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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写一本描写留学新加坡的中国女人生活的小说《乌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并在整个华人圈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香港五家电影公司欲掷100万人民币购电影版权，美国一出版社愿掏100万美金购买美国版权。
有人说她是“妓女作家”，有人说她是“文化博彩的高手”，她对此不置可否。她始终以一种忏悔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把写作比做脱衣服，那么脱了衣服之后，我不会炫耀自己的乳房有多美，而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九丹，虽然没有想像的那么漂亮，但她的妆扮依然很入时：黑色的眼影，红红的嘴唇，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脂粉；一头做成麦芒状的长发,中分，一直披过肩头，时时遮住脸颊两侧；紧身的红上衣配一顶呢子小红帽，胸前还挂了一串漂亮的小饰物，完全一副小女人的作派。非但没有报道所说的那么前卫另类，而且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成熟女人的味道。
她的声音像她的打扮一样富有女人味，说起话来也软声细语的，只是讲起《乌鸦》背后的故事、说到自己的感情生活、提及当下的文坛时，绵里就藏了针，温柔里就含着激烈，理性中就不乏狂妄，率真中也时有抵牾……
惨不忍睹的国外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成了一种时髦，人们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但去了这些地方的人，回来时不管混得好不好，都学着外国人的姿态耸耸肩、摊摊手，照相时伸出两个手指头打着v字、说着OK。特别是一些女性，她们回来时好像忘了自己曾经在国外做过的事，一说都是她们去过不少世界风景名胜，享受到品质非常高的生活，碰到了一些多么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参加过很棒的音乐会，为钢琴小提琴流泪了。九丹说她听到这些话时就感觉很恶心，同时也深深地为她们难过。
因为九丹也正是这个时候出去的（1995年前后），国外的生活如何她是目睹者和亲历者。“实际上，我们这些出国的女人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的内心深处以及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很虚弱的。”这种虚弱在国外不堪一击——九丹就亲眼目睹了一些女同胞在国外为了生存而扭曲了自我的方向，浮沉在充斥三教九流的娱乐场所，并在上层社会的金钱染缸里翻滚，最终带着浑身的伤痕回家。 九丹刚到新加坡那阵子，就发现了一种怪现象：中国女孩在一起聊天时，都是窃窃私语，不敢让别人听见。后来她才知道，是怕那一口普通话暴露了她们的身份——即她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了？当时九丹还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个先她而来的湖南女孩向她讲了真话：几乎每一个大陆女人都梦想能留在这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因而几乎每个女人都在读书的幌子下寻找各种机会，使尽各种手段留下来。可是拿到一张签证太难了，于是大家都奔钱去了。
时间一长，九丹也发现了周围每个人的隐秘，每个人的活法。许多中国女孩子都认定，如果要生存下去，就要找一个男人。一般开始是先谈恋爱，真的谈，期望能结婚，但绝大多数是失望和辛酸。在恋爱上头破血流后，她们痛定思痛，就开始来浑的：找一个新加坡男人包自己，先把学费等日常费用给解决了再说……也有的中国女孩一出新加坡机场就直奔夜总会，她们就是冲这个地方来的。但这很危险，被移民局抓住立即遣送，还有挨鞭子的可能。可是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干好了一年能挣20万新币甚至更多，肉体算什么……姿色不佳的女孩就找一个家教干干，教新加坡小孩子学中文，一个小时几新币；还有做售货员的，收入就更低了。九丹说，一些中国女孩在新加坡的现实生活简直惨不忍睹，到处遭白眼。比如到外面买东西，用英文，对方就很亲切自然；如果用中文，售货员虽然也很客气，但回过头就会对同事鄙夷地说：“chinese”。“跟我同在一个房东家的女同学（就是后来不让我写《乌鸦》的那个），爸妈都是部级干部，她在新加坡上的是一个月2000新币的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这使她在能够维持一种非常好的生活的同时，也维持住了公主般的骄傲。可即便这样，当她与一岁数比她大一倍的新加坡男人交往时，我在她脸上、眼神深处和故作轻松的笑容里，仍然发现了讨好和哀求的表情，发现了她和新加坡男人之间的不平等。”
一个女人若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欺骗男人、建筑在不道德的攫取上时，她收获的最终必然是痛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无道，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更大，因为时光和情感对于一个女人是无情的，她从哪儿再去找回金钱之外的抚慰？再去找到未来面对孩子的真诚？九丹原来那么渴望得到的东西，一两年之后，她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了，什么金钱呀、生活条件呀，都跟内心与自我无关。九丹知道新加坡最终不是她这种人呆的地方，她下定决心要走。尽管当时朋友和同学对她的行为感到匪夷所思。
以小说写现实
从新加坡回来后，九丹并没有立即写《乌鸦》这部小说，真正促使她动笔的原因是：回国后，她看到了很多中国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幸，这些不幸的遭遇都是因为追求的破灭，这使她联想到新加坡的种种经历，她就觉得应该站在露示群体女性的立场来构筑一部作品，这样从中更能剖析人性的弱点与温情。问到小说为什么取名为《乌鸦》，九丹直言不讳：“它象征着这一群外来的女性角色，在新加坡如同迁徙来的乌鸦一样，不讨当地人喜欢，但顽强地挣扎生存，力求繁衍。”
