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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5日晚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表达了他对于此番“韩方论战”的一些所思所想。
在此前四天，许纪霖教授在他的微博上转发了北京律师于国富的《韩寒方舟子论战的法律分析》一文，并引用了其中一段话，“我们何时才能学会以理服人？无论是方还是韩，本来都可以更加理性，但双方的表现无法令人满意。之前被神化了的韩寒，终于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无论案件结局如何，去掉神晕的韩寒才是真实的韩寒，期待他继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证明自己。”
“韩寒在这一波的表现与大家所欣赏的韩寒反差太大”
《新民周刊》：你关注此番的“韩方论战”么？
许纪霖：我一般会注意我称之为“公共正义”的问题，我对这个事件不是特别关注。这是一个需要细节来判定的事件。韩寒在这一波的表现与大家所欣赏的韩寒反差太大，本来公众喜欢的韩寒是一种80后特有的潇洒倜傥、嬉笑怒骂的智慧风格，如今变得有点发急。无论是他悬赏2000万元，还是诉诸法院，皆非韩氏风格。在我看来，无论是麦田，还是方舟子，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推测都不足以致命，只是哗众取宠，说法好玩而已，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凭这些推测不会真的相信韩寒有什么枪手。假如是过去那个韩寒，大可以足够的自信、傲慢、超脱、嘲笑乃至自嘲，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由此看来，韩寒还太年轻，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指控，又很把自己当回事。但从另一方面说，韩寒还是个认真的老实人，他失去了智慧，但也没有学会王朔式的痞子腔，更不像郭敬明那般抄袭被坐实、依然厚皮蛋定。韩寒的反应是一个正常的老实人的心理防卫，或许我们过去太把他当作超越他年龄和阅历的时代英雄和超凡智者了。
《新民周刊》：那么，对于方舟子目前的反应，你怎么看待呢？
许纪霖：方舟子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一言难尽的人，他以知识打假闻名，打的是坏人，舆论一片叫好，打到了好人，又遭来一片痛骂。事实上，方舟子是一个热衷打擂台的人，无论打谁，他用的是同一个逻辑，这种逻辑既可以使真正的欺世盗名者遭殃，也可能滥杀无辜，制造冤假错案。
对于韩寒，至今为止方舟子只提出了一些自称为合理的怀疑，这并不构成证据。特别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大侦探波洛发表了一通精彩异常的破案推测，杀手冷笑着问：你的推理很有想象力，但是证据呢？波洛最后抛出了致命的证据，最终让杀手落于法网。我们现在要问的也是：你的推理很有想象力，但是证据呢？
“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韩寒了，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了”
《新民周刊》：韩寒现在说，他“一直不在任何的神坛”，他自评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认为呢？
许纪霖：韩寒在神坛上吗？我不知道。可能有一部分韩粉将他视为时代的英雄。但韩寒不是郭敬明。郭敬明的粉丝们是缺乏自我的，她们只有青春偶像的崇拜。但韩粉的主流是有理性的，有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只是没有韩寒那样的智慧，每每读到韩寒那些四两拨千斤的妙文，便大声叫好，引为同调，而且还感叹韩寒怎么要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表达得这么拍案叫绝？
实际上，韩寒并没有超人的睿智，他的观点是普罗的、常识性的，但他的运思之独特、语言之巧妙，在当今神州独步天下。假如真的韩寒被查出有枪手的话，我也愿意向这位枪手致敬。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韩寒确实有一些他特有的智慧与幽默之风格，对吗？
许纪霖：在一个舆论空间比较健全、批评不必有顾忌的社会，是不会有韩寒的。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有某种扭曲和限制，韩寒才被视为时代的英雄，更确切地说，成为公众的代言人。本来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公众是直接呈现在前台的，但如今他们却需要代言人，需要网络的意见领袖将自己的想法放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韩寒了，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这次的“韩方论战”，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文人之争”吗？
许纪霖：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段看起来似乎比较好玩的、实质有点无聊的争论，迅速替代了前一阶段由“韩三篇”引发的关于革命、自由和民主的公众大讨论。那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严肃论争，那样的论争本来只是在思想界内部，如今通过韩寒的巨大影响，扩大到公共舆论界，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和公众话题。然而，由麦田引发的所谓枪手事件一出笼，立即吸引了网络、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甚至连主流媒体像新华社都一哄而上，成功地转移了话题的焦点。
