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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傅敏兄弟二人，一在伦敦，一在北京，相隔万里，却同时在世纪疫情里困居家中。我在香港遥忆故交，除了分别致电问候，得知他们现都安好之外，不由得想起了40年前他俩风华正茂时，与他们初次相遇相识的情景。
1980年旧历大年初一，我从巴黎前往伦敦，为了撰写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去访问傅聪。那时傅敏恰巧也在英国。记得那天很冷，他们住的那条街相当僻静，是个高级住宅区，记不清是哪个方向了，只记得他们家坐落在一个U字形街道的末端。在城里坐的士东兜西转，折腾了好一番才找到门口。那时房子正在装修，院子里布满水泥杂物，有点凌乱。傅氏兄弟都在，两人十分和气，全心全意地接待我这个远客。傅聪颀长玉立，非常温文，完全不端架子，倒是我乍一见面，怯于他的盛名，心里有点儿发慌，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才好。傅敏则和善谦逊，刚从北京来英国进修。兄弟俩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包括傅雷翻译的手稿、译文的不同版本等。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也许是大家都来自上海的缘故，觉得特别投缘。一聊起小时候的住宅，我说当年住“四维新邨”，他们说住“巴黎新邨”，这两个邨好像连在一起的，邨里不是有个“矮子巡捕”吗？他们听了赶紧点头称是，原来我们还有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呢！许子东在《细读张爱玲》一书中说，他与张曾经先后在上海住过重华新村，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擦肩而过”，那么，我和傅氏昆仲的缘分，岂不是一次“时空交集的并肩共存”？
1980年夏末秋初，傅敏返国途经香港，我请他和宋淇在沙田马会吃饭。此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1981年10月中旬，我赴北京一行，这次，傅敏带了罗新璋来，我们三人在北京饭店共进午餐。相聚虽然短暂，傅敏却给我捎来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资料，包括傅雷的家书，主要是英法文信件。这批信是写给傅聪和他当年的夫人Zamira的，傅敏嘱咐我日后有空时把它们译成中文。罗新璋素来享有“傅译传人”的雅号，原是翻译傅雷家书的最佳人选，不知何故，傅敏当年居然把这项要务交与我这名研究傅雷的新人手中，更出奇的是，罗新璋也居然不以为忤，此后还不时从旁给予我许多指导和提点，在他身上，的确见识了真正学者泱泱大度的风范和懿德。
1982年1月1日元旦，突然收到了傅聪的电话，原来他来了香港，我们相约6号下午6时在半岛酒店551室见面，我和外子Alan准时赴约。551在半岛的新翼，房间宽敞舒适，房中搁置了一架大钢琴，他正在练琴;他请我们坐下不久，就打开了话匣子。也许是两年前交谈甚欢的缘故，他那天的热情、亲切、坦率与真诚，使我出乎意料。他说得兴起时滔滔不绝，简直有一泻千里之势，收也收不住。以前人家传说他高傲造作，真是太歪曲事实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他的刚与烈，他的正直与激昂，绝对是假也假不来的。他说：“我的性情基本上秉承了母亲的软心肠，后天则受了父亲刚烈的熏陶;敏恰好相反，先天得自父亲，后天受母亲的影响。”
他说起小时候受过无数的委屈，十一二岁时开始反抗，十八岁自波兰返国，与父亲起大冲突，母亲为他受了不少罪。那时常常被罚三日一小饿，五日一大饿;而每日三餐，其中一餐必定罚吃素，这种训练，倒适合他日后的漂泊生涯，他的胃已经练就了本领，吃也行，不吃也行！
