演了几场。而凌老师在教我们的前期，正在拍摄一部叫《谁是凶手》的电影，很忙的。说来当今人难于置信，凌老师在辛辛苦苦的一个月时间里，没吃过我们单位一餐饭，没拿过当今所谓的一分钱劳务费，也没收任何纪念品之类的东西。而且，来来去去，车费自理，真正的全心全意。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他的。
其实，那时的上海，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最活跃，最兴旺时期，每逢周末，大中型单位，大多有交谊舞会，其间还会穿插节目，那是单位之间的相互交流。唱唱、跳跳、舞舞，真的是心情舒畅，歌舞升平。至于搞文艺会演，也很平常。惜乎好景不长，当“反右”开始，“大跃进”相继时，这样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再说，此次交往后，凌老师就成了我的挚友。再往深处交谈，原来我和他还是校友，他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和他同期的还有上影的张瑞芳、张雁，我是第三期，关系就又进了一层。而此时他又在紧张地日夜赶拍电影《母亲》，他演一个叛徒，张瑞芳演他的母亲。下一部，他又接了《羊城暗哨》的一个重要角色。
1952年，由公安部直接指挥，相关省市配合，广州市公安局侦破一反革命惊天大案。案情是一批以吕薄冰为首的武装特务、反动分子，阴谋劫持一艘由广州开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开往联合国，控诉共产党，最后去台湾。与吕薄冰接头的有32人，他们来自全国多个省市。案情重大、紧急、罕见。海燕电影制片厂据以出品经典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凌云就演那个特务头子吕薄冰，公开身份是伪装成手执纸扇的“算命佬”，自命为“小神仙”，这个角色相对固定地在一家饭馆门前看相，以此联络匪众。电影上映后，风靡全国。“小神仙”凌云也就更广为人知了。他塑造这一反派的特点是“题材重大”，表演出色。他和我谈起这些时，也有一种成就感。此前此后，他还饰演多名反派。他演反派的原因之一，是他长相不是那么的英俊潇洒，也不粗壮憨厚；之二是他对反派有研究；之三是他出身大官僚家庭，一般不能演正面人物，尤其不能演英雄。
一次，我对凌老师说，我虽作为在职干部，但我想考上海戏剧学院。他非常鼓励我，问我考表演系还是文学系？我说，我是志在文学，但我想先当演员，而后再边演戏，边在业余搞文学，这样，两者可以得兼。他除了跟我讲一些表演的常识以外，又说他可以再请人辅导我。于是，他在淮海路的一幢大楼里，为我引见了陈述先生。我虽然看过电影《渡江侦察记》，但这回才见到真的“情报处长”。潇洒礼貌的“处长”大人，正在埋头写一篇文章，相约不日再见。
但后来也许是因为一种自信吧，我并未劳动陈述先生。1956年，我以在职干部身份，直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如今报考上戏的学子竟有几千人，比如2013年居然有13000人，而那年我报考时，表演系考生是500余名，大家已惊叹人数之多了，复试时是50余名，录取30余名。我朗诵的作品是郭沫若的寓言诗《狼和小羊》。初试的表演小品是：我一个人进入深山后，口渴得很，如何找水喝。复试的表演是：我在踢球时，不慎将球踢到居民的院子里去了，我如何取回？志愿服务者是一年级的梁波罗和周以勤等同学。当时学院的院长是戏剧家熊佛西先生，他没有担任考官，但那天，他在考场看了我的复试。结束时，我在考场外面遇到了他。他微笑着对我说，演得不错，又有点儿智慧。笔试我就更多了几分把握，心里乐滋滋地做着演员梦、作家梦。然而，天知道，在最后一关，学院人事科长面试时，竟然问我：“你的胡风分子问题，怎么样了？”又微笑着说：“党是不会培养胡风分子的唷。” 真是晴天霹雳！演员梦就此被击得粉粉碎。何止于此，接着更是大难临头。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55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同科的一个“积极分子”，窃取了我的一些文稿，密呈领导，告我是“胡风分子”。我当即被批斗了3天，年来无话，我以为没事了，然而……
然而，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便在劫难逃，1957年，在猛烈、凶狠、无情的“反右”后期，我被生物制品所以莫须有之罪开除公职，押送闽北深山改造。在此前的一两个月吧，我看到《上影画报》上的一幅漫画，一条毒蛇，身上有“右派分子凌云”六个字。就是说，凌老师先我一步被“揪出来”了。“和上影厂右派分子凌云关系密切”，也是我的罪状之一。当然，因为我学习写作，和我关系密切的，还有上海“胡风分子”文人何满子、北京“大右派”诗人邵燕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搞我搞谁！
