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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的下午，三味书屋的顾客有七八人，比平时稍多些。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和我聊着对过去年代的回忆，声音不大，仍在弥散百合花香的空气中清晰可闻。几个原本低头看书的年轻人渐渐被吸引了注意力，抬头听起来。他停下了话，有些抱歉：“是不是打扰到大家读书了？”
说话的老人是这里的两位主人之一李世强。不一会，三味书屋的另一位主人、李世强的妻子刘元生从二楼的阁楼下来，草绿色背心布裙里是白色短袖，外面配一条墨绿色的围巾，一条米色头巾掩住了不多的头发。她眼睛笑得眯成月牙：“这么多年轻人啊，真好，看到年轻人就高兴。看到你们就觉得，我们的存在有意义。”刘元生今年80岁，在书桌前习惯性地整整书，“很多书都是我老伴在网上电商查了以后直接订的，所以我们只赚差价而已。”有人问为什么不向出版社进书。她说，店里进货量太少，出版社并不欢迎。
2005年，石皓伟从西安本科毕业，在做学问和赚钱间犹豫，又觉得继续读研不能满足自己，想通过游历增长见识，便从西安出发，用了两个月时间翻秦岭，经汉中到成都、重庆、贵州，抵达昆明。之后回到西安呆了一阵子，觉得那里氛围太过保守，去武汉呆了三个月，仍旧不是喜欢的城市。2006年下半年应朋友邀请，他来了北京，喜欢上这里的氛围，带着对西餐厅经营管理的好奇，在西单附近一家餐饮企业做储备干部的实习。
冬天闲逛的时候，他发现了这家书店。去了几次，遇到李世强。那时书店还没有从消沉中恢复。店里三个员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能负责看店等日常工作，无法选书进书。因为不确定能否长久开下去，一部分书已退给出版社，书目不到现在店里的一半，需要把一些书的封面摆出来才能把架子填满。之前的活动也停了很久没有办。
早在2002年，书店收到拆迁通知，和周围的平房要被征收为公共绿地。不确定书店能否继续办下去时，夫妻俩去乡下住过一段时间，不怎么来店里，也不多和朋友联系。不时有人看中这幢房子的好地段，想租下来做餐馆或别的生意，这样不开书店就可以有钱入账，还省下繁复琐碎的操心。但就这么不开了，两人又心有不甘。
当李世强问石皓伟愿不愿意来店里工作时，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石皓伟来之后，店里才又开始招了年轻人。
他做员工时，晚上就睡在书店，营业到晚上8点关门，若还有顾客逗留就关晚一些。关了门后，他一人继续读书，直到深夜里困了才睡，早上11点又开门。“两三天就往甜水园走一趟，把能控制的钱都拿来进书，当时有一些自己的工资，都拿来预支了。自己先贴，再从书款里面扣。”石皓偉回忆。一个人坐公交或者骑车去，带回来三四摞书，有时候稍多一些拿不下，就打个车回来。
石皓伟来店后不久，佟麟阁路对面的小平房被拆掉，开始打新的地基；东北面是“花江狗肉馆”。院子本来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故居，之前听说要办马连良博物馆，马家后人便将房屋使用权转交出来，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狗肉馆。再后来长安街拓宽，临近街边的几座建筑连同花江狗肉馆一起被拆除。三味书屋离指标还有一段距离，留了下来，变成现在人们所见到的位置：北边紧邻大街。
书店确定不会拆了。2007夏秋之际，店里第二次装修，一楼变成现在的格局：北东南三面墙的书架向内移，留出两人宽的回廊，靠墙一面是一圈小矮柜，柜上摆着各种艺术杂志，墙上布置小型展览；另一边顺着书柜放着两人位的茶座。原来的玻璃木框大门改为北京老宅式的木门——两个木门簪，一对兽头门环，门口添两只抱鼓石，齐墙而建没有进深，一圈窄木门框接着灰色的砖墙，形制类似旧时的如意门。屋内墙面做了隔热，临街的区域也加了茶座，窗户玻璃做成双层，天气好的午后，街旁的树影会筛进阳光。
这面西边的墙上挂着经济学家于光远写给书店的一段话：“我们要尽力发展的是能够传播开来，能够传世的人类优秀的创造物……”，靠下一些有几张摄于1993年的书店活动老照片，被沙发挡住的最后一张里是当时68岁的演员黄宗英和80岁的作家冯亦代，鸿雁传书一年多的“小妹”和“二哥”在这里结成夫妻。
望向窗外，隔街是取代平房的银行大楼，以及有飞檐状屋顶、玻璃墙的健身区。现在的三味书屋是附近长安街众多大厦环绕中的一幢独立小二楼，不远处就是商场林立的西单商圈，还有1998年建立的西单图书大厦。一些逛街的人不经意间发现这家书店，不免会惊叹于它的清幽。32年前，刘元生和李世强遇见还是一间破旧平房的它，买了下来。