《乌鸦》正式进入创作阶段是1999年夏季的事，这时九丹的第二部小说《漂泊女人》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出版社不善于包装和炒作，发行情况很不好，初次印刷才5000册。当时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劝九丹，别再写如此沉重如此严肃的东西了，现在这个年代，谁还关心这些？甚至有人更极端地劝她，如果要真的想写，还不如像现在的“美女作家”一样虚构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这样的书还能赚一些钱。
九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好意，虽然她绝不会写那些垃圾作品，她以为这样会脏了她的笔，但同时她也吸取教训：在写法上力争有所改变，更多地考虑到走市场；在情节上写得更吸引人，力求故事化。
《乌鸦》完稿后，著名评论家李陀先生看了一遍，他非常震惊：“乌鸦绝不同于中国以往任何作家写的书籍，它代表了全人类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向男性社会和金钱社会发出的一声呐喊，仅凭这声呐喊，这部小说很有可能作为一部经典而留存于中国文学史中。”他推荐给了《十月》杂志，杂志的郑万隆主编看完后，也觉得不错，希望九丹再加进一些阳光的东西，而脾气很牛的九丹自己觉得小说本身的亮光并不少，再加“一些阳光的东西”无异于画蛇添足，所以“宁愿出不了，也不愿意改动一字”。之后，九丹又把小说拿给了王朔看，王朔建议先把小说推荐到《收获》或《大家》上发表。小说还没推荐过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发就得知了此事，他带上合同特地飞到北京看稿。一周后，就跟九丹签下了出版合约。
《乌鸦》出版之后
《乌鸦》从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到2001年年底共印了十多次，目前发行量已超过10万册，还不包括盗版。说实话，这是九丹始料未及的。
《乌鸦》在畅销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人特别是出国女性同胞的反对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把国外的中国女人比做“铺天盖地飞临外国的乌鸦”，大大损害了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形象；二，没有真实全面反映新加坡社会的状况；三，主人公海伦是否就是作者本人？她自己是否就做过“小龙女”（新加坡对妓女的称谓）？
这是九丹预料中的事，远在她写作《乌鸦》之前，她就知道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但把文学和现实混为一谈，九丹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可叹复可悲的”。《乌鸦》中有一个情节是海伦去做“小姐”，新加坡的一些记者就问九丹：“能不能介绍几个做卡拉OK的女孩子做采访？”这让九丹颇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她从未去过夜总会，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她当初写这一段时，只得求助于男性朋友，得到很多细节后，她觉得依然不够，就让一个朋友特地带她去北京海淀区的一家夜总会“卧底体会”。她和朋友坐在大堂里看穿着三点式的女孩们表演。小说《乌鸦》中第十六章开始的场景差不多就是根据那家夜总会写的。
另外，九丹感到很冤枉的是：她写书的时候，主人公的身份本来是大学教师，可是长江文艺出版社非让她改成记者，这就很容易让一些人把它与九丹的经历“对号入座”。但是当时为了出版，九丹已经顾不了太多了。“说句不夸张的话，如果我是用自己完全的经历去写，应该比现在的《乌鸦》更有血有肉，更丰满。”
九丹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妇女同胞的反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撕破了一些人虚荣的伪装，暴露了赤裸裸且血淋淋的真实，甚至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你得承认现在这个社会仍是男权的社会,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才可能生存。《乌鸦》只是写出了这种真实。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谈写这的正确与否，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至于是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现实，九丹觉得这更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乌鸦》是一本小说，而不是纪实文学，我没有必要去反映全部，我只是想通过一个侧面来反映人性，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反映社会的全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丹和《乌鸦》却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和认可。这也是让九丹感到些许慰藉的。王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九丹在写作方面非常坦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坦诚，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文学评论家白烨说：“这是一本独特的小说，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留学文学，它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给人以启示。”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书展上，《乌鸦》高居新加坡图书排行榜榜首，成为“中文小说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上的一个神话”。《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以及各大网站设专页讨论；《亚洲周刊》连续多次登文介绍“《乌鸦》冲击波”，并把其作为“亚洲焦点”刊登在封面上；接着，《苹果日报》、美国《新闻周刊》、德国《明镜》等媒体纷纷都要采访九丹。《乌鸦》的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意文版等各种版本也都在加紧翻译中。