傅聪当年出国后，傅雷曾经写过一系列像诗一般的信件给他，其中包括自己的忏悔，悔恨当初对儿子太严，也感谢上苍让这株在严霜覆盖下的幼苗，终于冒出头来，茁壮成长！可惜如今这批信已遭遗失了。傅聪还提起另外一封傅雷写于1966年的最后家书，是用英文写的，信中提到夫人始终乐观，说总有看到儿子媳妇的一天;自己则不存奢望，深知此生相见无期了！傅聪很惋惜这封信也不见了。（幸亏多年后，此信重见天日，并由我翻译成中文，收编在新版《傅雷家书》中。）
傅聪又叙述了许多有关父亲的逸闻趣事。例如傅雷凡事执着，没有钱锺书那份洒脱与幽默，对事多投入、少观察，因而不适合当小说家，却可成为严谨的评论家、成功的翻译家。傅聪认为父亲的性情近乎罗曼·罗兰，小时候常看见傅雷为翻译巴尔扎克自苦，倘若苦思一词不果，则饭桌上的空气就像凝住了，全家噤若寒蝉，受罪不浅！傅雷性情刚烈，在法国时西装革履，回国后去昆明当三个月教务长时，突然改穿长衫，胜利后才再穿西装，原来事出有因，只是为了有一次打不好领带，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西装领带全剪烂了，以后才将错就错，改穿长衫。傅雷留法时常为同期留法的同学与法国人交涉。有一次跟某位房东太太吵架，一时气极，竟然把衣柜从窗口扔了出去，因此获得Monsieur Fou的称号（Fou在法文里乃“疯狂”之意，又是“傅”的译音）。
那天，我們畅谈许久，8点去锦江饭店晚餐，饭后谈到10点半仍意犹未尽。傅聪知识渊博，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都很精通，岂止音乐而已，而看过的书之多，让人愧煞！他提起的许多人名书名，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使我感觉自己浅薄无知而又责任重大，当时不禁心中暗忖——那尚未完成有关傅雷的论文，可不得不加把劲了。
从锦江出来，送傅聪回半岛，他说一月底会来香港开演奏会，叫我们不必买票，他会拿到票子。他还邀我下次去伦敦时住他家。一切都是真诚的，没有矫情，不涉客套，霎那间使我忘记了他是位蜚声国际乐坛的大音乐家！
连串往事，历历在目，数十年却已倏忽而逝。在疫情肆虐的今日，特别思念远在他方的故人，也忆及当年为引介我们相识而穿针引线的宋淇先生。他的隆情厚谊，当在另文再续。
1980年旧历大年初一，我从巴黎前往伦敦，为了撰写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去访问傅聪。那时傅敏恰巧也在英国。记得那天很冷，他们住的那条街相当僻静，是个高级住宅区，记不清是哪个方向了，只记得他们家坐落在一个U字形街道的末端。在城里坐的士东兜西转，折腾了好一番才找到门口。那时房子正在装修，院子里布满水泥杂物，有点凌乱。傅氏兄弟都在，两人十分和气，全心全意地接待我这个远客。傅聪颀长玉立，非常温文，完全不端架子，倒是我乍一见面，怯于他的盛名，心里有点儿发慌，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才好。傅敏则和善谦逊，刚从北京来英国进修。兄弟俩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包括傅雷翻译的手稿、译文的不同版本等。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也许是大家都来自上海的缘故，觉得特别投缘。一聊起小时候的住宅，我说当年住“四维新邨”，他们说住“巴黎新邨”，这两个邨好像连在一起的，邨里不是有个“矮子巡捕”吗？他们听了赶紧点头称是，原来我们还有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呢！许子东在《细读张爱玲》一书中说，他与张曾经先后在上海住过重华新村，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擦肩而过”，那么，我和傅氏昆仲的缘分，岂不是一次“时空交集的并肩共存”？