20多年后，阳光普照，劫后余生，我平反回沪，除了积极工作，埋头写作，不时想到凌老师。上影厂在“文革”浩劫中，“革”死了好些演员，比如石挥、冯喆、邓楠、上官云珠……凌老师还好吗？我跑到上影厂，找了组织部门，经几次要求，才找到他的夫人董爱琳。这才知道，凌老师虽历经苦难，平反后，青春勃发，报效祖国，已参拍《法庭内外》等多部电影，现正在湖南长沙潇湘电影制片厂拍上下集电影《湘西剿匪记》，饰一个名叫瞿二十四的土匪头子，费时2年。1987年，我才见到他。30年后重相逢，倍感亲切！我对过去发出了一些感叹，他说：“‘大江茫茫去不回’，我们的目标在未来。”我也深表赞同地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呀。”
当时，他住宛南新村，我住东安新村，抬脚就到。他又引我拜见了《小小得月楼》等片的导演卢萍，几次畅叙，大家热情很高，凌老师提议搞一个本子，由我编剧，卢萍导演，凌老师说了故事的大意，剧情是写吉斯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务活动，以及中统与其斗争的故事，剧本写成后，拍出12集电视剧《76号魔窟》，故事相同于后来汤唯主演的《色戒》。凌老师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我也是，虽然不在一个支部，但又近了一层。所以，我和凌老师的来往更频繁，友情也更深了。
凌老师最后的艺术形象，是在表现国民党抗日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出演团长的团长（当然，在这部戏里，该团长不是反派，而是正派了）。而他本人解放前是第四野战军文工团演员，60岁时离休，享副局级待遇。在四大“反派”中，他的寿命最长，待遇最高，走得最晚，于2010年4月谢世，终年90，我到场沉痛追悼。友情难忘，我至今与他的夫人董爱琳保持着联系，几天前，我还请她到我家来过。
多才多艺数程之
因我在上影影视部工作了近3年，所以，又有机会相识程之先生。
程之先生所饰反面人物更多，比如1949年电影《腐蚀》中的特务祁科长，1953年电影《鸡毛信》中的歪嘴伪警察，1961年电影《红日》中敌七十四师参谋长董耀宗，1981年电影《子夜》中的投机商何慎安等20余种。他技艺精湛，一丝不苟，让这些角色走出来，外形、神态无一相同，可以各领风骚，令人叹为观止。我拜访他时，常和他谈起这些角色，请教他塑造这些角色的经验，他总是与我平等交流，侃侃而谈。先生还取出一些资料给我看，上面有他采访现实人物的记录，有角色的小传，有他表演的体会。这些资料，他称之为“角色档案”。此外，先生不但能演，而且能导；他的配音艺术也相当高超；他在全国多家电视台包括中央台，受邀客串节目主持人。有一次当主持，他居中，配合他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宋世雄。他的这些作品，我几乎全欣赏过。他对京剧谭派不但喜爱，而且唱做俱佳；他的京胡拉得特好，丝毫不让高级琴师；他的书法艺术尤多造诣，正楷、隶书是真正的书法家作品；他的相声也说得好，我也曾多次欣赏。虽然四位都说相声，但他说得更多，也最具特色。所以说，他是天赋独具、人才难得。令人有“才如奔马笔如花”之感。在文艺界，像他这样多才多艺，而且达到精通的程度，算得是凤毛麟角了。他从艺的格言是“演戏要生活，生活不演戏”。他还是区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馆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为人厚道、善良、诚恳，喜爱他的人太多太多。与朱镕基更是同好，因朱镕基也唱京剧，也拉京胡，二位相见，谈笑风生，亲密无间。
那时，先生的小儿程前，从农村调武汉，从武汉调广东电视台，又调中央台正大综艺和王雪纯做主持，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鲁迅先生有言，“怜子如何不丈夫”，说起此事，先生也显出一种父亲的愉快，更在意小儿的进步。所以，先生对程前希望很大，并谆谆教诲。他还曾以工整的小楷，书赠程前《百字铭》一首，并热情向我出示，其铭曰：
恰似那，春苗出土，荷尖初露。主持节目，潇洒自如。舆论赞，压得住。须自知，初出茅庐，经验不足，阅历有限，缺课待补；莫等闲，抓紧读。前辈云：人前出翠，人后熬苦；艺无止境，学无坦途。继前人，创新路。寄望你，干劲鼓足，多有建树；谦诚自励，众望莫负，勇攀高，展鹏图！
我说：“您一定会使程前做得更好的。”他说：“我不是也在学习嘛，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不行。”我想，岂止程前，此铭于其他文艺青年，一样有教益。
先生家住富民路，我到先生府上去过多次。有一次，我将一篇写他们父子俩的稿子请先生当场过目。5000多字，先生看了三十分钟。我有点紧张，估计必有大改，却见先生看完后，抬起头，微笑一下，连说：“甚好甚好！”我也轻松地笑了。就在这天，先生赠我全家福照片，并在照片背面，亲切题字，称我“吾友”。一旁，他善良、热情的夫人郭葆璟取出相机对我说：“你上次不是说要和他合影嘛。”我连忙说：“真不好意思，今天我穿皮夹克，太臃肿，有愧先生，下回吧。”孰料，竟成憾事！
叹人生，有时候，机会真的是稍纵即逝，一去不复返的。那天，我问先生，这两天有何活动？先生说：“明晚市政协礼堂元宵晚会演出。”唉！无人可料，第三天，即1995年2月15日，《新民晚报》赫然登出惊人消息——14日，程之逝世！ 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叹息不已！