在香港版和新加坡版的《乌鸦》中，首页便是中国书画大师范曾题赠九丹的一首诗：“药灶生烟炼九丹，伤心往迹梦已残。胭脂忍看成荒泪，徵羽泛知动碧澜。漫说清醇留史乘，便将鸦色着文坛。天涯女人多情笔，不欲依云写凤鸾。”那是在去年年初的一个文学会上，九丹偶遇范曾先生，便顺手赠他一本《乌鸦》，当时九丹对他说：“对于这本书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不会为它说好话的，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些所谓道德沦丧的女性。”范曾先生回去之后很快就看完了，他认为《乌鸦》写得非常精彩，无论从语言还是结构，尤其是它所包含的社会价值，都是极其可贵的。他还说《乌鸦》这本书在今天招致很多非议，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懂，只是从字面理解，以为真的是写风尘女子。
九丹引范先生为知音，他说出了九丹的心里话。
《乌鸦》将搬上银幕，
九丹请章子怡出演主角
《乌鸦》在被文学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被电影公司及国外出版商瞄上了，九丹也决意将“资源”一用到底。
目前，九丹正在忙于“鸟儿三部曲”第三部《凤凰》的写作，而且与数家电影制作公司谈《乌鸦》的电影版权，版权费底线为100万人民币。而《乌鸦》的美国版权则高达100万美金，也已和美国出版商达成了初步意向。靠《乌鸦》小赚了一笔的九丹说到成名作时底气十足：“我的《乌鸦》至少值100万元。”她说，两个月前曾有一家电影公司愿以50万元人民币买断《乌鸦》的电影版权（这家公司曾以40万元人民币买下莫言《檀香刑》的电影版权），但却被她一口回绝。随后又有石诚等5家香港公司相继找上门来，均是少于100万元就免谈。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九丹解释：“《乌鸦》能畅销国内以及东南亚不仅是因为涉及了敏感题材，更重要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生命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小说把社会责任感和市场卖点完美地结合起来，谁拍谁就会红。”九丹透露，目前自己正与5家公司积极接触，一旦敲定，自己将亲自出任编剧。
至于《乌鸦》女主角的人选，九丹称合作方拟邀香港性感红星钟丽缇担纲，而自己则看好内地一线明星章子怡。九丹认为，虽然主人公海伦是一风尘女子，但她只是外表性感，骨子里的工于心计和善于揣摩男人才是人物的最大亮点和灵魂所在，而章子怡才真正跟主人公颇为神似。在导演选择方面，九丹称很看好香港的王家卫和内地第六代导演娄烨。我宁做“妓女作家”，不做“美女作家”
九丹曾说过，她就是想“震一震文坛”。她的愿望已经实现，目前“乌鸦冲击波”已经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整个华人世界，许许多多的出版商都在打听九丹的电话和地址。
九丹对时下文坛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局面很是看不惯，她也不想当一个寻常意义上的女作家，相反，她急于将自己与其他女作家区分开。在她的眼里，她们的作品都是虚伪的，根本不涉及内心，“是制造了一个塑料女人站有路边，给人看她塑料的裸体”。具体评价起女作家来，她也直接点名，口无遮栏。她认为当下的女作家，都是“一丘之貉”。从张洁、王安忆、陈染、林白到现在所谓的“美女作家”，不管她们表面上有多么深刻，她们读了多少书，或者说她们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或是财富有多少，可是她们无一例外是女人。做女人的时候就会受到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方式的影响，因此女人是喜欢穿好看的衣服的，喜欢花花绿绿的颜色。她们一件件地翻看着自己的花衣裳，她们以种种方式炫耀自己，可是惟独她们在炫耀和美化自己的同时，没有想她们的人生的最本质的最真实的经历是什么。九丹承认曾经也有过自己的花衣裳，但是她和她们的区别在于她没有在所谓另类的招牌下拼命美化自己。她觉得她要比其他“美女作家”坦诚一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写出了女人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区别于那些骗人的女性主义者们，更区别于那些不够格的女作家。她们像许多一般化的女人一样，去写一些风情，去写一点所谓小镇上的小历史，去写一些风俗俚语，去写一点男人和女人的一般的故事，去写一些她自己所曾受到的一点小小的伤害，等等等等，惟独没有对于自己的批判精神，因此我认为她们是失败的。”
“忏悔”一词在九丹的谈话中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她自己也说写《乌鸦》时也是怀着一种“忏悔”的心态。《乌鸦》一书中，九丹在自己简短的个人简历中这样写道：九丹，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大学毕业。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殇》、《漂泊女人》。“如果把写作比作脱衣服，那么脱了衣服之后，我不会炫耀自己的乳房有多美，而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九丹的作品也较多地涉及到了性，又因她不失为一个美女，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她和卫慧、棉棉一样是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甚至更恶毒一些的干脆把她称做“妓女作家”，对此九丹“有话要说”：“无论是美女作家还是妓女作家都是在以自己的作品跟大家交流，如果说用身体写作是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去经历生活、体验生活，然后把这种深刻的体验用真实的态度表达出来，那么我是。我一直觉得美女作家这个说法很可笑，炫耀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实在是一件恶心的事情，美女作家是小气的乡村式的，妓女作家是大气的欧洲式的，我宁愿被称为妓女作家，虽然这个称号让人很不舒服，我是在以血作墨，字字血声声泪，去体味女性永恒的疼痛，去检查她们眼泪里究竟含的是什么东西。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没有必要回避，但我没有靠性来取悦读者。如果因为我写了《乌鸦》这本书，全人类的人都把我当作了肮脏的妓女，如果你们把我当作妓女，而使你们真的干净了起来，使你们的精神有亮点，使新加坡女人能够开始分析自己，从而对于一些弱者表现出真正的同情，那么你们把我当成妓女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个妓女我当了。”
