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节本明儒学案》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所刊行的书籍。梁启超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养心用的。但此书关于泰州学派的批语，表明梁启超关于泰州学派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有着较为深刻的分析。梁启超认为，有着维新思想的日本志士仁人，“行事与泰州学派相近”“可为今日我辈之模范多也”。
关键词：《节本明儒学案》 泰州学派 明治维新
中图分类号：K251;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1-10-15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刊行《节本明儒学案》一书，时在1905年。1在全书五千五百字的眉批中，以泰州学案的批语最长，为七百三十字。染启超不仅称泰州学派众人为“诸贤”“真豪杰”，更誉“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2，批语中涉及到泰州学派在日本的影响。《节本明儒学案》没有收入流行最广的《饮冰室合集》里，为此有必要深入讨论一下。
一
《节本明儒学案》是梁启超从《明儒学案》节录出来的本子，规模为原书的四分之一左右，字数为二十四万。《明儒学案》原有十九个学案，梁启超照样未变。《明儒学案》的发凡、目次与刘宗周的《师说》，以及各学案的原序，均囊括在内。节本与原本一样，名列学案的也是一百九十六人，但有语录被选入的只有七十九人。抄录的语录为八百三十四条，最多的是王阳明一百一十五条。向阳明心学的倾斜是很明显的，这与他早年受康有为的教诲相关。
在未拜师康有为前，梁启超主攻的是经史训诂词章之学。师从康有为后，遵师嘱读《明儒学案》。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十九岁时在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教诲时说：“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3节本与原本的区别在于，原本是一部明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节本被梁启超改变为一本修身之书。为何出现如此的变动呢？梁启超自幼丧母，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姐的去世让他很沮丧。光绪三十年（1904），梁启超（三十三岁）在《致蒋砚云先生书》中说：“仆于十日前有姊之丧，心绪恶劣，不能自胜。……读尊著《养心用心论》惠我良多，日来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拟节钞之印行，公谓何如？”1他以读《明儒学案》为调理心态的良药，决心节钞《明儒学案》加以刊行：“启超自学于万木草堂，即受《明儒学案》，十年来以为常课。每随读随将精要语圈出，备再度研览，代书绅云尔。乃今取旧读数本，重加厘订，节钞以成是编。”2《明儒学案》是梁启超一直带在身边，长期阅读的书籍。他以为《节本明儒学案》有利于个人身心的修养：“启超所以提倡此书之意，将于智育以外，为德育界馈之粮也。……今本书所钞，专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属于科學范围者，一切不钞。”3《节本明儒学案》是在1904年到1905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编成的。
梁启超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去读《明儒学案》的，而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独好陆王”：“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4“独好陆王”的康有为，重视“心”的作用，那是毋庸置疑的。他在1902年所著的《孟子微》一书中，把“心”与西方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以为这是人类的文明与进化的动力。康有为认为，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即孔子的“仁”，也就是近代西方物理学界视为宇宙本原的“以太”。它们是世间一切的根源所在，“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5康有为所说的“不忍人之心”绝非孟子原意，而是王阳明“良知”的化身。只是既为《孟子》一书作发微，故乃沿用“不忍人之心”这一概念。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6年写了《新民说》，这是其一生中思想最激烈的时期。他断言：“盖心力散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是故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6“心力”的“散涣”与“凝弱”，是决定“弱者”与“强者”的主心骨，人世间的一切大事，皆由“心力”所主宰。“心力”是梁启超刊行《节本明儒学案》的指导思想，故在眉批中极力表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7本文不专力于此，重点在考察他对泰州王门的赞许上。
二
梁启超先是照录了黄宗羲的《泰州学案序》，后有很长的眉批：