1984年，拨乱反正后的第六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两年后，之前并入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不过除了新华书店，能买到书的地方只有推车或者地摊。
那时夫妻两人的月工资各三四十元。刘元生辞去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李世强辞去在工厂的工作，这意味着放弃退休金。现在提起来，李世强带一点调侃的语气，“现在我就是靠老伴养活了。”年龄加在一起有九十岁的夫妻俩决定开一家书店，通过借钱筹到资金16万元。 作家聂绀弩和李世强相交甚厚，从中帮忙。夫妻两人向朋友、向朋友的朋友借。认识的人中，有的瞒着子女拿出存下的两三千稿费，最多的一位老作家拿出了八千。最大的一笔上万资金则来自一位商人朋友。
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也经常吸引外国人。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比利时年轻男孩看见书店里摆着一架古琴，询问能不能弹一弹。聊天中男孩说起自己会爵士乐，也希望在这里演奏。他带来自己的朋友，于是有了第一次小型爵士乐现场。于是在北京，一些爱音乐的外国人周末有了好去处，大家组织起小型乐队。许多人发现原来丹麦大使是萨克斯手；美国大使见到中国的朋友这么喜爱爵士乐，送了一套历届美国爵士音乐家的画像供书店展览。
书店的主人参加活动时注意到，几乎得不到演出机会的中国民乐音乐家在餐厅里演奏背景音乐，于是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书记，将音乐家们请到书店里演出。周五晚上爵士乐，周六晚上民乐。后来民乐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结束后，外国友人上台来与演奏家握手，其中一个外国人说，最初听到中国民乐便是在三味书屋。
出版社进行企业化改革自负盈亏后，外国经典文学名著因其已过版税期，出版方便，同时也有大量市场需求，一时间成为各出版社热衷的书籍类型。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版本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书店举办了在京翻译家座谈会，萧乾等翻译家来到这里。书店外摆出横条小黑板，粉笔字写着：欢迎读者朋友们参加。
当时来到北京的吴文光逛书店，与主人聊起想了解“独立制片人”的运作机制，店主聯系到美国当时著名的独立制片人兰斯·布朗克，请兰斯和中国的几位年轻导演交流。随后吴文光用镜头记录了五位从不同地方带着艺术梦想来北京的年轻人，这就是《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五年后他拍摄续集，镜头里的主人公有的已离开北京，有的仍留下，抑或离开后重新回到这座城市。日后吴文光被称作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先锋。
2018年5月25日，书屋营业三十年零一周，一个中年人回到北京路过这里，看见那块熟悉的旧牌匾。17年前他在附近上学，后来他离开北京到了海外，这次来办理老屋的拆迁安置手续。他心绪难平，在书店写了一篇小文《人生三味》。
他记忆中的书屋二楼还有对外开放的茶座，现在二楼彻底关闭了。这里刚刚营业时还是间平房，改成二层小楼是1992年。书屋因修建地铁被动了地基。书屋的老朋友陈松记得，最早“对面国开行那有一条胡同还是饺子街，里面都是做饺子的，还挺有名”。30年后的第二个周日，他来店里帮忙。1988年在上大学的陈松在书店做过勤工俭学，2007年和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之后有空的时候就来店里帮忙，直到现在。
门口老员工送的花篮已经撤走，一进门便迎面看见留言便签墙。两位大学生掀帘而进，在这里逗留许久，读着字迹一一指认其间熟悉或者耳闻过的人物姓名。右手边一块展板上贴着15张纸，是30年之际新打印的“三味书屋周末讲座目录”，换下了之前发黄的老纸张。二十多年间书店的讲座共计186期。
一位路过的行人看见展板上的讲座目录，进来问陈松是否有时间表，他回道“很多年前便停办了”。两位大学生读完了便签墙，进店看书。周六傍晚起风，拍打门帘进屋，四周树叶窸窣相闻，声动如同阵雨，忽远忽近。门外，午后的霾也减轻了。东面墙小窗外的绿影晃动起来。王进文2010年5月底到书店工作时，还没有东面墙上的门窗。他来后不久，李世强用斧头凿了一扇门，把夹弄开辟成小园子，在里面种上花草树木。侍弄植物是他的爱好。
