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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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是因历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而应运兴起的,它确实为变革中的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活力的新样式。但是,仅仅引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新名词,改换上"社会史"的包装,很难为学术界所认同。这应该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性的、创造性的大转变。我想,为了使社会史真正承当起历史学变革的学术角色,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首先应显示出与之相符的、强烈的维新变革意识,力求在"变"字上做文章,敢于另辟蹊径,踏出一条新路。基于探寻历史海平面之下深层奥秘的认识论使命,社会史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国家"的历史,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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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是因历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而应运兴起的,它确实为变革中的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活力的新样式。但是,仅仅引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新名词,改换上"社会史"的包装,很难为学术界所认同。这应该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性的、创造性的大转变。我想,为了使社会史真正承当起历史学变革的学术角色,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首先应显示出与之相符的、强烈的维新变革意识,力求在"变"字上做文章,敢于另辟蹊径,踏出一条新路。基于探寻历史海平面之下深层奥秘的认识论使命,社会史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国家"的历史,而是"社会"的历史;历史编纂也将以"释义"为特色,取代旧的"描述"为主的传统模式。随着史学研究中轴的变易,传统史学着力烘托的王朝兴替、政治震荡以及相关的事件、人物隐退到第二线,而"芸芸众生"及其沉默的生活世界、心理世界被拥推到历史学的前台。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积累经久的东西许多将被搁置起来,需要重新学习,从头做起。只有研究者完成"自我"的转变,才能期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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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多锭块金黄金在西汉的大量使用和在东汉的所谓"突然消失",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一朝仅皇帝赏金数目可查的就达90万斤之巨,约合今273.4吨。新莽灭亡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这些数字实足惊人。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到东汉便"突然"终止了。于是引得一千多年来人们为此议论纷纷。
太平军起义,成为19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农民起义势力在南方的迅猛推进,构成了对清王朝统治的致命威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不能不给中国的文化领域也造成猛烈的震荡。但是,冷静观察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论坛,当可发现,这场悲壮的农民大起义,除了在政治上对后世反对清王朝的民族革命有着重大的启动作用之外,在文化上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重大改观,没有能够开拓出一个中国文化的新生之局。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后,各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做出了不同反映。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采取了什么态度;莫斯科与南京进行了哪些交涉;苏联的态度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经济法规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善的经济法规,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经济,也无法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朝野部分有识之士,初步意识到制定和实施经济法规的作用;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发展近代工商业,也陆续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法规。这些举措,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当时社
1943年1月11日中英签订了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受到中外人士广泛称赞。然而英国仍占有香港和九龙,不平等条约中一些问题仍留待战后谈判解决。因此这个条约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在这次谈判中,围绕着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通商"、"最惠国待遇"、"沿海贸易和内陆航行权"、"双重国籍"、"外国领港员"和九龙等问题,中英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较量。国民政府要求"一刀切",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九龙。英国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谈判,但又
11世纪德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兴起是其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的兴起是由各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远程贸易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远程贸易为德国城市兴起选择了合适的地理位置,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组织形式。本文拟就远程贸易对中世纪德国城市兴起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略作分析。
李唐氏族问题,即李渊祖先种族、郡望、姓氏问题,曾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30年代前期,陈寅恪先生相继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1931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同上3本4分,1933年)、《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同上5本2分,1935年)等三篇论文,对李唐出于陇西李氏的旧说提出质疑。在《后记》一文中所作结论如下:
近十年来,我国史学领域引人瞩目的变化和成就之一,就是以往长期被冷落乃至被遗忘的社会史研究,又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史研究的队伍发展之快,论著出版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借用英国社会史学者哈罗德·珀金的形象比喻,可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然而,人们在欣喜之余,又普遍对现状感到忧虑,都在思考下一步如何将社会史研究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排比、缕述点评,或曰孤立、细琐的微观考察状态,尽快提高到系统、辩证地分析、
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前进息息相关。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在传统史学领地上突兀而起并迅速发展,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史研究使史学更加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然而社会史在我国毕竟是一门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学科,要使它健康发展,既需要充分肯定和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又须借鉴60多年来西方社会史研究的有益经验,并注视国际社会史发展的方向。以下提出几点浅见,期望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第一,加强社会史学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史学的理论指导,一些西方社会史研究者也承认,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