1980年夏末秋初，傅敏返国途经香港，我请他和宋淇在沙田马会吃饭。此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1981年10月中旬，我赴北京一行，这次，傅敏带了罗新璋来，我们三人在北京饭店共进午餐。相聚虽然短暂，傅敏却给我捎来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资料，包括傅雷的家书，主要是英法文信件。这批信是写给傅聪和他当年的夫人Zamira的，傅敏嘱咐我日后有空时把它们译成中文。罗新璋素来享有“傅译传人”的雅号，原是翻译傅雷家书的最佳人选，不知何故，傅敏当年居然把这项要务交与我这名研究傅雷的新人手中，更出奇的是，罗新璋也居然不以为忤，此后还不时从旁给予我许多指导和提点，在他身上，的确见识了真正学者泱泱大度的风范和懿德。
1982年1月1日元旦，突然收到了傅聪的电话，原来他来了香港，我们相约6号下午6时在半岛酒店551室见面，我和外子Alan准时赴约。551在半岛的新翼，房间宽敞舒适，房中搁置了一架大钢琴，他正在练琴;他请我们坐下不久，就打开了话匣子。也许是两年前交谈甚欢的缘故，他那天的热情、亲切、坦率与真诚，使我出乎意料。他说得兴起时滔滔不绝，简直有一泻千里之势，收也收不住。以前人家传说他高傲造作，真是太歪曲事实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他的刚与烈，他的正直与激昂，绝对是假也假不来的。他说：“我的性情基本上秉承了母亲的软心肠，后天则受了父亲刚烈的熏陶;敏恰好相反，先天得自父亲，后天受母亲的影响。”
他说起小时候受过无数的委屈，十一二岁时开始反抗，十八岁自波兰返国，与父亲起大冲突，母亲为他受了不少罪。那时常常被罚三日一小饿，五日一大饿;而每日三餐，其中一餐必定罚吃素，这种训练，倒适合他日后的漂泊生涯，他的胃已经练就了本领，吃也行，不吃也行！
傅聪当年出国后，傅雷曾经写过一系列像诗一般的信件给他，其中包括自己的忏悔，悔恨当初对儿子太严，也感谢上苍让这株在严霜覆盖下的幼苗，终于冒出头来，茁壮成长！可惜如今这批信已遭遗失了。傅聪还提起另外一封傅雷写于1966年的最后家书，是用英文写的，信中提到夫人始终乐观，说总有看到儿子媳妇的一天;自己则不存奢望，深知此生相见无期了！傅聪很惋惜这封信也不见了。（幸亏多年后，此信重见天日，并由我翻译成中文，收编在新版《傅雷家书》中。）
傅聪又叙述了许多有关父亲的逸闻趣事。例如傅雷凡事执着，没有钱锺书那份洒脱与幽默，对事多投入、少观察，因而不适合当小说家，却可成为严谨的评论家、成功的翻译家。傅聪认为父亲的性情近乎罗曼·罗兰，小时候常看见傅雷为翻译巴尔扎克自苦，倘若苦思一词不果，则饭桌上的空气就像凝住了，全家噤若寒蝉，受罪不浅！傅雷性情刚烈，在法国时西装革履，回国后去昆明当三个月教务长时，突然改穿长衫，胜利后才再穿西装，原来事出有因，只是为了有一次打不好领带，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西装领带全剪烂了，以后才将错就错，改穿长衫。傅雷留法时常为同期留法的同学与法国人交涉。有一次跟某位房东太太吵架，一时气极，竟然把衣柜从窗口扔了出去，因此获得Monsieur Fou的称号（Fou在法文里乃“疯狂”之意，又是“傅”的译音）。
那天，我們畅谈许久，8点去锦江饭店晚餐，饭后谈到10点半仍意犹未尽。傅聪知识渊博，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都很精通，岂止音乐而已，而看过的书之多，让人愧煞！他提起的许多人名书名，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使我感觉自己浅薄无知而又责任重大，当时不禁心中暗忖——那尚未完成有关傅雷的论文，可不得不加把劲了。
从锦江出来，送傅聪回半岛，他说一月底会来香港开演奏会，叫我们不必买票，他会拿到票子。他还邀我下次去伦敦时住他家。一切都是真诚的，没有矫情，不涉客套，霎那间使我忘记了他是位蜚声国际乐坛的大音乐家！
连串往事，历历在目，数十年却已倏忽而逝。在疫情肆虐的今日，特别思念远在他方的故人，也忆及当年为引介我们相识而穿针引线的宋淇先生。他的隆情厚谊，当在另文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