那时王进文考完博士，在网上看到有关书屋的文章，对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店充满好奇，趁着还没有开学，就来店里工作了三个月，参与进书、筹办讲座等日常工作。他在网上查最新的书讯，拟定书单后给二老过目，每周去一次在大望路的图书批发市场，是否进新书则要看店内的销售情况再定夺；讲座会提前拟定两周的主题和嘉宾以备有突发情况，并提前几天在书店门口张贴海报、在博客发布信息。那时微博还没有如此普及，微信还没有出现，书店会用群发邮件的方式通知顾客。 这样的周末讲座，在石皓伟做店员的2007年变成每周一次，持续到2011年。从网上论坛参与者的线下小圈子聚会开始，后来成了每周一次的“三味书屋周末讲座”。二层的阁楼在办讲座时才对外开放，讲座带动周末的人流，营业额会好一些：平时一天卖不到50本书，讲座期间往往可以翻一倍。听了上百场讲座，石皓伟笑称感觉见识“顶得上个博士”，之后相处比较好的朋友大多也是听讲座认识的。
石皓伟2008年结束正式员工的生活，开始第二次游历，从北京出发，经过太行山到山东，到广州、三亚。之后他一直定居北京，和陈松一样，有空时回书店帮忙。现在他在写小说，写作的念头萌发于大学时突然闯进脑子里的一句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愚人节”。许多故事、人物都是在和书店有关的日子里构思成型。他在人生迷茫的时候遇到三味书屋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和老人的交往中，他明白了“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去宽恕的”。
三味书屋常被人们称为北京的“人文坐标”，陈松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门口拍照片“打个卡”后离开，表示自己来过这里。令他印象深刻的却是两位上了年纪的主人为了选书，成年累月趴在电脑前所付出的精力。“我为什么会想来帮忙，看到这种付出，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有信念在的。”
这间书屋自身就像一本书，等待进去的人阅读。各处的题字，回廊两侧的老照片，让人想象许多在这里发生过的事。回廊墙上摄影家沈继光的作品中：挂在栏杆上的鸟笼和菜篮，胡同杂物堆里精致的旧食盒，村口的石磨，因水道近门而抬高的民居……体味着關于这座城市旧日生活的细节。静静度过30岁生日的三味书屋，承载着来往于此间的人事留下的痕迹，让时光中漫不可信的变迁确凿如实。
（感谢实习记者顾杰对此文的帮助。文中陈松为化名）
说话的老人是这里的两位主人之一李世强。不一会，三味书屋的另一位主人、李世强的妻子刘元生从二楼的阁楼下来，草绿色背心布裙里是白色短袖，外面配一条墨绿色的围巾，一条米色头巾掩住了不多的头发。她眼睛笑得眯成月牙：“这么多年轻人啊，真好，看到年轻人就高兴。看到你们就觉得，我们的存在有意义。”刘元生今年80岁，在书桌前习惯性地整整书，“很多书都是我老伴在网上电商查了以后直接订的，所以我们只赚差价而已。”有人问为什么不向出版社进书。她说，店里进货量太少，出版社并不欢迎。
2005年，石皓伟从西安本科毕业，在做学问和赚钱间犹豫，又觉得继续读研不能满足自己，想通过游历增长见识，便从西安出发，用了两个月时间翻秦岭，经汉中到成都、重庆、贵州，抵达昆明。之后回到西安呆了一阵子，觉得那里氛围太过保守，去武汉呆了三个月，仍旧不是喜欢的城市。2006年下半年应朋友邀请，他来了北京，喜欢上这里的氛围，带着对西餐厅经营管理的好奇，在西单附近一家餐饮企业做储备干部的实习。
冬天闲逛的时候，他发现了这家书店。去了几次，遇到李世强。那时书店还没有从消沉中恢复。店里三个员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能负责看店等日常工作，无法选书进书。因为不确定能否长久开下去，一部分书已退给出版社，书目不到现在店里的一半，需要把一些书的封面摆出来才能把架子填满。之前的活动也停了很久没有办。
早在2002年，书店收到拆迁通知，和周围的平房要被征收为公共绿地。不确定书店能否继续办下去时，夫妻俩去乡下住过一段时间，不怎么来店里，也不多和朋友联系。不时有人看中这幢房子的好地段，想租下来做餐馆或别的生意，这样不开书店就可以有钱入账，还省下繁复琐碎的操心。但就这么不开了，两人又心有不甘。
当李世强问石皓伟愿不愿意来店里工作时，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石皓伟来之后，店里才又开始招了年轻人。
他做员工时，晚上就睡在书店，营业到晚上8点关门，若还有顾客逗留就关晚一些。关了门后，他一人继续读书，直到深夜里困了才睡，早上11点又开门。“两三天就往甜水园走一趟，把能控制的钱都拿来进书，当时有一些自己的工资，都拿来预支了。自己先贴，再从书款里面扣。”石皓偉回忆。一个人坐公交或者骑车去，带回来三四摞书，有时候稍多一些拿不下，就打个车回来。