泰州之学为世诟病，当世无贤不肖畏之如蝎。梨洲固心许之，然不能太撄时论，故稍予微辞，抑亦补偏救弊之意。其所赞评，谓“多能以赤手搏龙蛇”，谓“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谓“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真能写出诸贤气象。盖诸贤实学道有得之真豪杰也。阳明之教，即知即行，不行不得谓之知。泰州诸贤，以非常之自信力，而当下即行其所信。阳明活用孔孟之学，而泰州又活用阳明之学者也。必如泰州，然后阳明学乃真有关系于社会于国家也。本节所记诸贤，梨洲不以入于学案正文，盖微外之。然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日本自幕府之末叶，王学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斋，曰吉田松阴，曰西乡南洲，曰江藤新平，皆为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其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著一书曰《日本阳明派之哲学》，其结论云：“王学入日本，则成为一日本之王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优于支那派远甚。”（原著六二七页）嘻！此殆未见吾泰州之学风焉尔。抑泰州之学，其初起气魄虽大，然终不能敌一般之舆论，以致其传不能永，则所谓活泼赫奕者，其让日本专美亦宜。接其传而起其衰，则后学之责也。梨洲少时携锥入都，谋复仇，其气象与山农、心隐一何相类，其后乃稍别之耳。井上氏又云：“阳明派之人著书率少，其行状即代著书。且所以感化人者，比著书之效果更大。盖彼等以知行合一为主义，常实行其所知，故所行即所知之发现也。观其学术，当于此焉求之。”吾谓山农、心隐之行事，皆足以廉顽立懦，宜以至精之学说视之。
梨洲所以不列诸贤于学案正文者，谓其纯于禅，非复儒也。习气哓哓儒佛之辨，则此自是当时习气耳。明道谓邵康节豪杰之士，若泰州诸贤，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观心斋父子之所证，何其与康节相肖。1 这段眉批内容很丰富。首先，“泰州学派”一词，本人认为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的是“泰州学案”，无“泰州学派”一词。容肇祖在《何心隐及其思想》一文中说：“何心隐是王守仁门下王艮的三传弟子，即所谓泰州学派的嫡传。”2时间是在1937年，比梁启超晚了二十二年。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写了篇《王艮传》，内中说“先生之学，传播东南，学者称为泰州学派云。”3刘师培生于光绪十年（1884），所说的“学者”当为梁启超。梁启超在眉批中，“泰州之学”出现了三次，“泰州诸贤”为二次，“泰州学派”仅一见。正是唯一提到的一次，讓梁启超成为“泰州学派”的始作俑者。
其次，梁启超以为，这一学派“其传不能永”的原因是，一直为具有正统观念的文人所垢病。王世贞诋毁颜山农，说他“好意见，穿凿文义，为奇邪之谈”，“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4王世贞（1526—1590），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号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为文坛领袖二十年，声望甚高，“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5。王世贞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那个抓了何心隐的封建卫道士王之垣，受王世贞的影响，对颜山农进行人身攻击：“王弇州先生《别集》，其所载颜山农挟诈赵文肃千金与奸良家妇为心隐所殴事，尤污齿颊。”6王世贞讲颜山农有个怪习惯，学生拜他为师，先得要被他打三拳。何心隐拜师后很后悔，趁颜山农在奸淫农家妇女时躲在隐僻处，待事完后打了颜山农三拳，于是“削弟子籍，因纵游江湖”。7此即“颜山农奸良家妇女为心隐所殴”之事所本。王世贞这一记载可以说一箭双雕，既给颜山农添了个色鬼的罪名，又指斥颜山农、何心隐两人以讲学鸣世而缺乏尊师之习。王之垣给何心隐按上了个“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1的罪名。卫道士们连篇累牍的围攻，成了笼罩于整个社会的“一般之舆论”，这是泰州学派难以持续流传的缘由。梁启超称赞颜山农、何心隐、王艮父子为“豪杰之士”，与传统卫道士们的观点是大相径庭。
第三，梁启超以为，黄宗羲对何心隐与颜钧的所作所为“固心许之”，但碍于“时论”之强大，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赞评”是有的，如“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等。青年时代的黄宗羲气盛得很，上北京身藏铁锥重击宦官，为父亲黄尊素报仇，梁启超以为，“梨洲少时携锥入都，谋复仇，其气象与山农、心隐一何相类”，真有“掀翻天地”的狂者气概。黄宗羲“少时携锥入都”之壮举，历来为后人所称赞。梁启超断言，这是因为黄宗羲在侠者境界上，同被指为“妖人”的何心隐与目为“少正卯”的颜钧是“相类”的。至于“其后乃稍别之”，是说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黄宗羲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过激举动了。