原来，我13日拜见先生的第二天，也就是30个小时之后，即14日晚，先生在市政协元宵联欢晚会上，唱罢京剧《天霸拜山》选段《盗御马》，回到后台，先生抬手从衣架上取衣时，心肌梗塞，轰然扑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哀哉！其实，先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然而，天不假年，他匆匆告别了艺术、妻儿、朋友，享年仅69岁。四位中，他走得最早，年纪也最小。人们无不叹惋。我在《劳动报》发表一篇名为《怀念程之》的文章追忆他。
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在市政协开了追思会，出版了由汪道涵先生题书名的他的遗著《我这一辈子》，拙文《怀念程之》被收入其中。那天，张瑞芳、向梅、舒适等诸多影星、同事，还有不请自来的许多热情观众到场。郭葆璟、程前邀我合影，聊为补憾吧。后来，先生的遗体，安葬在“福寿园”，并有先生塑像一尊。
演员也有“专业户”
要说于飞先生，那我是先结识他的夫人方丽英老师——艺名嫩娘，角色是全市闻名的老舅妈，而后才结识她的先生于飞的。
于飞的形象是宽额高鼻，白皮鬈发，身材高大，一个“假洋鬼子”。他性格随和，温文尔雅。就凭这长相，在如今，他可以演国际友人，演斯诺和白求恩。而那时，洋人的形象，多数是坏蛋。所以，他的尊容，只能演神甫、主教、外国特务、国际间谍这样的反派。然而，照此办理，他这样的演员，一是稀有，二是戏路逼着他就只能走反派这一条路。他在《斩断魔爪》《羊城暗哨》《蓝色档案》等作品中，担任了外国反派角色。但演外国反派也要演得像，而且要各有个性，不能千人一面。这个主教和那个主教，这个神甫和那个神甫不能雷同，这个特务和那个特务要分得开。事实是，这倒成就了他。于先生演反派洋人，不满足于得天独厚的外形，而是勤于思考，工于塑造，精益求精。他塑造的角色，形神兼备，各有个性，连连出彩。在土生土长的汉人中，有这样的长相，又是如此的表演艺术家，堪称一绝。最终也使他在表演艺术上，独树一帜，成为名噪一时的演外国人“专业户”，而且全国仅有。于先生对我说，为了演好角色，他查阅了一些真正的神甫、主教的资料档案，而后细心研究、深入分析，最终找出规律，摸出特点，为我所用。他的相声也说得好，而且，每每与他的形象、他演的角色连起来说，有意思的是，他和凌云、程之、陈述都合说过。一个时期以内，这四位的相声，在沪上名噪一时。他们还去外地演出，不过说句笑话，中国大得很，南方演演就足够了，一般而言北方他们是不去的，因为物有所用人有所长，相声祖宗，相声大王，都在那一块呢。
1995年的一天，我在于先生府上，和他说起他的东床、儿童艺术剧院院长金安歌，他在上下集电影《西安事变》中，塑造了张学良的形象。这也是张学良在大陆的第一个银幕形象。于先生对金安歌的塑造表示认可。我说，我对这一角色也是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情节，是下级来报：老蒋在后山被捉到了。紧张万分的张学良听罢，当即左手高举，仰面朝天，右手托住后脑勺，发出一声长叹，而后跌坐沙发。我向于先生复述了这细节。先生对我的复述表示惊讶和赞许。接着，我又从《诗经》说到他大名的两个出处，他笑着连连点头。虽说我有炫耀之嫌，但我让先生明白我是一个好学之人，而且也是为了一查究竟。这时，方丽英老师买菜回家，蚕豆、黄瓜、鱼、肉、蛋，满装一拖车。我迎着她笑道：“方老师，您买这么多呀？”她说：“忙煞，烦煞，要买就多买点，省得来回跑，吃力煞。”就她本人而言，无关年龄，说话，动作，还有她的笑容，真有那么一种娇嫩的样子，这就难怪她叫“嫩娘”了。我对二位说，我要为二位写一篇文章，我说了大意。于先生点头，方老师也说可以，她还当即给了我一张二位的合影。此后，我又说起方老师1952年的电影《三毛学生意》，她乐呵地笑道：“那时演的小英是个小姑娘，现在老太婆了，只能演演老舅妈了。”我说：“这个老舅妈也了不得，您是上海的唯一呀。”接着，她又说了些老舅妈这一角色的起源，还有和演员李九松先生如何的配合，又讲了几个最有趣的情节，逗得我们三人都哈哈大笑了。这时，他们的女儿于蓓芳进来，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二位对我说：“蓓芳也爱好文学，你要多多帮助她。”我忙说：“不敢不敢。蓓芳的大作，我也经常拜读到的，很有特色，才女呀。你们一家，又是电影，又是相声，又是滑稽戏，又是文学，我要学的真是太多了。”
于先生曾经是商人，所以，他更善于和人打交道，与其他三位比较，他的朋友更多，人际关系更好，还多了几分谦恭，而且为人厚道，乐于助人。所以，圈内圈外，左邻右舍，他又有“好人于飞”之美誉。
惜乎，先生于1998年故去。
两个“情报处长”
前面已经说过，50年代，因凌云老师的介绍，我曾与陈述老师有过一面之缘。他1920年出生，原名陈启通。面容、体形有棱有角，相貌堂堂，性格豪爽，风度潇洒，浑身是戏。如果说凌云、程之儒雅，这位则多了几分耿直、刚强，他不同意别人意见时的口头语，是“胡说八道”。他热爱体育，爱游泳，尤爱骑自行车。当年，上海街头，常见他飞车而过的身影，骑的是一种跑车，上身前倾，如飞而过，夏日多为短裤、短袖衫，洒脱而健美，热烈而自信。他塑造了多个反派形象。但以一当十，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渡江侦察记》中的敌情报处长。与他同在这一剧中表演的，有孙道临、中叔皇、齐衡、康泰、李玲君。敌情报处长的戏份并不多，但相当关键，他阴险、凶恶、骄横、不可一世，甚至还有点震撼的气势。影片上映后，情报处长家喻户晓。你说陈述，别人就会接着说“情报处长”；或者，你说“情报处长”，别人就会接着说陈述。这简直就成了两条固定搭配。他塑造情报处长的特点，就是“绝无仅有”。
