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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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的拓展性和学术视野以及指向的广阔性,社会史研究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历史学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一。然而,在发展了几年后,当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也出现了欧美一些国家,如美国社会史研究在本世纪50年代初所面临的那种"缺乏创造性"的状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史研究的各种著述不断增加,但它们所负载或提供的新意灼见却没有相应的增添,就是说,社会史研究表面上的方兴未艾,并不能掩盖它实质上的困境,表面上的"热"正在"冷"中摇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缺乏创造性的状况?是已经走到了研究的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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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的拓展性和学术视野以及指向的广阔性,社会史研究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历史学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一。然而,在发展了几年后,当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也出现了欧美一些国家,如美国社会史研究在本世纪50年代初所面临的那种"缺乏创造性"的状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史研究的各种著述不断增加,但它们所负载或提供的新意灼见却没有相应的增添,就是说,社会史研究表面上的方兴未艾,并不能掩盖它实质上的困境,表面上的"热"正在"冷"中摇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缺乏创造性的状况?是已经走到了研究的饱和点吗?事实上,许多研究课题还没有展开,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还有待深掘,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距离它的饱和点还很远。是已有的选题过于零碎吗?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题目的大小与研究的高下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正是从面包价格、饮食习惯、住房样式、闲暇时间的利用这些日常生活琐事入手,考察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写出了《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时代》、《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著。是研究方法的阐述与操作相脱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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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规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善的经济法规,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经济,也无法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朝野部分有识之士,初步意识到制定和实施经济法规的作用;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发展近代工商业,也陆续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法规。这些举措,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当时社
1943年1月11日中英签订了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受到中外人士广泛称赞。然而英国仍占有香港和九龙,不平等条约中一些问题仍留待战后谈判解决。因此这个条约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在这次谈判中,围绕着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通商"、"最惠国待遇"、"沿海贸易和内陆航行权"、"双重国籍"、"外国领港员"和九龙等问题,中英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较量。国民政府要求"一刀切",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九龙。英国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谈判,但又
11世纪德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兴起是其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的兴起是由各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远程贸易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远程贸易为德国城市兴起选择了合适的地理位置,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组织形式。本文拟就远程贸易对中世纪德国城市兴起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略作分析。
李唐氏族问题,即李渊祖先种族、郡望、姓氏问题,曾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30年代前期,陈寅恪先生相继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1931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同上3本4分,1933年)、《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同上5本2分,1935年)等三篇论文,对李唐出于陇西李氏的旧说提出质疑。在《后记》一文中所作结论如下:
近十年来,我国史学领域引人瞩目的变化和成就之一,就是以往长期被冷落乃至被遗忘的社会史研究,又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史研究的队伍发展之快,论著出版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借用英国社会史学者哈罗德·珀金的形象比喻,可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然而,人们在欣喜之余,又普遍对现状感到忧虑,都在思考下一步如何将社会史研究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排比、缕述点评,或曰孤立、细琐的微观考察状态,尽快提高到系统、辩证地分析、
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前进息息相关。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在传统史学领地上突兀而起并迅速发展,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史研究使史学更加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然而社会史在我国毕竟是一门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学科,要使它健康发展,既需要充分肯定和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又须借鉴60多年来西方社会史研究的有益经验,并注视国际社会史发展的方向。以下提出几点浅见,期望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第一,加强社会史学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史学的理论指导,一些西方社会史研究者也承认,他们在
社会史是因历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而应运兴起的,它确实为变革中的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活力的新样式。但是,仅仅引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新名词,改换上"社会史"的包装,很难为学术界所认同。这应该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性的、创造性的大转变。我想,为了使社会史真正承当起历史学变革的学术角色,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首先应显示出与之相符的、强烈的维新变革意识,力求在"变"字上做文章,敢于另辟蹊径,踏出一条新路。基于探寻历史海平面之下深层奥秘的认识论使命,社会史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国家"的历史,而是
把历史上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史,在我国的复兴已有10年左右的历史,并且正在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热点。然而,中国社会史研究毕竟刚刚起步,诸如西方社会史研究者所犯的理论体系滞后、研究问题松散而缺乏综合性分析、领域过于宽泛而显得范围不清等等毛病,在我国社会史学界中也同样存在着,并已成为社会史深入发展的绊脚石,究竟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笔者略呈愚见,以供同道参考和指正。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相区别的一种对社会生活从中观和微观意义上展开探索的新学科。因此,从微观入手,剖析
当前深入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关键在于研究工作者要扩大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理论方法修养。从这几年涌现出的研究成果看,有关社会生活、风俗方面的比较多,深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思潮等方面变迁的成果则很少。这与研究工作者的视野即对社会史研究对象范畴的认识有关。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一种认为社会史应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经历,包括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历史,这实际上是法国年鉴派的主张。我认为,前者将社会史局限于研究社会生活,视野似乎偏狭;后者则是符合历史
近10年来,胤祯及其《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一书已引起清史界的广泛重视。胤祯为清圣祖玄烨之第十四子,康熙晚年,深得乃父宠信,故有抚远大将军之特命。皇太子胤礽一废再废,诸皇子党夺嫡之争日烈。圣祖之命胤祯远出及久留西宁,岂亦有如诸葛亮为刘琦谋,所谓"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者耶?圣祖溘逝,皇四子胤禛继位,胤祯改名允(?),幽禁终身。胤祯西征一段史实几被湮灭,官书、上谕及《实录》改而又改,删除殆尽。迄今仅存的满文原抄本《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不分卷,20册,为胤祯西征在外时亲笔上奏乃父圣祖玄烨之原档。墨迹幸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