第四，梁启超青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为真正能活学活用“知行合一”的当属泰州学派：“泰州诸贤，以非常之自信力，而当下即行其所言。”梁启超以为，只有像泰州学派这些人，才能作出真正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事情，足以为后世垂范：“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梁启超以为“知行合一”方面，当以颜钧与何心隐为典范。这是与二人建立萃和堂与聚和堂，在把自身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力行相关的。萃和堂只存在了三个多月，聚和堂则生存了六年有余。中国历史上不乏构筑社会理想的思想，如老子的“小国寡民”、《礼记》中的“大同”、陶渊明的“桃花源”等，但大多是坐而论道。惟独何心隐既坐而论道，又起而行之。在理论上，他主张“育欲”以满足人们对欲望的追求;在实践上，他捐出全部家产，在宗祠内办公益学校，对孤寡老人实行救济。何心隐与颜钧，确实是践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楷模，只是颜钧坚持的时间太短促了。
第五，梁启超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是与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传入日本有着紧密关联的。梁启超文中提及的大平中斋、吉田松阴、西乡南洲、江藤新平，均为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梁启超的结论是，他们的“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明治维新运动得以成功的思想资源之一，就是维新志士对“山农、心隐之行事”的仿效，故“宜以至精之说视之”。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大家、现代著名思想家朱谦之以为，日本阳明学主要是受“阳明左派”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泰州王门。2
三
关于第五点，有必要从阳明心学流传到东瀛的历程去认识。正德八年（1513），日本禅僧了庵桂悟在宁波会见了王阳明，王阳明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送别。之后王阳明的《传习录》等文集，在十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日本阳明学作为一个学派，是从中江藤树（1608—1648）开始的。在明治维新前幕府统治二百多年间，日本朱子学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官学。阳明学一直是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到宽政二年（1790）幕府发布异学禁学令后，阳明学成为异端。到幕府统治末年，阳明学成了维新派志士信奉的哲学，在信奉者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其中包括梁启超提到的四人。
大平中斋，今作大盐中斋（1793—1837）。十四岁时袭父职，在大阪做一个维持地方治安的小官吏。公余在家设立私塾，名“洗心洞”，以阳明致良知之教教育学生。天保元年（1830）退职，专事讲述与著作，著有《洗心洞札记》《古本大学刮目》等。天保七年（1836）发生大灾荒，民不聊生。天保八年（1837）率大阪贫民起义，攻打米店与富商住宅，将粮食分给贫民。旋因被困而自焚身亡。在日本阳明学者中，大盐中斋是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内心信仰的最彻底者，是躬行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典范。
吉田松阴（1830—1859），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与改革家。著作有《讲孟余话》《幽囚录》《留魂录》等。他受李贽生死观的影响甚深：“抄李氏《藏书》，卓吾之论大抵不泄，谁不一读而不与吾拍案叫绝者哉！”“仆去冬以来，死之一字，大有发明，李氏《焚书》之功为多。其说甚长，约言之：死非可好，亦非可恶，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死而心死者，有身死而魂存者。心死，生无益也;魂存，亡无损也。”1面对死亡他毫无畏惧，因为他相信“魂存”比“身死”“心死”更有价值，这是他从李贽《焚书》中得到的启示。他对李贽的“童心”观颇为倾心：“顷读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说》尤妙。”“向日肖海（士屋）借示李氏《焚书》，卓吾居士一世之奇男子，其言往往与仆之心合，反覆甚喜。”2作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与理论奠基者，他读了王阳明与李贽著作后赞颂有加：“吾尝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3在王阳明与李贽影响下，他力倡“尊王攘夷”之论，致力于倒幕运动。三次下狱，后被处以死刑。培养出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倒幕运动的维新领导人。 西乡南洲即西乡隆盛（1827—1877），南洲是他的号。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生于鹿儿岛，萨摩藩武士出身。倒幕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文久二年（1862）被捕，在狱中两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儒家著作。维新政府成立后于明治四年（1871）任参议。因提“征韩论”未被采纳，辞去职务。明治十年（1877）被萨摩藩武士推为首领发动叛乱，兵败后自焚。