不愿将感情进行到底
1992年之前的九丹，应该说还在“轨道”之上，因此，那年的毅然辞职，差不多是九丹的第一个大举措，九丹形容自己当时是“哭得要死”，“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医疗、福利，一点靠山都没了。”但是，九丹还是决定走这一步。
来到北京，九丹进入的第一家单位是一家民营的文化发展公司，“说是制作电视节目，其实就是跑企业，给企业做专题”。那时的九丹，每个月有300多元的收入，公司管吃管住。没有自己希望的采访、撰稿，九丹每日看到的就是公司美丽的女同事围着老板转，“每个人都在用女性的魅力工作”。幸好，老板的助手对她还算不错，使本来暗淡的生活有了些许的光彩。两人开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
之后不久，两个人一同跳槽，一起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经过三年辛辛苦苦的奋斗，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爱情却似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开始破灭。九丹把这归结到男女的根本分歧上，她认为男女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对于有知识的男女而言，如果把情感比作一座山，那么他们爬得越高，两个人的感觉也就越冷。“知识是男女情感交往的一大障碍。”
与男友分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逃离。于是九丹就乘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
一年后，九丹在新加坡结识了一位大学老师，是一个新加坡人。“不知为什么，在人家的国土上，内心也变得异常敏感和多疑，尤其在和这个新加坡男友交往时，自尊心格外敏感，处处防备着别人说自己什么，有时候一语不和，一提到你们中国女人如何如何，一场争执就在所难免。”于是，两个人前后交往了六七个月也就散了。我问她遗憾吗？九丹偏着头想了一会儿，迟疑地笑着说：“遗憾吗？从来没有人这样问我！但如果这段恋情成功，我也就不会回国了，也就写不出《乌鸦》了，那样，九丹还是你面前的这个九丹吗？”
至今已34岁的九丹依然独身，她已不愿将感情进行到底，她坦陈：“我的真正的、最教育我的大学是那些一个个我曾爱过的男人。”她看破了红尘，看透了这个社会，在她眼里，这个世界完全是男性化的，是以男性为主宰的，女人的地位不仅是附庸，而且就是这个附庸地位也是极不可靠。在她敏感的心灵里，个人情感和事业的不如意，已经上升到理想的破灭。她这样诗意地说道：“也许是我们渴望太多，失望是注定的。比如男人，如同在我前方闪烁着的灯火，我向他们攀去，但是，当我的手抚上他们的肩头，他们就会熄灭，我一个一个攀去，灯火就一个一个熄灭……我几年前去新加坡，也是这样把它当做未知的希望去攀的，但是它也熄灭了。”
人和猪的命运一样
九丹196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干部家庭。在她的记忆里，扬州是个小而贫穷的地方。同为税官的父母，可能不缺少形式上的体面，但是经济上的困窘才来得更加真实和令人无奈。“没办法，家里孩子实在太多了。”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九丹很不合时宜地排行第四，如果是老大，可以给爸妈帮忙，在弟妹面前也比较有威望；如果是老小，可以撒撒娇什么的。老四自然什么好处也不占，而且，总是穿别人剩下的衣服。现在修饰精致的九丹居然告诉记者，她从小就认为自己丑，以至于“睡觉时头都往里歪着”，以减少“曝光率”。
尽管今年九丹才34岁，但她总觉得自己早已经老了，“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在男人面前发嗲装小，不管对方是我爱着的还是不爱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因为我很早就老了。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第一次感觉老，是我九岁的时候。九岁那年，我们家附近郊外的一个很大的猪圈突然着了大火，所有的猪都在拼命地叫。大家都跑去看，我也去了。我为自己无法去救它们而感到悲哀。回来后，大家都笑着议论，我却很难过。我一心想着，人的命运其实也差不多。这种记忆一直伴随我长大。我在公司里看见老板和女职员，在新加坡看见小龙女，我一次一次想到，人的不可逾越的猪的命运。”
九丹在写作《漂泊女人》这部小说时，也把主人公的生存环境比作猪圈，而主人公则是“一只跳不出猪圈的猪”。“猪圈不光是指中国，也指新加坡、日本，或者是美国，而生活在其中的猪，是一切人类的命运，不管我们的文明已经多么发达，也不管某个地方的教育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但是人类随时随地体会到的与生俱来的一种痛苦是不会改变的，也是无法逾越的。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确实缺少一种很博大的精神；我们如果说仅仅认为别人是猪而自己不是猪，或者我们仅仅认为中国是一个猪圈，而新加坡不是，或者新加坡是而美国不是，那么我们也还是缺少一种圣经般的关怀和人文精神。当我们缺少人文精神的话，我们何谈文学，何谈一些我们人生中确实存在的美丽的闪光的东西？