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个中什么东西在被纵容、什么话题在被压抑？在一个大张旗鼓的所谓反低俗的时代里面，究竟什么属于低俗？什么才是真正的严肃？在我看来，对于有思想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来说，这些问题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
“沙老太婆和阿慶嫂打起来了，扭作一团，多好看啊”
《新民周刊》：我们关心，你怎么评价这次的“韩方论战”的意义？
许纪霖：在韩寒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看出太严肃的意义来。今天有了网络以后，舆论变得非常廉价，所谓人格诽谤与合理怀疑之间的界线，也变得空前的模糊。网络时代发展至今，特别是有了博客和微博之后，个人意见与公共评论之间，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特别是对于有着上百万粉丝的明星人物来说，等于拥有了一张影响力不亚于卫星电视和全国性大报的自媒体，任何个人的私下表达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制造成一个足以震撼全国的公共事件。
过去儒家认为知识分子责任重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其实在公共媒体出现之前，在缺乏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之前，只是自我膨胀式的意淫而已。但是，在如今这个传播力无远弗届的微博时代里面，一言搅动天下的可能性真的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自媒体的行业伦理何在？在公众人物们热衷于扩军粉丝、放大声音的同时，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有这一伦理的自觉？媒体行业是否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行规？
不要一切依赖于国家意志和国家理性，什么都要靠法律来裁决、人大立法甚至行政决断。在一个法治社会里面，法律也好，司法判例也好，都只是对社会自主性的行规和伦理规范的国家性认肯。但在如今的中国，似乎一切都倒过来了：迷信国家意志的神魅，迷信法律的万能，社会和各行各业自身缺乏自主性规则和规范，一发生类似抄袭、作假等争议性事件，不是首先诉诸同行、行业，而是急于向法律获取支持、讨回公道。久而久之，国家意志越来越强大，具有君临天下、裁断一切的宰制性力量，而社会变得越来越被动、缺乏自主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韩寒诉诸法律并不以为然，而且这与他一贯追求的理念是相悖的。
《新民周刊》：那么，在你看来，这次的“韩方论战”是否像一场闹剧？
许纪霖：闹剧这个词有点言重。我所期待的，是从无聊的、好玩的争论开始，引向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方向，即激发起自媒体伦理规则的大讨论和社会的自觉建构。但对此我也不抱太多的奢望，因为我发现，在这一事件之中，已经有明显的商业利益介入。
比较起打官司和急于自我澄清，韩寒其实去做更值得他做的事情。枪手这类多少有点无厘头的猜测，其实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没有过硬的铁证抛出来之前，其实只是一场好看的游戏，不值得认真对待。
但是在一个严肃话题被压抑的畸形社会之中，被纵容和鼓励的，只剩下低俗和无聊。已经到了21世纪了，国民的心理其实都没有多少改变，像鲁迅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所讽刺的那样，大家喜欢看打架，特别是名人的打架。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了，扭作一团，多好看啊。各路媒体也一拥而上，这是最精彩、最吸引眼球、最有卖点的题材。
《新民周刊》：我看到你几天前微博上转了于国富律师的一篇文章《韩寒方舟子论战的法律分析》。
许纪霖：我欣赏于国富律师的那个说法，我觉得他从专业的角度说得很清楚。法律根本不会实质性去判断韩寒是否有枪手，最终还一个韩寒清白，法律本身只关心韩寒的名誉权是否实际被方舟子伤害，韩寒作为原告，核心的问题不是证明自己被窦娥还冤，而是要拿出另外一些证据来证明方舟子的诬告确实在客观上影响了韩寒的声誉，社会评价度大大降低，乃至于实际利益受损，比如，原来答应出版的书如今出不了了等等。
韩寒本来应该注意到，2002年，上海曾有一个官司，有家媒体报道范志毅涉嫌赌博而打假球，范志毅将该报告上法庭。结果上海的法院的判决是范志毅败诉，法院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那个案子的判决，具有典范性意义。