江藤新平（1834—1874），明治维新运动功臣，法学家、民权思想家。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情有独钟，主张设立民选议院，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上任后雷厉风行，摧毁旧司法体系，把行政与司法分开，奠定了日本近代司法制度的基础。明治六年（1873），政府围绕着是否出兵征服朝鲜发生激烈争论。江藤新平主张的“征韩论”处于下风，于是在明治七年（1874）纠集了三千多名武士抢劫银行，发动武装叛乱，反对当局，兵败后被枭首。原先制定给他人的酷刑，试在了自己身上，人称“日本的商鞅”。
上述四人都为明治维新运动作过自己的贡献，为“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但他们或自尽或被处死，以损躯为结局。梁启超以为，他们继承了王阳明，尤其是“泰州诸贤”的知行合一：“以非常自信之力，而当下即行其所言”“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这句话值得深思，因为它贴切地表达了梁启超当时的心灵深处的思想。
四
学者李国俊以为，《节本明儒学案》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11月抄竟，是年新民社印”4。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流亡到日本，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梁启超一生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到日本后即创立《清议报》，声言“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5。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6。同年十二月，说自己的思想面貌與知识结构，较前有一个质的飞跃，“又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7。之前的梁启超，思想受限于康有为的框架;到日本以后，他突破了康有为的藩篱。他以旺盛的精力，著文介绍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康德……正是这样的转变，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完成了最能体现其激进思想的《新民说》。在“新国”必先“新民”主张下，他精心铸就了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新民”，宣传了一整套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近代西方以自由为核心的人的社会意识。1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所写的《释革》一文中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2“天演”是借用严复的术语，是进化之意。梁启超以为，“革”是不断地去旧更新，是拯救中国独一无二的法门。“革”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为此他说不仅要实现政治革命，还要进行史学革命、道德革命、小说革命、经学革命等。为此与往日导师康有为决裂，也在所不惜，“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3所谓“破坏为事”，就是实施推翻清廷的革命。在这方面，奉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的何心隐与颜钧，就为意欲推翻清廷的人们提供了榜样。这是“可为今日我辈之模范何多”的真实含义。梁启超是一个善于以史昌我的学者，他往往借用历史上的事实来为自己的观点呐喊。用何心隐与颜钧的事例，来鼓舞当时人们的斗志，是梁启超的真实意图所在。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4，虽是康有为自况之语，亦可视为梁启超用来说明自己思想善变、多变的一句名言。果不其然，在民国十二年（1923）至民国十四年（1925）期间，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把泰州王门说成是嗜好于“酒色财气”的“花和尚”：“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5从人们效法的“模范”到成为社会末流“花和尚”，相差何其大也！惟其如此，才是一活脱脱的、真实的梁启超。
Abstract：The Brief of Ming Ru Xue An is a book published by Liang Qichao when he was exiled in Japan. Liang Qichao compiled this book for the purpose of self-cultivation of morality and mentality. However， this book's criticism of the Taizhou School shows Liang Qichao's having a profound analysis and great influence of the Taizhou School on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Liang Qichao believed that Japanese people with reform thoughts "behave similar to the Taizhou school" and "which can be models for our generation today."