问到下一步的写作计划，九丹表示自己的将来不会偏离文学，不会偏离生活，仍然会继续表现时代的女人和女人的命运，揭示生活的本质。尽管大家都愿意做主流，但九丹认为更应该关注弱势群体。《乌鸦》之后她将出《喜鹊》和《凤凰》，以“鸟儿三部曲”叙述中国女人和新加坡的“爱恨情仇”。《喜鹊》将描写新加坡男人在中国欺骗中国女人的故事；《凤凰》则以她留学新加坡的所见所闻为主，将是“鸟儿三部曲”中最富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三部曲将充分表达对文学、对女人、对人类的一种总体的思考。“但本质是一样的，逃不出悲剧性的命运”。
采访将要结束时，九丹希望记者能给她作个声明，她说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她的小说只有《乌鸦》和《漂泊女人》，而其它“内容不堪入目”的所谓的《乌鸦续集》“完全是盗版”，并非九丹所写。（责编 关山越）
有人说她是“妓女作家”，有人说她是“文化博彩的高手”，她对此不置可否。她始终以一种忏悔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把写作比做脱衣服，那么脱了衣服之后，我不会炫耀自己的乳房有多美，而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九丹，虽然没有想像的那么漂亮，但她的妆扮依然很入时：黑色的眼影，红红的嘴唇，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脂粉；一头做成麦芒状的长发,中分，一直披过肩头，时时遮住脸颊两侧；紧身的红上衣配一顶呢子小红帽，胸前还挂了一串漂亮的小饰物，完全一副小女人的作派。非但没有报道所说的那么前卫另类，而且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成熟女人的味道。
她的声音像她的打扮一样富有女人味，说起话来也软声细语的，只是讲起《乌鸦》背后的故事、说到自己的感情生活、提及当下的文坛时，绵里就藏了针，温柔里就含着激烈，理性中就不乏狂妄，率真中也时有抵牾……
惨不忍睹的国外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成了一种时髦，人们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但去了这些地方的人，回来时不管混得好不好，都学着外国人的姿态耸耸肩、摊摊手，照相时伸出两个手指头打着v字、说着OK。特别是一些女性，她们回来时好像忘了自己曾经在国外做过的事，一说都是她们去过不少世界风景名胜，享受到品质非常高的生活，碰到了一些多么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参加过很棒的音乐会，为钢琴小提琴流泪了。九丹说她听到这些话时就感觉很恶心，同时也深深地为她们难过。
因为九丹也正是这个时候出去的（1995年前后），国外的生活如何她是目睹者和亲历者。“实际上，我们这些出国的女人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的内心深处以及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很虚弱的。”这种虚弱在国外不堪一击——九丹就亲眼目睹了一些女同胞在国外为了生存而扭曲了自我的方向，浮沉在充斥三教九流的娱乐场所，并在上层社会的金钱染缸里翻滚，最终带着浑身的伤痕回家。 九丹刚到新加坡那阵子，就发现了一种怪现象：中国女孩在一起聊天时，都是窃窃私语，不敢让别人听见。后来她才知道，是怕那一口普通话暴露了她们的身份——即她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了？当时九丹还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个先她而来的湖南女孩向她讲了真话：几乎每一个大陆女人都梦想能留在这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因而几乎每个女人都在读书的幌子下寻找各种机会，使尽各种手段留下来。可是拿到一张签证太难了，于是大家都奔钱去了。
时间一长，九丹也发现了周围每个人的隐秘，每个人的活法。许多中国女孩子都认定，如果要生存下去，就要找一个男人。一般开始是先谈恋爱，真的谈，期望能结婚，但绝大多数是失望和辛酸。在恋爱上头破血流后，她们痛定思痛，就开始来浑的：找一个新加坡男人包自己，先把学费等日常费用给解决了再说……也有的中国女孩一出新加坡机场就直奔夜总会，她们就是冲这个地方来的。但这很危险，被移民局抓住立即遣送，还有挨鞭子的可能。可是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干好了一年能挣20万新币甚至更多，肉体算什么……姿色不佳的女孩就找一个家教干干，教新加坡小孩子学中文，一个小时几新币；还有做售货员的，收入就更低了。九丹说，一些中国女孩在新加坡的现实生活简直惨不忍睹，到处遭白眼。比如到外面买东西，用英文，对方就很亲切自然；如果用中文，售货员虽然也很客气，但回过头就会对同事鄙夷地说：“chinese”。“跟我同在一个房东家的女同学（就是后来不让我写《乌鸦》的那个），爸妈都是部级干部，她在新加坡上的是一个月2000新币的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这使她在能够维持一种非常好的生活的同时，也维持住了公主般的骄傲。可即便这样，当她与一岁数比她大一倍的新加坡男人交往时，我在她脸上、眼神深处和故作轻松的笑容里，仍然发现了讨好和哀求的表情，发现了她和新加坡男人之间的不平等。”
一个女人若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欺骗男人、建筑在不道德的攫取上时，她收获的最终必然是痛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无道，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更大，因为时光和情感对于一个女人是无情的，她从哪儿再去找回金钱之外的抚慰？再去找到未来面对孩子的真诚？九丹原来那么渴望得到的东西，一两年之后，她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了，什么金钱呀、生活条件呀，都跟内心与自我无关。九丹知道新加坡最终不是她这种人呆的地方，她下定决心要走。尽管当时朋友和同学对她的行为感到匪夷所思。
以小说写现实
从新加坡回来后，九丹并没有立即写《乌鸦》这部小说，真正促使她动笔的原因是：回国后，她看到了很多中国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幸，这些不幸的遭遇都是因为追求的破灭，这使她联想到新加坡的种种经历，她就觉得应该站在露示群体女性的立场来构筑一部作品，这样从中更能剖析人性的弱点与温情。问到小说为什么取名为《乌鸦》，九丹直言不讳：“它象征着这一群外来的女性角色，在新加坡如同迁徙来的乌鸦一样，不讨当地人喜欢，但顽强地挣扎生存，力求繁衍。”