其实，他演过两个情报处长。
文革中，有两部老电影，江青下令重拍，一是《南征北战》，二就是《渡江侦察记》。重拍《渡江侦察记》，原来的导演汤晓丹先生只能当顾问，演员也有所更动，但情报处长无可替代，还得陈述来，因为他在群众中影响深刻，无可动摇。1992年6月20日上午，陈述老师约我到淮海中路他府上细说缘由。此时，他前任妻子陆维华逝世不久，再4年，才和李波结婚，“大媒人”是叶惠贤。 我那天拜访，提前到达，但见先生面前放着一只方凳，一手端着一杯麦乳精，一手抓着大饼油条猛吃。真的不像“情报处长”，倒是像一个要急忙上班的工人。
彼时文艺战线强调“三突出”“高大全”，简言之，就是反面人物要向正面人物让戏。以电影语言表述时，反面人物距离镜头要远，形象要小，镜头压低向下俯拍，而且，反面人物不能那么张扬，那么放肆。编导演摄录美，个个如履薄冰，人人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谁都离现行反革命仅一步之遥。拍几个镜头，就赶紧送北京审查，尤其是外景，摄制组就在现场苦等，通过了，才敢往下拍；不行，只好重来。送着送着，先说很好很好，后来又说不行不行。因为情报处长戏份太少，形象又小，距离又远，表演更拘谨，情报处长竟如此弱小，物极必反，无强劲对手，英雄的戏也出不来。否定之否定，多数戏又重新来过，就那么折腾着玩。
陈述对这种违背艺术规律、脱离生活的审查、指示，极表不满，但也不愿当“现行反革命”。而且，因为有一个也叫陈述的反革命在逃，不知怎么的，就搞到了他的头上，他在“五七干校”被批判、审查了几个月，刚刚结束不久，惊弓之鸟，他不敢“乱说乱动”，只能在背后或与有同感者怨恨：“胡说八道！”
实际是——如此的“大作”，虽然还是彩色片，但观众不买账，又因为先入为主，所以到头来人们记得的，还是那部黑白片，还是那个老“情报处长”。所以，这天，他满足而又感慨地对我说：“不管我能活多少年，有这样一个艺术形象留世，我也值了。”其实，他还擅长绘画、摄影，他的书法更是潇洒流畅，银钩铁画，极具柳公权之风骨，墨宝留传甚多，大多散落在群众手中。有一次，他到外地拍戏，当地很多人排队，求他墨宝。这天，我也求他为我写几个字，他慨然允诺，而且，纸笔就在桌上。但我忽然慌神了，因为，人家题字给你，你不给润笔，至少也得请他吃顿饭嘛，可我这天囊中羞涩，只得连说“下回下回。”谁知，亦如我没和程之合影一样，又错过机会。在四位中，唯他还时常表演朗诵，我欣赏过多次。而遗憾的是，先生2001年突患中风，经济拮据，一代名人，不知是何原因，直至2006年故世时，先生的退休工资，在上海当时退休员工中，也就是略高于平均数吧，远低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正高、正处。
大约是1991年吧，上海电视台叶惠贤先生，召集这4位，搞了一个“上影四大反派”的节目，这一来，4位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更深入了。其实，这4位的家庭全和普通市民一样，除于飞先生家略好些，其余，家具普通，陈旧色褪。没有一家有客厅，没有一家有茶几，请你喝茶，杯子只能放在饭桌上，做客也只能坐在饭桌旁，一家人的衣着陈旧。尤可叹，陈述先生家要更寒酸些。几位艺术家，朴素得紧，清贫得很啊！
1956年，上海总工会举办文艺会演，我所在单位中央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决定排《天仙配》参赛。我们请上影演员凌云老师指导，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男主角董永就由我扮演。彼时我还在写一个电影剧本，这样，我和凌云老师的接触就更多了。
那么，是何原因要请凌云老师指导呢？1952年，上影厂拍摄电影《淮上人家》出外景去安徽，摄制组和严凤英的黄梅剧团都住在六安一个大庙里，剧团排练时，凌老师用心观赏。他是京剧爱好者，他的夫人董爱琳更是南京京剧团团长，作为戏曲而言，黄梅戏和京剧有诸多相通之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凌老师很快就对《天仙配》全剧的表演、唱念烂熟于胸了，而且，他还搞到了《天仙配》剧本和曲谱。当我们请他时，他已教会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海关两个单位。
至于我，1951年在皖北参加治淮时，有安徽黄梅戏剧团到工地慰问我们，那天，由严凤英和另一个演员合演《夫妻观灯》，看得我惊奇不已：啊，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纯朴，本色、清新、活泼、有趣的小戏，那充满泥土清香的唱腔，赛过一杯醇酒，完全达到醉人的程度。1954年，华东地方戏曲会演在上海举办，我又在长江剧场看了严凤英的《天仙配》。何况，我本来就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所以，演董永，非我莫属。