Key words：The Brief of Ming Ru Xue An;Taizhou School;Meiji Restoration
责任编辑：张 明
关键词：《节本明儒学案》 泰州学派 明治维新
中图分类号：K251;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1-10-15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刊行《节本明儒学案》一书，时在1905年。1在全书五千五百字的眉批中，以泰州学案的批语最长，为七百三十字。染启超不仅称泰州学派众人为“诸贤”“真豪杰”，更誉“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2，批语中涉及到泰州学派在日本的影响。《节本明儒学案》没有收入流行最广的《饮冰室合集》里，为此有必要深入讨论一下。
一
《节本明儒学案》是梁启超从《明儒学案》节录出来的本子，规模为原书的四分之一左右，字数为二十四万。《明儒学案》原有十九个学案，梁启超照样未变。《明儒学案》的发凡、目次与刘宗周的《师说》，以及各学案的原序，均囊括在内。节本与原本一样，名列学案的也是一百九十六人，但有语录被选入的只有七十九人。抄录的语录为八百三十四条，最多的是王阳明一百一十五条。向阳明心学的倾斜是很明显的，这与他早年受康有为的教诲相关。
在未拜师康有为前，梁启超主攻的是经史训诂词章之学。师从康有为后，遵师嘱读《明儒学案》。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十九岁时在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教诲时说：“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3节本与原本的区别在于，原本是一部明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节本被梁启超改变为一本修身之书。为何出现如此的变动呢？梁启超自幼丧母，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姐的去世让他很沮丧。光绪三十年（1904），梁启超（三十三岁）在《致蒋砚云先生书》中说：“仆于十日前有姊之丧，心绪恶劣，不能自胜。……读尊著《养心用心论》惠我良多，日来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拟节钞之印行，公谓何如？”1他以读《明儒学案》为调理心态的良药，决心节钞《明儒学案》加以刊行：“启超自学于万木草堂，即受《明儒学案》，十年来以为常课。每随读随将精要语圈出，备再度研览，代书绅云尔。乃今取旧读数本，重加厘订，节钞以成是编。”2《明儒学案》是梁启超一直带在身边，长期阅读的书籍。他以为《节本明儒学案》有利于个人身心的修养：“启超所以提倡此书之意，将于智育以外，为德育界馈之粮也。……今本书所钞，专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属于科學范围者，一切不钞。”3《节本明儒学案》是在1904年到1905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编成的。
梁启超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去读《明儒学案》的，而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独好陆王”：“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4“独好陆王”的康有为，重视“心”的作用，那是毋庸置疑的。他在1902年所著的《孟子微》一书中，把“心”与西方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以为这是人类的文明与进化的动力。康有为认为，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即孔子的“仁”，也就是近代西方物理学界视为宇宙本原的“以太”。它们是世间一切的根源所在，“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5康有为所说的“不忍人之心”绝非孟子原意，而是王阳明“良知”的化身。只是既为《孟子》一书作发微，故乃沿用“不忍人之心”这一概念。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6年写了《新民说》，这是其一生中思想最激烈的时期。他断言：“盖心力散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是故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6“心力”的“散涣”与“凝弱”，是决定“弱者”与“强者”的主心骨，人世间的一切大事，皆由“心力”所主宰。“心力”是梁启超刊行《节本明儒学案》的指导思想，故在眉批中极力表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7本文不专力于此，重点在考察他对泰州王门的赞许上。
二
梁启超先是照录了黄宗羲的《泰州学案序》，后有很长的眉批：
