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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6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五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
　　时事鲜评
　　五名大学生扶起倒地男子的行为，无疑是乐于助人、见义勇为之举，值得鼓励点赞。这一点应当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救人的同时应不应该拍照取证。
　　首先要说明的是，见义勇为者并没有“自证清白”的法律义务。“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不排除社会上確实有一些故意倒地碰瓷、讹诈等恶劣现象，但碰瓷、讹诈者如果想指控好心救助者对其实施了侵权侵害行为，而救助者对此又不认可，应当由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对方的确有侵权伤害行为。比如，将其撞倒致伤不应由被指控的对方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给被指控者增加自证清白的责任。法律上之所以如此明确规定，其实有着深刻的法理依据：用没有发生的事或行为证明，通常也无法证明，法律不应强人所难。
　　因而，既要行善，又要自保以免被讹，拍照取证并非有评论者所说的“必要条件”，只能说拍照取证是一个自保的预防措施，可以起到警醒碰瓷、讹诈者的作用；一旦真有碰瓷、讹诈事件发生，也可以避免许多口舌，不至于“百口莫辩”，也不至于陷入遭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
　　此外，做好事拍照留存的证据，也可以作为日后申报认定见义勇为先进事迹的证据，获得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这对好心救助他人者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肯定、鼓励和抚慰，也有助于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是多赢之举。我们要学雷锋，却苛求助人者都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肯定，虽然没有必要效仿，但完全无可厚非。
　　事实上，这类行为反映出社会诚信缺失下的某种道德焦虑，这与近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的“救人反被讹”现象有关，但也不排除很多时候舆论有过度渲染之嫌。其实，法律上好心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自愿紧急救助人不承担损害民事责任”“受益人适当补偿”等相关“好人条款”确立的法律鼓励保护机制，都是见义勇为者的“定心丸”。
　　舆论要多从正面引导，宣传法律作用，并大力宣传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助人脱困受到好评的温馨感人事迹，弘扬社会正能量，让乐于助人的传统社会美德不断发扬光大。（选自《北京青年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