石皓伟来店后不久，佟麟阁路对面的小平房被拆掉，开始打新的地基；东北面是“花江狗肉馆”。院子本来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故居，之前听说要办马连良博物馆，马家后人便将房屋使用权转交出来，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狗肉馆。再后来长安街拓宽，临近街边的几座建筑连同花江狗肉馆一起被拆除。三味书屋离指标还有一段距离，留了下来，变成现在人们所见到的位置：北边紧邻大街。
书店确定不会拆了。2007夏秋之际，店里第二次装修，一楼变成现在的格局：北东南三面墙的书架向内移，留出两人宽的回廊，靠墙一面是一圈小矮柜，柜上摆着各种艺术杂志，墙上布置小型展览；另一边顺着书柜放着两人位的茶座。原来的玻璃木框大门改为北京老宅式的木门——两个木门簪，一对兽头门环，门口添两只抱鼓石，齐墙而建没有进深，一圈窄木门框接着灰色的砖墙，形制类似旧时的如意门。屋内墙面做了隔热，临街的区域也加了茶座，窗户玻璃做成双层，天气好的午后，街旁的树影会筛进阳光。
这面西边的墙上挂着经济学家于光远写给书店的一段话：“我们要尽力发展的是能够传播开来，能够传世的人类优秀的创造物……”，靠下一些有几张摄于1993年的书店活动老照片，被沙发挡住的最后一张里是当时68岁的演员黄宗英和80岁的作家冯亦代，鸿雁传书一年多的“小妹”和“二哥”在这里结成夫妻。
从小破屋到“文化坐标”
望向窗外，隔街是取代平房的银行大楼，以及有飞檐状屋顶、玻璃墙的健身区。现在的三味书屋是附近长安街众多大厦环绕中的一幢独立小二楼，不远处就是商场林立的西单商圈，还有1998年建立的西单图书大厦。一些逛街的人不经意间发现这家书店，不免会惊叹于它的清幽。32年前，刘元生和李世强遇见还是一间破旧平房的它，买了下来。
1984年，拨乱反正后的第六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两年后，之前并入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不过除了新华书店，能买到书的地方只有推车或者地摊。
那时夫妻两人的月工资各三四十元。刘元生辞去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李世强辞去在工厂的工作，这意味着放弃退休金。现在提起来，李世强带一点调侃的语气，“现在我就是靠老伴养活了。”年龄加在一起有九十岁的夫妻俩决定开一家书店，通过借钱筹到资金16万元。 作家聂绀弩和李世强相交甚厚，从中帮忙。夫妻两人向朋友、向朋友的朋友借。认识的人中，有的瞒着子女拿出存下的两三千稿费，最多的一位老作家拿出了八千。最大的一笔上万资金则来自一位商人朋友。
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也经常吸引外国人。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比利时年轻男孩看见书店里摆着一架古琴，询问能不能弹一弹。聊天中男孩说起自己会爵士乐，也希望在这里演奏。他带来自己的朋友，于是有了第一次小型爵士乐现场。于是在北京，一些爱音乐的外国人周末有了好去处，大家组织起小型乐队。许多人发现原来丹麦大使是萨克斯手；美国大使见到中国的朋友这么喜爱爵士乐，送了一套历届美国爵士音乐家的画像供书店展览。
书店的主人参加活动时注意到，几乎得不到演出机会的中国民乐音乐家在餐厅里演奏背景音乐，于是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书记，将音乐家们请到书店里演出。周五晚上爵士乐，周六晚上民乐。后来民乐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结束后，外国友人上台来与演奏家握手，其中一个外国人说，最初听到中国民乐便是在三味书屋。
出版社进行企业化改革自负盈亏后，外国经典文学名著因其已过版税期，出版方便，同时也有大量市场需求，一时间成为各出版社热衷的书籍类型。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版本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书店举办了在京翻译家座谈会，萧乾等翻译家来到这里。书店外摆出横条小黑板，粉笔字写着：欢迎读者朋友们参加。