凌老师诚实、本份、和气。他带来《天仙配》剧本和曲谱，我们赶紧油印。他对我们讲严风英其人，讲黄梅戏的特色，讲《天仙配》的故事和出典。在他的启发下，我去上海图书馆查了有关资料，丰富了知识，加深了对《天仙配》故事的了解。他还要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份董永的小传，特别要我注意对董永内心世界的开掘，说他们演员创造角色，都是这么做的。这样的教导，对我后来写小说，也有启示性作用。此后，他就教我们韵白和演唱，再后来，就一招一式地教我们表演了。对于我们这批年轻人来说，演话剧还马马虎虎，因为动作接近生活；要演戏曲，说话要拿腔拿调，有板有眼；举手投足，有规定程式，不能随意乱动，最麻烦的是那两管长长的水袖，还有那厚厚的靴子，要学会使用，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功到自然成，凌老师耐心、细心地教，我们虚心、认真地学。年轻人到底聪明，白天、夜晚，前后历时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大约用了30个工作日吧，这台戏，我们也就拿下了。当然，我们只是学了《游鹊桥》和《路遇》两场，演出时间35分种。而全剧要120多分钟了。会演时，我们的表演获得了二等奖。当然，我们还在本所和其他单位演了几场。而凌老师在教我们的前期，正在拍摄一部叫《谁是凶手》的电影，很忙的。说来当今人难于置信，凌老师在辛辛苦苦的一个月时间里，没吃过我们单位一餐饭，没拿过当今所谓的一分钱劳务费，也没收任何纪念品之类的东西。而且，来来去去，车费自理，真正的全心全意。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他的。
其实，那时的上海，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最活跃，最兴旺时期，每逢周末，大中型单位，大多有交谊舞会，其间还会穿插节目，那是单位之间的相互交流。唱唱、跳跳、舞舞，真的是心情舒畅，歌舞升平。至于搞文艺会演，也很平常。惜乎好景不长，当“反右”开始，“大跃进”相继时，这样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再说，此次交往后，凌老师就成了我的挚友。再往深处交谈，原来我和他还是校友，他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和他同期的还有上影的张瑞芳、张雁，我是第三期，关系就又进了一层。而此时他又在紧张地日夜赶拍电影《母亲》，他演一个叛徒，张瑞芳演他的母亲。下一部，他又接了《羊城暗哨》的一个重要角色。
1952年，由公安部直接指挥，相关省市配合，广州市公安局侦破一反革命惊天大案。案情是一批以吕薄冰为首的武装特务、反动分子，阴谋劫持一艘由广州开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开往联合国，控诉共产党，最后去台湾。与吕薄冰接头的有32人，他们来自全国多个省市。案情重大、紧急、罕见。海燕电影制片厂据以出品经典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凌云就演那个特务头子吕薄冰，公开身份是伪装成手执纸扇的“算命佬”，自命为“小神仙”，这个角色相对固定地在一家饭馆门前看相，以此联络匪众。电影上映后，风靡全国。“小神仙”凌云也就更广为人知了。他塑造这一反派的特点是“题材重大”，表演出色。他和我谈起这些时，也有一种成就感。此前此后，他还饰演多名反派。他演反派的原因之一，是他长相不是那么的英俊潇洒，也不粗壮憨厚；之二是他对反派有研究；之三是他出身大官僚家庭，一般不能演正面人物，尤其不能演英雄。
一次，我对凌老师说，我虽作为在职干部，但我想考上海戏剧学院。他非常鼓励我，问我考表演系还是文学系？我说，我是志在文学，但我想先当演员，而后再边演戏，边在业余搞文学，这样，两者可以得兼。他除了跟我讲一些表演的常识以外，又说他可以再请人辅导我。于是，他在淮海路的一幢大楼里，为我引见了陈述先生。我虽然看过电影《渡江侦察记》，但这回才见到真的“情报处长”。潇洒礼貌的“处长”大人，正在埋头写一篇文章，相约不日再见。
但后来也许是因为一种自信吧，我并未劳动陈述先生。1956年，我以在职干部身份，直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如今报考上戏的学子竟有几千人，比如2013年居然有13000人，而那年我报考时，表演系考生是500余名，大家已惊叹人数之多了，复试时是50余名，录取30余名。我朗诵的作品是郭沫若的寓言诗《狼和小羊》。初试的表演小品是：我一个人进入深山后，口渴得很，如何找水喝。复试的表演是：我在踢球时，不慎将球踢到居民的院子里去了，我如何取回？志愿服务者是一年级的梁波罗和周以勤等同学。当时学院的院长是戏剧家熊佛西先生，他没有担任考官，但那天，他在考场看了我的复试。结束时，我在考场外面遇到了他。他微笑着对我说，演得不错，又有点儿智慧。笔试我就更多了几分把握，心里乐滋滋地做着演员梦、作家梦。然而，天知道，在最后一关，学院人事科长面试时，竟然问我：“你的胡风分子问题，怎么样了？”又微笑着说：“党是不会培养胡风分子的唷。” 真是晴天霹雳！演员梦就此被击得粉粉碎。何止于此，接着更是大难临头。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55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同科的一个“积极分子”，窃取了我的一些文稿，密呈领导，告我是“胡风分子”。我当即被批斗了3天，年来无话，我以为没事了，然而……