泰州之学为世诟病，当世无贤不肖畏之如蝎。梨洲固心许之，然不能太撄时论，故稍予微辞，抑亦补偏救弊之意。其所赞评，谓“多能以赤手搏龙蛇”，谓“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谓“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真能写出诸贤气象。盖诸贤实学道有得之真豪杰也。阳明之教，即知即行，不行不得谓之知。泰州诸贤，以非常之自信力，而当下即行其所信。阳明活用孔孟之学，而泰州又活用阳明之学者也。必如泰州，然后阳明学乃真有关系于社会于国家也。本节所记诸贤，梨洲不以入于学案正文，盖微外之。然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日本自幕府之末叶，王学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斋，曰吉田松阴，曰西乡南洲，曰江藤新平，皆为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其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著一书曰《日本阳明派之哲学》，其结论云：“王学入日本，则成为一日本之王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优于支那派远甚。”（原著六二七页）嘻！此殆未见吾泰州之学风焉尔。抑泰州之学，其初起气魄虽大，然终不能敌一般之舆论，以致其传不能永，则所谓活泼赫奕者，其让日本专美亦宜。接其传而起其衰，则后学之责也。梨洲少时携锥入都，谋复仇，其气象与山农、心隐一何相类，其后乃稍别之耳。井上氏又云：“阳明派之人著书率少，其行状即代著书。且所以感化人者，比著书之效果更大。盖彼等以知行合一为主义，常实行其所知，故所行即所知之发现也。观其学术，当于此焉求之。”吾谓山农、心隐之行事，皆足以廉顽立懦，宜以至精之学说视之。
梨洲所以不列诸贤于学案正文者，谓其纯于禅，非复儒也。习气哓哓儒佛之辨，则此自是当时习气耳。明道谓邵康节豪杰之士，若泰州诸贤，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观心斋父子之所证，何其与康节相肖。1 这段眉批内容很丰富。首先，“泰州学派”一词，本人认为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的是“泰州学案”，无“泰州学派”一词。容肇祖在《何心隐及其思想》一文中说：“何心隐是王守仁门下王艮的三传弟子，即所谓泰州学派的嫡传。”2时间是在1937年，比梁启超晚了二十二年。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写了篇《王艮传》，内中说“先生之学，传播东南，学者称为泰州学派云。”3刘师培生于光绪十年（1884），所说的“学者”当为梁启超。梁启超在眉批中，“泰州之学”出现了三次，“泰州诸贤”为二次，“泰州学派”仅一见。正是唯一提到的一次，讓梁启超成为“泰州学派”的始作俑者。
其次，梁启超以为，这一学派“其传不能永”的原因是，一直为具有正统观念的文人所垢病。王世贞诋毁颜山农，说他“好意见，穿凿文义，为奇邪之谈”，“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4王世贞（1526—1590），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号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为文坛领袖二十年，声望甚高，“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5。王世贞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那个抓了何心隐的封建卫道士王之垣，受王世贞的影响，对颜山农进行人身攻击：“王弇州先生《别集》，其所载颜山农挟诈赵文肃千金与奸良家妇为心隐所殴事，尤污齿颊。”6王世贞讲颜山农有个怪习惯，学生拜他为师，先得要被他打三拳。何心隐拜师后很后悔，趁颜山农在奸淫农家妇女时躲在隐僻处，待事完后打了颜山农三拳，于是“削弟子籍，因纵游江湖”。7此即“颜山农奸良家妇女为心隐所殴”之事所本。王世贞这一记载可以说一箭双雕，既给颜山农添了个色鬼的罪名，又指斥颜山农、何心隐两人以讲学鸣世而缺乏尊师之习。王之垣给何心隐按上了个“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1的罪名。卫道士们连篇累牍的围攻，成了笼罩于整个社会的“一般之舆论”，这是泰州学派难以持续流传的缘由。梁启超称赞颜山农、何心隐、王艮父子为“豪杰之士”，与传统卫道士们的观点是大相径庭。
第三，梁启超以为，黄宗羲对何心隐与颜钧的所作所为“固心许之”，但碍于“时论”之强大，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赞评”是有的，如“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等。青年时代的黄宗羲气盛得很，上北京身藏铁锥重击宦官，为父亲黄尊素报仇，梁启超以为，“梨洲少时携锥入都，谋复仇，其气象与山农、心隐一何相类”，真有“掀翻天地”的狂者气概。黄宗羲“少时携锥入都”之壮举，历来为后人所称赞。梁启超断言，这是因为黄宗羲在侠者境界上，同被指为“妖人”的何心隐与目为“少正卯”的颜钧是“相类”的。至于“其后乃稍别之”，是说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黄宗羲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过激举动了。
第四，梁启超青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为真正能活学活用“知行合一”的当属泰州学派：“泰州诸贤，以非常之自信力，而当下即行其所言。”梁启超以为，只有像泰州学派这些人，才能作出真正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事情，足以为后世垂范：“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梁启超以为“知行合一”方面，当以颜钧与何心隐为典范。这是与二人建立萃和堂与聚和堂，在把自身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力行相关的。萃和堂只存在了三个多月，聚和堂则生存了六年有余。中国历史上不乏构筑社会理想的思想，如老子的“小国寡民”、《礼记》中的“大同”、陶渊明的“桃花源”等，但大多是坐而论道。惟独何心隐既坐而论道，又起而行之。在理论上，他主张“育欲”以满足人们对欲望的追求;在实践上，他捐出全部家产，在宗祠内办公益学校，对孤寡老人实行救济。何心隐与颜钧，确实是践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楷模，只是颜钧坚持的时间太短促了。