当时来到北京的吴文光逛书店，与主人聊起想了解“独立制片人”的运作机制，店主聯系到美国当时著名的独立制片人兰斯·布朗克，请兰斯和中国的几位年轻导演交流。随后吴文光用镜头记录了五位从不同地方带着艺术梦想来北京的年轻人，这就是《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五年后他拍摄续集，镜头里的主人公有的已离开北京，有的仍留下，抑或离开后重新回到这座城市。日后吴文光被称作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先锋。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2018年5月25日，书屋营业三十年零一周，一个中年人回到北京路过这里，看见那块熟悉的旧牌匾。17年前他在附近上学，后来他离开北京到了海外，这次来办理老屋的拆迁安置手续。他心绪难平，在书店写了一篇小文《人生三味》。
他记忆中的书屋二楼还有对外开放的茶座，现在二楼彻底关闭了。这里刚刚营业时还是间平房，改成二层小楼是1992年。书屋因修建地铁被动了地基。书屋的老朋友陈松记得，最早“对面国开行那有一条胡同还是饺子街，里面都是做饺子的，还挺有名”。30年后的第二个周日，他来店里帮忙。1988年在上大学的陈松在书店做过勤工俭学，2007年和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之后有空的时候就来店里帮忙，直到现在。
门口老员工送的花篮已经撤走，一进门便迎面看见留言便签墙。两位大学生掀帘而进，在这里逗留许久，读着字迹一一指认其间熟悉或者耳闻过的人物姓名。右手边一块展板上贴着15张纸，是30年之际新打印的“三味书屋周末讲座目录”，换下了之前发黄的老纸张。二十多年间书店的讲座共计186期。
一位路过的行人看见展板上的讲座目录，进来问陈松是否有时间表，他回道“很多年前便停办了”。两位大学生读完了便签墙，进店看书。周六傍晚起风，拍打门帘进屋，四周树叶窸窣相闻，声动如同阵雨，忽远忽近。门外，午后的霾也减轻了。东面墙小窗外的绿影晃动起来。王进文2010年5月底到书店工作时，还没有东面墙上的门窗。他来后不久，李世强用斧头凿了一扇门，把夹弄开辟成小园子，在里面种上花草树木。侍弄植物是他的爱好。
那时王进文考完博士，在网上看到有关书屋的文章，对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店充满好奇，趁着还没有开学，就来店里工作了三个月，参与进书、筹办讲座等日常工作。他在网上查最新的书讯，拟定书单后给二老过目，每周去一次在大望路的图书批发市场，是否进新书则要看店内的销售情况再定夺；讲座会提前拟定两周的主题和嘉宾以备有突发情况，并提前几天在书店门口张贴海报、在博客发布信息。那时微博还没有如此普及，微信还没有出现，书店会用群发邮件的方式通知顾客。 这样的周末讲座，在石皓伟做店员的2007年变成每周一次，持续到2011年。从网上论坛参与者的线下小圈子聚会开始，后来成了每周一次的“三味书屋周末讲座”。二层的阁楼在办讲座时才对外开放，讲座带动周末的人流，营业额会好一些：平时一天卖不到50本书，讲座期间往往可以翻一倍。听了上百场讲座，石皓伟笑称感觉见识“顶得上个博士”，之后相处比较好的朋友大多也是听讲座认识的。
石皓伟2008年结束正式员工的生活，开始第二次游历，从北京出发，经过太行山到山东，到广州、三亚。之后他一直定居北京，和陈松一样，有空时回书店帮忙。现在他在写小说，写作的念头萌发于大学时突然闯进脑子里的一句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愚人节”。许多故事、人物都是在和书店有关的日子里构思成型。他在人生迷茫的时候遇到三味书屋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和老人的交往中，他明白了“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去宽恕的”。
三味书屋常被人们称为北京的“人文坐标”，陈松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门口拍照片“打个卡”后离开，表示自己来过这里。令他印象深刻的却是两位上了年纪的主人为了选书，成年累月趴在电脑前所付出的精力。“我为什么会想来帮忙，看到这种付出，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有信念在的。”
这间书屋自身就像一本书，等待进去的人阅读。各处的题字，回廊两侧的老照片，让人想象许多在这里发生过的事。回廊墙上摄影家沈继光的作品中：挂在栏杆上的鸟笼和菜篮，胡同杂物堆里精致的旧食盒，村口的石磨，因水道近门而抬高的民居……体味着關于这座城市旧日生活的细节。静静度过30岁生日的三味书屋，承载着来往于此间的人事留下的痕迹，让时光中漫不可信的变迁确凿如实。
（感谢实习记者顾杰对此文的帮助。文中陈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