然而，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便在劫难逃，1957年，在猛烈、凶狠、无情的“反右”后期，我被生物制品所以莫须有之罪开除公职，押送闽北深山改造。在此前的一两个月吧，我看到《上影画报》上的一幅漫画，一条毒蛇，身上有“右派分子凌云”六个字。就是说，凌老师先我一步被“揪出来”了。“和上影厂右派分子凌云关系密切”，也是我的罪状之一。当然，因为我学习写作，和我关系密切的，还有上海“胡风分子”文人何满子、北京“大右派”诗人邵燕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搞我搞谁！
20多年后，阳光普照，劫后余生，我平反回沪，除了积极工作，埋头写作，不时想到凌老师。上影厂在“文革”浩劫中，“革”死了好些演员，比如石挥、冯喆、邓楠、上官云珠……凌老师还好吗？我跑到上影厂，找了组织部门，经几次要求，才找到他的夫人董爱琳。这才知道，凌老师虽历经苦难，平反后，青春勃发，报效祖国，已参拍《法庭内外》等多部电影，现正在湖南长沙潇湘电影制片厂拍上下集电影《湘西剿匪记》，饰一个名叫瞿二十四的土匪头子，费时2年。1987年，我才见到他。30年后重相逢，倍感亲切！我对过去发出了一些感叹，他说：“‘大江茫茫去不回’，我们的目标在未来。”我也深表赞同地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呀。”
当时，他住宛南新村，我住东安新村，抬脚就到。他又引我拜见了《小小得月楼》等片的导演卢萍，几次畅叙，大家热情很高，凌老师提议搞一个本子，由我编剧，卢萍导演，凌老师说了故事的大意，剧情是写吉斯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务活动，以及中统与其斗争的故事，剧本写成后，拍出12集电视剧《76号魔窟》，故事相同于后来汤唯主演的《色戒》。凌老师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我也是，虽然不在一个支部，但又近了一层。所以，我和凌老师的来往更频繁，友情也更深了。
凌老师最后的艺术形象，是在表现国民党抗日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出演团长的团长（当然，在这部戏里，该团长不是反派，而是正派了）。而他本人解放前是第四野战军文工团演员，60岁时离休，享副局级待遇。在四大“反派”中，他的寿命最长，待遇最高，走得最晚，于2010年4月谢世，终年90，我到场沉痛追悼。友情难忘，我至今与他的夫人董爱琳保持着联系，几天前，我还请她到我家来过。
多才多艺数程之
因我在上影影视部工作了近3年，所以，又有机会相识程之先生。
程之先生所饰反面人物更多，比如1949年电影《腐蚀》中的特务祁科长，1953年电影《鸡毛信》中的歪嘴伪警察，1961年电影《红日》中敌七十四师参谋长董耀宗，1981年电影《子夜》中的投机商何慎安等20余种。他技艺精湛，一丝不苟，让这些角色走出来，外形、神态无一相同，可以各领风骚，令人叹为观止。我拜访他时，常和他谈起这些角色，请教他塑造这些角色的经验，他总是与我平等交流，侃侃而谈。先生还取出一些资料给我看，上面有他采访现实人物的记录，有角色的小传，有他表演的体会。这些资料，他称之为“角色档案”。此外，先生不但能演，而且能导；他的配音艺术也相当高超；他在全国多家电视台包括中央台，受邀客串节目主持人。有一次当主持，他居中，配合他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宋世雄。他的这些作品，我几乎全欣赏过。他对京剧谭派不但喜爱，而且唱做俱佳；他的京胡拉得特好，丝毫不让高级琴师；他的书法艺术尤多造诣，正楷、隶书是真正的书法家作品；他的相声也说得好，我也曾多次欣赏。虽然四位都说相声，但他说得更多，也最具特色。所以说，他是天赋独具、人才难得。令人有“才如奔马笔如花”之感。在文艺界，像他这样多才多艺，而且达到精通的程度，算得是凤毛麟角了。他从艺的格言是“演戏要生活，生活不演戏”。他还是区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馆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为人厚道、善良、诚恳，喜爱他的人太多太多。与朱镕基更是同好，因朱镕基也唱京剧，也拉京胡，二位相见，谈笑风生，亲密无间。
那时，先生的小儿程前，从农村调武汉，从武汉调广东电视台，又调中央台正大综艺和王雪纯做主持，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鲁迅先生有言，“怜子如何不丈夫”，说起此事，先生也显出一种父亲的愉快，更在意小儿的进步。所以，先生对程前希望很大，并谆谆教诲。他还曾以工整的小楷，书赠程前《百字铭》一首，并热情向我出示，其铭曰：