《乌鸦》正式进入创作阶段是1999年夏季的事，这时九丹的第二部小说《漂泊女人》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出版社不善于包装和炒作，发行情况很不好，初次印刷才5000册。当时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劝九丹，别再写如此沉重如此严肃的东西了，现在这个年代，谁还关心这些？甚至有人更极端地劝她，如果要真的想写，还不如像现在的“美女作家”一样虚构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这样的书还能赚一些钱。
九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好意，虽然她绝不会写那些垃圾作品，她以为这样会脏了她的笔，但同时她也吸取教训：在写法上力争有所改变，更多地考虑到走市场；在情节上写得更吸引人，力求故事化。
《乌鸦》完稿后，著名评论家李陀先生看了一遍，他非常震惊：“乌鸦绝不同于中国以往任何作家写的书籍，它代表了全人类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向男性社会和金钱社会发出的一声呐喊，仅凭这声呐喊，这部小说很有可能作为一部经典而留存于中国文学史中。”他推荐给了《十月》杂志，杂志的郑万隆主编看完后，也觉得不错，希望九丹再加进一些阳光的东西，而脾气很牛的九丹自己觉得小说本身的亮光并不少，再加“一些阳光的东西”无异于画蛇添足，所以“宁愿出不了，也不愿意改动一字”。之后，九丹又把小说拿给了王朔看，王朔建议先把小说推荐到《收获》或《大家》上发表。小说还没推荐过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发就得知了此事，他带上合同特地飞到北京看稿。一周后，就跟九丹签下了出版合约。
《乌鸦》出版之后
《乌鸦》从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到2001年年底共印了十多次，目前发行量已超过10万册，还不包括盗版。说实话，这是九丹始料未及的。
《乌鸦》在畅销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人特别是出国女性同胞的反对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把国外的中国女人比做“铺天盖地飞临外国的乌鸦”，大大损害了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形象；二，没有真实全面反映新加坡社会的状况；三，主人公海伦是否就是作者本人？她自己是否就做过“小龙女”（新加坡对妓女的称谓）？
这是九丹预料中的事，远在她写作《乌鸦》之前，她就知道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但把文学和现实混为一谈，九丹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可叹复可悲的”。《乌鸦》中有一个情节是海伦去做“小姐”，新加坡的一些记者就问九丹：“能不能介绍几个做卡拉OK的女孩子做采访？”这让九丹颇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她从未去过夜总会，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她当初写这一段时，只得求助于男性朋友，得到很多细节后，她觉得依然不够，就让一个朋友特地带她去北京海淀区的一家夜总会“卧底体会”。她和朋友坐在大堂里看穿着三点式的女孩们表演。小说《乌鸦》中第十六章开始的场景差不多就是根据那家夜总会写的。
另外，九丹感到很冤枉的是：她写书的时候，主人公的身份本来是大学教师，可是长江文艺出版社非让她改成记者，这就很容易让一些人把它与九丹的经历“对号入座”。但是当时为了出版，九丹已经顾不了太多了。“说句不夸张的话，如果我是用自己完全的经历去写，应该比现在的《乌鸦》更有血有肉，更丰满。”
九丹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妇女同胞的反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撕破了一些人虚荣的伪装，暴露了赤裸裸且血淋淋的真实，甚至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你得承认现在这个社会仍是男权的社会,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才可能生存。《乌鸦》只是写出了这种真实。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谈写这的正确与否，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至于是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现实，九丹觉得这更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乌鸦》是一本小说，而不是纪实文学，我没有必要去反映全部，我只是想通过一个侧面来反映人性，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反映社会的全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丹和《乌鸦》却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和认可。这也是让九丹感到些许慰藉的。王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九丹在写作方面非常坦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坦诚，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文学评论家白烨说：“这是一本独特的小说，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留学文学，它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给人以启示。”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书展上，《乌鸦》高居新加坡图书排行榜榜首，成为“中文小说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上的一个神话”。《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以及各大网站设专页讨论；《亚洲周刊》连续多次登文介绍“《乌鸦》冲击波”，并把其作为“亚洲焦点”刊登在封面上；接着，《苹果日报》、美国《新闻周刊》、德国《明镜》等媒体纷纷都要采访九丹。《乌鸦》的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意文版等各种版本也都在加紧翻译中。
