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专文提出“诗歌的终结”这一概念，并指出“直陈这一现代性事实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不过，如果不简单地把诗歌的终结理解为诗歌的“边缘化”“没落”，甚至“终止”“灭亡”.而是把这种文学样式的困境视为一种现代性危机和一种历史形态，则终结论正在上演。但我们可以保持必要的悲观却无需过度诠释，因为无论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还是阿多诺的“反艺术”论，都把危机视为终点，也当作起点，诗歌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内在的确定性”，重新标举新的美学规范。
　　一
　　揭橥国内艺术终结论大旗的一篇论文指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都不能避免。”事实已证明，激烈的社会转型会造成“界限”的消失，在现代性潮流中一些本被视为高雅的、纯正的或者说与意识形态密切勾连的艺术形式不仅丧失了内在规定性，而且日益失去了自己的旧有影响。
　　诗歌的终结作为一种历史形态是始终存在的，现代诗歌就是建立在古典诗歌的终结基础之上的。晚清以降，坚船利炮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转折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首先动摇了古典诗歌的标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范式、价值和风格尤其是语言受到普遍怀疑，“它不再是满足我们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语言是一种工具，但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念。充满冲突和张力的语境，必然刺激“人心”生异“音”。异“音”的产生有一个过程，第一步是从古典诗歌内部人手，通过扩展语言资源即借用新名词，使之符合时势、增强表现力，朱自清将此总结为一种出路：“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出路的人要算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其具体实践则如梁启超所言：“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过，尽管梁启超首倡“诗界革命”，黄遵宪继之呼吁以新思想入诗，但诗歌的革命或者说古典诗歌的终结并没有真正到来。因为，无论鲁迅还是闻一多，都认为古典诗歌在唐或宋就已经作完了，仅仅往诗歌里面塞一些新名词并非革命性的创制。终结则意味着改革诗歌的形式或者打破格律界限，将“雅言”替换为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白话。如胡适所言：“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经由《新青年》1917年2月和1918年1月两次推介和张目，现代诗歌正式开启了终结古典诗歌之路。
　　李怡虽然正确地指出，从前“五四”、“五四”到“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诗坛频繁出现的诉求还是“中外”“古今”的融合，但他认为“这种‘言文一致’的动机却还是来自中国诗歌内部”的考量是值得商榷的。我曾经认为：“新诗通过告别古典诗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样式其实毫无瓜葛。分行和部分新诗的韵律，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血缘或涅槃关系。”现代诗歌之所以能改写古典诗歌的历史形态，借用弗兰克·克默德的话说.这种“对痛苦的过渡期的境况”的反应，不是“用连续性表达的”，而是“用分裂表达的”，而恰恰是这种分裂重构了诗人/诗歌的精神。
　　二
　　巧合的是，在古典诗歌终结的前夜，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在波德莱尔这里确定了自己的内核。这也表明，以古典诗歌为土壤的、移植自欧美的现代诗歌，一开始就流露出一种与一般历史叙述所不同的气质。这一观点可以在时人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他进一步表示：“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琅，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第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虽然梁氏还纠缠于“古人之风格”，到了胡适这里已认为古典诗歌是“死文学”，主张用自由化的白话新诗来代替古典诗歌，达成启蒙之目标。
　　现代诗歌用白话文介入社会和生活.有着自己的历史性和逻辑性，其在颠覆古典诗歌的同时，将自己重新“命名”。现代性在文学上的彰显，借用大卫·哈维的话说，创造性的毁灭、渐增的片段化、瞬息万变等主题，在哲学和文学论述里都变得更为显著，背后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诗的精神的革新’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的关怀”。这种自由和解放，“其一，从道德实践之意向上看，它意味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精神”，“其二，与此相联系，从根本上说自由意志也正是人之能实现自我的动力”。何谓现代诗人/诗歌的精神，周作人提出：“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