恰似那，春苗出土，荷尖初露。主持节目，潇洒自如。舆论赞，压得住。须自知，初出茅庐，经验不足，阅历有限，缺课待补；莫等闲，抓紧读。前辈云：人前出翠，人后熬苦；艺无止境，学无坦途。继前人，创新路。寄望你，干劲鼓足，多有建树；谦诚自励，众望莫负，勇攀高，展鹏图！
我说：“您一定会使程前做得更好的。”他说：“我不是也在学习嘛，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不行。”我想，岂止程前，此铭于其他文艺青年，一样有教益。
先生家住富民路，我到先生府上去过多次。有一次，我将一篇写他们父子俩的稿子请先生当场过目。5000多字，先生看了三十分钟。我有点紧张，估计必有大改，却见先生看完后，抬起头，微笑一下，连说：“甚好甚好！”我也轻松地笑了。就在这天，先生赠我全家福照片，并在照片背面，亲切题字，称我“吾友”。一旁，他善良、热情的夫人郭葆璟取出相机对我说：“你上次不是说要和他合影嘛。”我连忙说：“真不好意思，今天我穿皮夹克，太臃肿，有愧先生，下回吧。”孰料，竟成憾事！
叹人生，有时候，机会真的是稍纵即逝，一去不复返的。那天，我问先生，这两天有何活动？先生说：“明晚市政协礼堂元宵晚会演出。”唉！无人可料，第三天，即1995年2月15日，《新民晚报》赫然登出惊人消息——14日，程之逝世！ 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叹息不已！
原来，我13日拜见先生的第二天，也就是30个小时之后，即14日晚，先生在市政协元宵联欢晚会上，唱罢京剧《天霸拜山》选段《盗御马》，回到后台，先生抬手从衣架上取衣时，心肌梗塞，轰然扑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哀哉！其实，先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然而，天不假年，他匆匆告别了艺术、妻儿、朋友，享年仅69岁。四位中，他走得最早，年纪也最小。人们无不叹惋。我在《劳动报》发表一篇名为《怀念程之》的文章追忆他。
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在市政协开了追思会，出版了由汪道涵先生题书名的他的遗著《我这一辈子》，拙文《怀念程之》被收入其中。那天，张瑞芳、向梅、舒适等诸多影星、同事，还有不请自来的许多热情观众到场。郭葆璟、程前邀我合影，聊为补憾吧。后来，先生的遗体，安葬在“福寿园”，并有先生塑像一尊。
演员也有“专业户”
要说于飞先生，那我是先结识他的夫人方丽英老师——艺名嫩娘，角色是全市闻名的老舅妈，而后才结识她的先生于飞的。
于飞的形象是宽额高鼻，白皮鬈发，身材高大，一个“假洋鬼子”。他性格随和，温文尔雅。就凭这长相，在如今，他可以演国际友人，演斯诺和白求恩。而那时，洋人的形象，多数是坏蛋。所以，他的尊容，只能演神甫、主教、外国特务、国际间谍这样的反派。然而，照此办理，他这样的演员，一是稀有，二是戏路逼着他就只能走反派这一条路。他在《斩断魔爪》《羊城暗哨》《蓝色档案》等作品中，担任了外国反派角色。但演外国反派也要演得像，而且要各有个性，不能千人一面。这个主教和那个主教，这个神甫和那个神甫不能雷同，这个特务和那个特务要分得开。事实是，这倒成就了他。于先生演反派洋人，不满足于得天独厚的外形，而是勤于思考，工于塑造，精益求精。他塑造的角色，形神兼备，各有个性，连连出彩。在土生土长的汉人中，有这样的长相，又是如此的表演艺术家，堪称一绝。最终也使他在表演艺术上，独树一帜，成为名噪一时的演外国人“专业户”，而且全国仅有。于先生对我说，为了演好角色，他查阅了一些真正的神甫、主教的资料档案，而后细心研究、深入分析，最终找出规律，摸出特点，为我所用。他的相声也说得好，而且，每每与他的形象、他演的角色连起来说，有意思的是，他和凌云、程之、陈述都合说过。一个时期以内，这四位的相声，在沪上名噪一时。他们还去外地演出，不过说句笑话，中国大得很，南方演演就足够了，一般而言北方他们是不去的，因为物有所用人有所长，相声祖宗，相声大王，都在那一块呢。
1995年的一天，我在于先生府上，和他说起他的东床、儿童艺术剧院院长金安歌，他在上下集电影《西安事变》中，塑造了张学良的形象。这也是张学良在大陆的第一个银幕形象。于先生对金安歌的塑造表示认可。我说，我对这一角色也是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情节，是下级来报：老蒋在后山被捉到了。紧张万分的张学良听罢，当即左手高举，仰面朝天，右手托住后脑勺，发出一声长叹，而后跌坐沙发。我向于先生复述了这细节。先生对我的复述表示惊讶和赞许。接着，我又从《诗经》说到他大名的两个出处，他笑着连连点头。虽说我有炫耀之嫌，但我让先生明白我是一个好学之人，而且也是为了一查究竟。这时，方丽英老师买菜回家，蚕豆、黄瓜、鱼、肉、蛋，满装一拖车。我迎着她笑道：“方老师，您买这么多呀？”她说：“忙煞，烦煞，要买就多买点，省得来回跑，吃力煞。”就她本人而言，无关年龄，说话，动作，还有她的笑容，真有那么一种娇嫩的样子，这就难怪她叫“嫩娘”了。我对二位说，我要为二位写一篇文章，我说了大意。于先生点头，方老师也说可以，她还当即给了我一张二位的合影。此后，我又说起方老师1952年的电影《三毛学生意》，她乐呵地笑道：“那时演的小英是个小姑娘，现在老太婆了，只能演演老舅妈了。”我说：“这个老舅妈也了不得，您是上海的唯一呀。”接着，她又说了些老舅妈这一角色的起源，还有和演员李九松先生如何的配合，又讲了几个最有趣的情节，逗得我们三人都哈哈大笑了。这时，他们的女儿于蓓芳进来，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二位对我说：“蓓芳也爱好文学，你要多多帮助她。”我忙说：“不敢不敢。蓓芳的大作，我也经常拜读到的，很有特色，才女呀。你们一家，又是电影，又是相声，又是滑稽戏，又是文学，我要学的真是太多了。”