在香港版和新加坡版的《乌鸦》中，首页便是中国书画大师范曾题赠九丹的一首诗：“药灶生烟炼九丹，伤心往迹梦已残。胭脂忍看成荒泪，徵羽泛知动碧澜。漫说清醇留史乘，便将鸦色着文坛。天涯女人多情笔，不欲依云写凤鸾。”那是在去年年初的一个文学会上，九丹偶遇范曾先生，便顺手赠他一本《乌鸦》，当时九丹对他说：“对于这本书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不会为它说好话的，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些所谓道德沦丧的女性。”范曾先生回去之后很快就看完了，他认为《乌鸦》写得非常精彩，无论从语言还是结构，尤其是它所包含的社会价值，都是极其可贵的。他还说《乌鸦》这本书在今天招致很多非议，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懂，只是从字面理解，以为真的是写风尘女子。
九丹引范先生为知音，他说出了九丹的心里话。
《乌鸦》将搬上银幕，
九丹请章子怡出演主角
《乌鸦》在被文学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被电影公司及国外出版商瞄上了，九丹也决意将“资源”一用到底。
目前，九丹正在忙于“鸟儿三部曲”第三部《凤凰》的写作，而且与数家电影制作公司谈《乌鸦》的电影版权，版权费底线为100万人民币。而《乌鸦》的美国版权则高达100万美金，也已和美国出版商达成了初步意向。靠《乌鸦》小赚了一笔的九丹说到成名作时底气十足：“我的《乌鸦》至少值100万元。”她说，两个月前曾有一家电影公司愿以50万元人民币买断《乌鸦》的电影版权（这家公司曾以40万元人民币买下莫言《檀香刑》的电影版权），但却被她一口回绝。随后又有石诚等5家香港公司相继找上门来，均是少于100万元就免谈。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九丹解释：“《乌鸦》能畅销国内以及东南亚不仅是因为涉及了敏感题材，更重要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生命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小说把社会责任感和市场卖点完美地结合起来，谁拍谁就会红。”九丹透露，目前自己正与5家公司积极接触，一旦敲定，自己将亲自出任编剧。
至于《乌鸦》女主角的人选，九丹称合作方拟邀香港性感红星钟丽缇担纲，而自己则看好内地一线明星章子怡。九丹认为，虽然主人公海伦是一风尘女子，但她只是外表性感，骨子里的工于心计和善于揣摩男人才是人物的最大亮点和灵魂所在，而章子怡才真正跟主人公颇为神似。在导演选择方面，九丹称很看好香港的王家卫和内地第六代导演娄烨。我宁做“妓女作家”，不做“美女作家”
九丹曾说过，她就是想“震一震文坛”。她的愿望已经实现，目前“乌鸦冲击波”已经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整个华人世界，许许多多的出版商都在打听九丹的电话和地址。
九丹对时下文坛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局面很是看不惯，她也不想当一个寻常意义上的女作家，相反，她急于将自己与其他女作家区分开。在她的眼里，她们的作品都是虚伪的，根本不涉及内心，“是制造了一个塑料女人站有路边，给人看她塑料的裸体”。具体评价起女作家来，她也直接点名，口无遮栏。她认为当下的女作家，都是“一丘之貉”。从张洁、王安忆、陈染、林白到现在所谓的“美女作家”，不管她们表面上有多么深刻，她们读了多少书，或者说她们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或是财富有多少，可是她们无一例外是女人。做女人的时候就会受到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方式的影响，因此女人是喜欢穿好看的衣服的，喜欢花花绿绿的颜色。她们一件件地翻看着自己的花衣裳，她们以种种方式炫耀自己，可是惟独她们在炫耀和美化自己的同时，没有想她们的人生的最本质的最真实的经历是什么。九丹承认曾经也有过自己的花衣裳，但是她和她们的区别在于她没有在所谓另类的招牌下拼命美化自己。她觉得她要比其他“美女作家”坦诚一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写出了女人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区别于那些骗人的女性主义者们，更区别于那些不够格的女作家。她们像许多一般化的女人一样，去写一些风情，去写一点所谓小镇上的小历史，去写一些风俗俚语，去写一点男人和女人的一般的故事，去写一些她自己所曾受到的一点小小的伤害，等等等等，惟独没有对于自己的批判精神，因此我认为她们是失败的。”
“忏悔”一词在九丹的谈话中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她自己也说写《乌鸦》时也是怀着一种“忏悔”的心态。《乌鸦》一书中，九丹在自己简短的个人简历中这样写道：九丹，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大学毕业。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殇》、《漂泊女人》。“如果把写作比作脱衣服，那么脱了衣服之后，我不会炫耀自己的乳房有多美，而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九丹的作品也较多地涉及到了性，又因她不失为一个美女，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她和卫慧、棉棉一样是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甚至更恶毒一些的干脆把她称做“妓女作家”，对此九丹“有话要说”：“无论是美女作家还是妓女作家都是在以自己的作品跟大家交流，如果说用身体写作是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去经历生活、体验生活，然后把这种深刻的体验用真实的态度表达出来，那么我是。