第五，梁启超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是与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传入日本有着紧密关联的。梁启超文中提及的大平中斋、吉田松阴、西乡南洲、江藤新平，均为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梁启超的结论是，他们的“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明治维新运动得以成功的思想资源之一，就是维新志士对“山农、心隐之行事”的仿效，故“宜以至精之说视之”。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大家、现代著名思想家朱谦之以为，日本阳明学主要是受“阳明左派”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泰州王门。2
三
关于第五点，有必要从阳明心学流传到东瀛的历程去认识。正德八年（1513），日本禅僧了庵桂悟在宁波会见了王阳明，王阳明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送别。之后王阳明的《传习录》等文集，在十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日本阳明学作为一个学派，是从中江藤树（1608—1648）开始的。在明治维新前幕府统治二百多年间，日本朱子学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官学。阳明学一直是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到宽政二年（1790）幕府发布异学禁学令后，阳明学成为异端。到幕府统治末年，阳明学成了维新派志士信奉的哲学，在信奉者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其中包括梁启超提到的四人。
大平中斋，今作大盐中斋（1793—1837）。十四岁时袭父职，在大阪做一个维持地方治安的小官吏。公余在家设立私塾，名“洗心洞”，以阳明致良知之教教育学生。天保元年（1830）退职，专事讲述与著作，著有《洗心洞札记》《古本大学刮目》等。天保七年（1836）发生大灾荒，民不聊生。天保八年（1837）率大阪贫民起义，攻打米店与富商住宅，将粮食分给贫民。旋因被困而自焚身亡。在日本阳明学者中，大盐中斋是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内心信仰的最彻底者，是躬行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典范。
吉田松阴（1830—1859），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与改革家。著作有《讲孟余话》《幽囚录》《留魂录》等。他受李贽生死观的影响甚深：“抄李氏《藏书》，卓吾之论大抵不泄，谁不一读而不与吾拍案叫绝者哉！”“仆去冬以来，死之一字，大有发明，李氏《焚书》之功为多。其说甚长，约言之：死非可好，亦非可恶，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死而心死者，有身死而魂存者。心死，生无益也;魂存，亡无损也。”1面对死亡他毫无畏惧，因为他相信“魂存”比“身死”“心死”更有价值，这是他从李贽《焚书》中得到的启示。他对李贽的“童心”观颇为倾心：“顷读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说》尤妙。”“向日肖海（士屋）借示李氏《焚书》，卓吾居士一世之奇男子，其言往往与仆之心合，反覆甚喜。”2作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与理论奠基者，他读了王阳明与李贽著作后赞颂有加：“吾尝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3在王阳明与李贽影响下，他力倡“尊王攘夷”之论，致力于倒幕运动。三次下狱，后被处以死刑。培养出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倒幕运动的维新领导人。 西乡南洲即西乡隆盛（1827—1877），南洲是他的号。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生于鹿儿岛，萨摩藩武士出身。倒幕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文久二年（1862）被捕，在狱中两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儒家著作。维新政府成立后于明治四年（1871）任参议。因提“征韩论”未被采纳，辞去职务。明治十年（1877）被萨摩藩武士推为首领发动叛乱，兵败后自焚。
江藤新平（1834—1874），明治维新运动功臣，法学家、民权思想家。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情有独钟，主张设立民选议院，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上任后雷厉风行，摧毁旧司法体系，把行政与司法分开，奠定了日本近代司法制度的基础。明治六年（1873），政府围绕着是否出兵征服朝鲜发生激烈争论。江藤新平主张的“征韩论”处于下风，于是在明治七年（1874）纠集了三千多名武士抢劫银行，发动武装叛乱，反对当局，兵败后被枭首。原先制定给他人的酷刑，试在了自己身上，人称“日本的商鞅”。