于先生曾经是商人，所以，他更善于和人打交道，与其他三位比较，他的朋友更多，人际关系更好，还多了几分谦恭，而且为人厚道，乐于助人。所以，圈内圈外，左邻右舍，他又有“好人于飞”之美誉。
惜乎，先生于1998年故去。
两个“情报处长”
前面已经说过，50年代，因凌云老师的介绍，我曾与陈述老师有过一面之缘。他1920年出生，原名陈启通。面容、体形有棱有角，相貌堂堂，性格豪爽，风度潇洒，浑身是戏。如果说凌云、程之儒雅，这位则多了几分耿直、刚强，他不同意别人意见时的口头语，是“胡说八道”。他热爱体育，爱游泳，尤爱骑自行车。当年，上海街头，常见他飞车而过的身影，骑的是一种跑车，上身前倾，如飞而过，夏日多为短裤、短袖衫，洒脱而健美，热烈而自信。他塑造了多个反派形象。但以一当十，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渡江侦察记》中的敌情报处长。与他同在这一剧中表演的，有孙道临、中叔皇、齐衡、康泰、李玲君。敌情报处长的戏份并不多，但相当关键，他阴险、凶恶、骄横、不可一世，甚至还有点震撼的气势。影片上映后，情报处长家喻户晓。你说陈述，别人就会接着说“情报处长”；或者，你说“情报处长”，别人就会接着说陈述。这简直就成了两条固定搭配。他塑造情报处长的特点，就是“绝无仅有”。
其实，他演过两个情报处长。
文革中，有两部老电影，江青下令重拍，一是《南征北战》，二就是《渡江侦察记》。重拍《渡江侦察记》，原来的导演汤晓丹先生只能当顾问，演员也有所更动，但情报处长无可替代，还得陈述来，因为他在群众中影响深刻，无可动摇。1992年6月20日上午，陈述老师约我到淮海中路他府上细说缘由。此时，他前任妻子陆维华逝世不久，再4年，才和李波结婚，“大媒人”是叶惠贤。 我那天拜访，提前到达，但见先生面前放着一只方凳，一手端着一杯麦乳精，一手抓着大饼油条猛吃。真的不像“情报处长”，倒是像一个要急忙上班的工人。
彼时文艺战线强调“三突出”“高大全”，简言之，就是反面人物要向正面人物让戏。以电影语言表述时，反面人物距离镜头要远，形象要小，镜头压低向下俯拍，而且，反面人物不能那么张扬，那么放肆。编导演摄录美，个个如履薄冰，人人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谁都离现行反革命仅一步之遥。拍几个镜头，就赶紧送北京审查，尤其是外景，摄制组就在现场苦等，通过了，才敢往下拍；不行，只好重来。送着送着，先说很好很好，后来又说不行不行。因为情报处长戏份太少，形象又小，距离又远，表演更拘谨，情报处长竟如此弱小，物极必反，无强劲对手，英雄的戏也出不来。否定之否定，多数戏又重新来过，就那么折腾着玩。
陈述对这种违背艺术规律、脱离生活的审查、指示，极表不满，但也不愿当“现行反革命”。而且，因为有一个也叫陈述的反革命在逃，不知怎么的，就搞到了他的头上，他在“五七干校”被批判、审查了几个月，刚刚结束不久，惊弓之鸟，他不敢“乱说乱动”，只能在背后或与有同感者怨恨：“胡说八道！”
实际是——如此的“大作”，虽然还是彩色片，但观众不买账，又因为先入为主，所以到头来人们记得的，还是那部黑白片，还是那个老“情报处长”。所以，这天，他满足而又感慨地对我说：“不管我能活多少年，有这样一个艺术形象留世，我也值了。”其实，他还擅长绘画、摄影，他的书法更是潇洒流畅，银钩铁画，极具柳公权之风骨，墨宝留传甚多，大多散落在群众手中。有一次，他到外地拍戏，当地很多人排队，求他墨宝。这天，我也求他为我写几个字，他慨然允诺，而且，纸笔就在桌上。但我忽然慌神了，因为，人家题字给你，你不给润笔，至少也得请他吃顿饭嘛，可我这天囊中羞涩，只得连说“下回下回。”谁知，亦如我没和程之合影一样，又错过机会。在四位中，唯他还时常表演朗诵，我欣赏过多次。而遗憾的是，先生2001年突患中风，经济拮据，一代名人，不知是何原因，直至2006年故世时，先生的退休工资，在上海当时退休员工中，也就是略高于平均数吧，远低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正高、正处。
大约是1991年吧，上海电视台叶惠贤先生，召集这4位，搞了一个“上影四大反派”的节目，这一来，4位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更深入了。其实，这4位的家庭全和普通市民一样，除于飞先生家略好些，其余，家具普通，陈旧色褪。没有一家有客厅，没有一家有茶几，请你喝茶，杯子只能放在饭桌上，做客也只能坐在饭桌旁，一家人的衣着陈旧。尤可叹，陈述先生家要更寒酸些。几位艺术家，朴素得紧，清贫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