　　如果考诸泛“五四”一代的诗人，将会发现他们都不在所谓的体制内，亦非专业的诗人，同时，还兼作古典诗歌——他们的身份和状态是漂浮的。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理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而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他们天然具有某种社会的“无根性”。对诗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讨论，不涉及诗人的社会身份或写作方式——如此标识，是不想陷入种种世俗的、非诗性的纷争——而是指向诗人的立场，立场即责任，诗人的立场/责任或者通过作品凸显出来的精神内蕴，决定了他到底是知识分子抑或别的角色。里尔克指出：“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确切地说，诗人必须通过自身的写作，凸显自身生命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是和诗人确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位置感深刻纠葛的。诗人的这种知识分子特性，不仅具有明显的启蒙现代性意味，而且赋予了他们终结古典、批判当下的天然可能。
　　三
　　现代诗歌是具有“文学使命”的。但这种具有救亡和启蒙意义上的文学样式，自其诞生便存在先天的不足。梁宗岱曾总结说：“我们新诗底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白话文这种具有口语性质的诗歌，一度面临非诗的诘难，甚至今天种种关于现代诗歌内部问题的论争，不过是老调重弹。胡适反思说：“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 　　其后，現代诗歌正式占据了“诗”的位置，且将“人”的发现和社会救亡完美地结合起来。现代诗歌的精神天平逐渐倾向“大我”这一端，艾青就主动地成为时代的旗手和鼓者，他通过诗歌发出了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的表白，声称：“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种倾向在1949年以后，转变为以“大我”压倒“小我”、以集体消融个人为结局。
　　如果回过头检视，会发现20世纪七十年代的民间诗歌接过了泛“五四”时代诗歌启蒙的大旗。这一时期，以《相信未来》为代表的作品悄然将中断的现代主义接续起来，在表达“小我”独立、自由的探索精神的同时，展现“大我”值得期许的种种面向，食指们的个人的情绪通过现代诗歌这一样式创造性转换为一种美好蓝图。
　　但是，这种启蒙并没有延续下来，现代诗歌仅仅经过百年，便面临终结：经济、技术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构成了现代诗歌的危机性语境，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已经伴随着印刷文化的过去而被‘边缘化’了”，诗歌创作成为一种可以人人为之的专业，进而沦为文学的边角料。另一方面，现代诗歌被商品化拉进市场交换和循环中，日益失去自律性和批判功能，而自律和批判恰恰是现代诗歌存在的价值。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诗歌节、诗歌奖这种表面热闹，恰恰说明了诗歌的没落和需要被关注，而越来越简易的发表平台将诗歌拖入自我重复和粗制滥造的泥淖.不是诗人或者编辑而是大众成为现代诗歌精神的鉴定者和水准的把关者。由此造成的恶果是，诗歌“面对新的历史，它不再是合目的性本身，因为它再无能力面对时间说出答案”。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
　　四
　　我曾认为，再诗歌化或者诗人的精神再生产是现代文明秩序重建方案中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依旧没有修正的必要。但现代诗歌毕竟世俗性存在着，而且旺盛、热闹地存在着，难道就没有自新的可能么？
　　要知道，诗歌在本源上“比任何其他表达方式都要紧密地与那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是那运动的催生者和指导者”。而且，诗人是“复杂事务的仲裁人”，“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它具有文学作品内具的“刺激性”，“因为它使人们惊惶和困惑。它鼓励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虔诚产生怀疑，并且强迫人们与自己的思想和目标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对抗”。也就是说，现代诗歌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件，而且在小我和大我、个人与集体间处于裁判的位置。现代诗歌虽不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但不代表它可以沦为一种职业化的出卖自己真实情感的东西。
　　要重塑现代诗歌必须将其视为一种神性的传达，即在断裂和危机重重的历史形态中建立新的合法性和确定性，通过新的话语去书写新的符合历史规范的作品。这个层面上，终结即新生，“艺术终结，意味着艺术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新的变化，新的转折，意味着成为另一特点的艺术”。换句话说，必须将现代诗歌从自我吟唱和自我复制中解放出来——极端的商业化、个人化都是一种赤裸的专制。
　　现代诗歌在两个维度上必须固守自己的基准，一、它是现代的，在祛魅的世界中，诗歌需要寻找诸神的踪迹，承担起世俗的救赎的重任。二、它是诗歌的，诗歌“韵味的没落”显然是阿多诺所说的反艺术的，“人类拥有了语言……就挣脱了寂静”。而诗歌的语言显然大于人类的语言，或者说溢出语言自身，而当下的现代诗歌，要么缺少现代性，要么缺少诗歌性，所谓的抒情就丧失了“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
　　自柏拉图以来，诗人就被视为神的代言人，“诗人就是说话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人。他是一位君主，站在中央”，而诗歌不是真实世界的扫描，它有“独自存在的一个世界，独立的、完整的、自己管自己的”价值。在艺术评论家眼里.诗歌一方面“可以简单地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现实责任，“诗歌写作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各种生活”。现代诗歌无非要在这两个方面寻找平衡点，这是它的尊严和力量所在。正如学者所言：“诗人应该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反映出时代生活的现实和真相，并由个体达到普遍性，由‘生存’揭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