上述四人都为明治维新运动作过自己的贡献，为“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但他们或自尽或被处死，以损躯为结局。梁启超以为，他们继承了王阳明，尤其是“泰州诸贤”的知行合一：“以非常自信之力，而当下即行其所言”“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这句话值得深思，因为它贴切地表达了梁启超当时的心灵深处的思想。
四
学者李国俊以为，《节本明儒学案》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11月抄竟，是年新民社印”4。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流亡到日本，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梁启超一生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到日本后即创立《清议报》，声言“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5。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6。同年十二月，说自己的思想面貌與知识结构，较前有一个质的飞跃，“又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7。之前的梁启超，思想受限于康有为的框架;到日本以后，他突破了康有为的藩篱。他以旺盛的精力，著文介绍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康德……正是这样的转变，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完成了最能体现其激进思想的《新民说》。在“新国”必先“新民”主张下，他精心铸就了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新民”，宣传了一整套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近代西方以自由为核心的人的社会意识。1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所写的《释革》一文中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2“天演”是借用严复的术语，是进化之意。梁启超以为，“革”是不断地去旧更新，是拯救中国独一无二的法门。“革”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为此他说不仅要实现政治革命，还要进行史学革命、道德革命、小说革命、经学革命等。为此与往日导师康有为决裂，也在所不惜，“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3所谓“破坏为事”，就是实施推翻清廷的革命。在这方面，奉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的何心隐与颜钧，就为意欲推翻清廷的人们提供了榜样。这是“可为今日我辈之模范何多”的真实含义。梁启超是一个善于以史昌我的学者，他往往借用历史上的事实来为自己的观点呐喊。用何心隐与颜钧的事例，来鼓舞当时人们的斗志，是梁启超的真实意图所在。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4，虽是康有为自况之语，亦可视为梁启超用来说明自己思想善变、多变的一句名言。果不其然，在民国十二年（1923）至民国十四年（1925）期间，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把泰州王门说成是嗜好于“酒色财气”的“花和尚”：“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5从人们效法的“模范”到成为社会末流“花和尚”，相差何其大也！惟其如此，才是一活脱脱的、真实的梁启超。
Abstract：The Brief of Ming Ru Xue An is a book published by Liang Qichao when he was exiled in Japan. Liang Qichao compiled this book for the purpose of self-cultivation of morality and mentality. However， this book's criticism of the Taizhou School shows Liang Qichao's having a profound analysis and great influence of the Taizhou School on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Liang Qichao believed that Japanese people with reform thoughts "behave similar to the Taizhou school" and "which can be models for our generation today."
Key words：The Brief of Ming Ru Xue An;Taizhou School;Meiji Restoration
责任编辑：张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