韩寒要胜诉，未必具有其自以为是的把握。上海的法院直到今天（注：截至此次采访的当天）还没有决定受理这个案件。但谁知道呢，韩寒背后的商业团队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假如事态不再有戏剧性的转折，韩寒和方舟子本人都将是这一事件的得益者，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力、粉丝数量和商业市场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他们又都是失败者，因为中国最出名的公众人物都陷入了某个冥冥之手所设计的陷阱，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在此前四天，许纪霖教授在他的微博上转发了北京律师于国富的《韩寒方舟子论战的法律分析》一文，并引用了其中一段话，“我们何时才能学会以理服人？无论是方还是韩，本来都可以更加理性，但双方的表现无法令人满意。之前被神化了的韩寒，终于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无论案件结局如何，去掉神晕的韩寒才是真实的韩寒，期待他继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证明自己。”
“韩寒在这一波的表现与大家所欣赏的韩寒反差太大”
《新民周刊》：你关注此番的“韩方论战”么？
许纪霖：我一般会注意我称之为“公共正义”的问题，我对这个事件不是特别关注。这是一个需要细节来判定的事件。韩寒在这一波的表现与大家所欣赏的韩寒反差太大，本来公众喜欢的韩寒是一种80后特有的潇洒倜傥、嬉笑怒骂的智慧风格，如今变得有点发急。无论是他悬赏2000万元，还是诉诸法院，皆非韩氏风格。在我看来，无论是麦田，还是方舟子，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推测都不足以致命，只是哗众取宠，说法好玩而已，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凭这些推测不会真的相信韩寒有什么枪手。假如是过去那个韩寒，大可以足够的自信、傲慢、超脱、嘲笑乃至自嘲，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由此看来，韩寒还太年轻，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指控，又很把自己当回事。但从另一方面说，韩寒还是个认真的老实人，他失去了智慧，但也没有学会王朔式的痞子腔，更不像郭敬明那般抄袭被坐实、依然厚皮蛋定。韩寒的反应是一个正常的老实人的心理防卫，或许我们过去太把他当作超越他年龄和阅历的时代英雄和超凡智者了。
《新民周刊》：那么，对于方舟子目前的反应，你怎么看待呢？
许纪霖：方舟子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一言难尽的人，他以知识打假闻名，打的是坏人，舆论一片叫好，打到了好人，又遭来一片痛骂。事实上，方舟子是一个热衷打擂台的人，无论打谁，他用的是同一个逻辑，这种逻辑既可以使真正的欺世盗名者遭殃，也可能滥杀无辜，制造冤假错案。
对于韩寒，至今为止方舟子只提出了一些自称为合理的怀疑，这并不构成证据。特别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大侦探波洛发表了一通精彩异常的破案推测，杀手冷笑着问：你的推理很有想象力，但是证据呢？波洛最后抛出了致命的证据，最终让杀手落于法网。我们现在要问的也是：你的推理很有想象力，但是证据呢？
“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韩寒了，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了”
《新民周刊》：韩寒现在说，他“一直不在任何的神坛”，他自评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认为呢？
许纪霖：韩寒在神坛上吗？我不知道。可能有一部分韩粉将他视为时代的英雄。但韩寒不是郭敬明。郭敬明的粉丝们是缺乏自我的，她们只有青春偶像的崇拜。但韩粉的主流是有理性的，有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只是没有韩寒那样的智慧，每每读到韩寒那些四两拨千斤的妙文，便大声叫好，引为同调，而且还感叹韩寒怎么要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表达得这么拍案叫绝？
实际上，韩寒并没有超人的睿智，他的观点是普罗的、常识性的，但他的运思之独特、语言之巧妙，在当今神州独步天下。假如真的韩寒被查出有枪手的话，我也愿意向这位枪手致敬。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韩寒确实有一些他特有的智慧与幽默之风格，对吗？
许纪霖：在一个舆论空间比较健全、批评不必有顾忌的社会，是不会有韩寒的。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有某种扭曲和限制，韩寒才被视为时代的英雄，更确切地说，成为公众的代言人。本来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公众是直接呈现在前台的，但如今他们却需要代言人，需要网络的意见领袖将自己的想法放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韩寒了，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这次的“韩方论战”，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文人之争”吗？
许纪霖：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段看起来似乎比较好玩的、实质有点无聊的争论，迅速替代了前一阶段由“韩三篇”引发的关于革命、自由和民主的公众大讨论。那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严肃论争，那样的论争本来只是在思想界内部，如今通过韩寒的巨大影响，扩大到公共舆论界，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和公众话题。然而，由麦田引发的所谓枪手事件一出笼，立即吸引了网络、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甚至连主流媒体像新华社都一哄而上，成功地转移了话题的焦点。
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个中什么东西在被纵容、什么话题在被压抑？在一个大张旗鼓的所谓反低俗的时代里面，究竟什么属于低俗？什么才是真正的严肃？在我看来，对于有思想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来说，这些问题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
“沙老太婆和阿慶嫂打起来了，扭作一团，多好看啊”
《新民周刊》：我们关心，你怎么评价这次的“韩方论战”的意义？
许纪霖：在韩寒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看出太严肃的意义来。今天有了网络以后，舆论变得非常廉价，所谓人格诽谤与合理怀疑之间的界线，也变得空前的模糊。网络时代发展至今，特别是有了博客和微博之后，个人意见与公共评论之间，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特别是对于有着上百万粉丝的明星人物来说，等于拥有了一张影响力不亚于卫星电视和全国性大报的自媒体，任何个人的私下表达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制造成一个足以震撼全国的公共事件。
过去儒家认为知识分子责任重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其实在公共媒体出现之前，在缺乏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之前，只是自我膨胀式的意淫而已。但是，在如今这个传播力无远弗届的微博时代里面，一言搅动天下的可能性真的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自媒体的行业伦理何在？在公众人物们热衷于扩军粉丝、放大声音的同时，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有这一伦理的自觉？媒体行业是否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行规？
不要一切依赖于国家意志和国家理性，什么都要靠法律来裁决、人大立法甚至行政决断。在一个法治社会里面，法律也好，司法判例也好，都只是对社会自主性的行规和伦理规范的国家性认肯。但在如今的中国，似乎一切都倒过来了：迷信国家意志的神魅，迷信法律的万能，社会和各行各业自身缺乏自主性规则和规范，一发生类似抄袭、作假等争议性事件，不是首先诉诸同行、行业，而是急于向法律获取支持、讨回公道。久而久之，国家意志越来越强大，具有君临天下、裁断一切的宰制性力量，而社会变得越来越被动、缺乏自主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韩寒诉诸法律并不以为然，而且这与他一贯追求的理念是相悖的。
《新民周刊》：那么，在你看来，这次的“韩方论战”是否像一场闹剧？
许纪霖：闹剧这个词有点言重。我所期待的，是从无聊的、好玩的争论开始，引向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方向，即激发起自媒体伦理规则的大讨论和社会的自觉建构。但对此我也不抱太多的奢望，因为我发现，在这一事件之中，已经有明显的商业利益介入。
比较起打官司和急于自我澄清，韩寒其实去做更值得他做的事情。枪手这类多少有点无厘头的猜测，其实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没有过硬的铁证抛出来之前，其实只是一场好看的游戏，不值得认真对待。
但是在一个严肃话题被压抑的畸形社会之中，被纵容和鼓励的，只剩下低俗和无聊。已经到了21世纪了，国民的心理其实都没有多少改变，像鲁迅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所讽刺的那样，大家喜欢看打架，特别是名人的打架。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了，扭作一团，多好看啊。各路媒体也一拥而上，这是最精彩、最吸引眼球、最有卖点的题材。
《新民周刊》：我看到你几天前微博上转了于国富律师的一篇文章《韩寒方舟子论战的法律分析》。
许纪霖：我欣赏于国富律师的那个说法，我觉得他从专业的角度说得很清楚。法律根本不会实质性去判断韩寒是否有枪手，最终还一个韩寒清白，法律本身只关心韩寒的名誉权是否实际被方舟子伤害，韩寒作为原告，核心的问题不是证明自己被窦娥还冤，而是要拿出另外一些证据来证明方舟子的诬告确实在客观上影响了韩寒的声誉，社会评价度大大降低，乃至于实际利益受损，比如，原来答应出版的书如今出不了了等等。
韩寒本来应该注意到，2002年，上海曾有一个官司，有家媒体报道范志毅涉嫌赌博而打假球，范志毅将该报告上法庭。结果上海的法院的判决是范志毅败诉，法院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那个案子的判决，具有典范性意义。
韩寒要胜诉，未必具有其自以为是的把握。上海的法院直到今天（注：截至此次采访的当天）还没有决定受理这个案件。但谁知道呢，韩寒背后的商业团队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假如事态不再有戏剧性的转折，韩寒和方舟子本人都将是这一事件的得益者，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力、粉丝数量和商业市场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他们又都是失败者，因为中国最出名的公众人物都陷入了某个冥冥之手所设计的陷阱，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