我一直觉得美女作家这个说法很可笑，炫耀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实在是一件恶心的事情，美女作家是小气的乡村式的，妓女作家是大气的欧洲式的，我宁愿被称为妓女作家，虽然这个称号让人很不舒服，我是在以血作墨，字字血声声泪，去体味女性永恒的疼痛，去检查她们眼泪里究竟含的是什么东西。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没有必要回避，但我没有靠性来取悦读者。如果因为我写了《乌鸦》这本书，全人类的人都把我当作了肮脏的妓女，如果你们把我当作妓女，而使你们真的干净了起来，使你们的精神有亮点，使新加坡女人能够开始分析自己，从而对于一些弱者表现出真正的同情，那么你们把我当成妓女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个妓女我当了。”
不愿将感情进行到底
1992年之前的九丹，应该说还在“轨道”之上，因此，那年的毅然辞职，差不多是九丹的第一个大举措，九丹形容自己当时是“哭得要死”，“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医疗、福利，一点靠山都没了。”但是，九丹还是决定走这一步。
来到北京，九丹进入的第一家单位是一家民营的文化发展公司，“说是制作电视节目，其实就是跑企业，给企业做专题”。那时的九丹，每个月有300多元的收入，公司管吃管住。没有自己希望的采访、撰稿，九丹每日看到的就是公司美丽的女同事围着老板转，“每个人都在用女性的魅力工作”。幸好，老板的助手对她还算不错，使本来暗淡的生活有了些许的光彩。两人开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
之后不久，两个人一同跳槽，一起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经过三年辛辛苦苦的奋斗，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爱情却似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开始破灭。九丹把这归结到男女的根本分歧上，她认为男女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对于有知识的男女而言，如果把情感比作一座山，那么他们爬得越高，两个人的感觉也就越冷。“知识是男女情感交往的一大障碍。”
与男友分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逃离。于是九丹就乘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
一年后，九丹在新加坡结识了一位大学老师，是一个新加坡人。“不知为什么，在人家的国土上，内心也变得异常敏感和多疑，尤其在和这个新加坡男友交往时，自尊心格外敏感，处处防备着别人说自己什么，有时候一语不和，一提到你们中国女人如何如何，一场争执就在所难免。”于是，两个人前后交往了六七个月也就散了。我问她遗憾吗？九丹偏着头想了一会儿，迟疑地笑着说：“遗憾吗？从来没有人这样问我！但如果这段恋情成功，我也就不会回国了，也就写不出《乌鸦》了，那样，九丹还是你面前的这个九丹吗？”
至今已34岁的九丹依然独身，她已不愿将感情进行到底，她坦陈：“我的真正的、最教育我的大学是那些一个个我曾爱过的男人。”她看破了红尘，看透了这个社会，在她眼里，这个世界完全是男性化的，是以男性为主宰的，女人的地位不仅是附庸，而且就是这个附庸地位也是极不可靠。在她敏感的心灵里，个人情感和事业的不如意，已经上升到理想的破灭。她这样诗意地说道：“也许是我们渴望太多，失望是注定的。比如男人，如同在我前方闪烁着的灯火，我向他们攀去，但是，当我的手抚上他们的肩头，他们就会熄灭，我一个一个攀去，灯火就一个一个熄灭……我几年前去新加坡，也是这样把它当做未知的希望去攀的，但是它也熄灭了。”
人和猪的命运一样
九丹196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干部家庭。在她的记忆里，扬州是个小而贫穷的地方。同为税官的父母，可能不缺少形式上的体面，但是经济上的困窘才来得更加真实和令人无奈。“没办法，家里孩子实在太多了。”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九丹很不合时宜地排行第四，如果是老大，可以给爸妈帮忙，在弟妹面前也比较有威望；如果是老小，可以撒撒娇什么的。老四自然什么好处也不占，而且，总是穿别人剩下的衣服。现在修饰精致的九丹居然告诉记者，她从小就认为自己丑，以至于“睡觉时头都往里歪着”，以减少“曝光率”。
尽管今年九丹才34岁，但她总觉得自己早已经老了，“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在男人面前发嗲装小，不管对方是我爱着的还是不爱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因为我很早就老了。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第一次感觉老，是我九岁的时候。九岁那年，我们家附近郊外的一个很大的猪圈突然着了大火，所有的猪都在拼命地叫。大家都跑去看，我也去了。我为自己无法去救它们而感到悲哀。回来后，大家都笑着议论，我却很难过。我一心想着，人的命运其实也差不多。这种记忆一直伴随我长大。我在公司里看见老板和女职员，在新加坡看见小龙女，我一次一次想到，人的不可逾越的猪的命运。”
九丹在写作《漂泊女人》这部小说时，也把主人公的生存环境比作猪圈，而主人公则是“一只跳不出猪圈的猪”。“猪圈不光是指中国，也指新加坡、日本，或者是美国，而生活在其中的猪，是一切人类的命运，不管我们的文明已经多么发达，也不管某个地方的教育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但是人类随时随地体会到的与生俱来的一种痛苦是不会改变的，也是无法逾越的。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确实缺少一种很博大的精神；我们如果说仅仅认为别人是猪而自己不是猪，或者我们仅仅认为中国是一个猪圈，而新加坡不是，或者新加坡是而美国不是，那么我们也还是缺少一种圣经般的关怀和人文精神。当我们缺少人文精神的话，我们何谈文学，何谈一些我们人生中确实存在的美丽的闪光的东西？
问到下一步的写作计划，九丹表示自己的将来不会偏离文学，不会偏离生活，仍然会继续表现时代的女人和女人的命运，揭示生活的本质。尽管大家都愿意做主流，但九丹认为更应该关注弱势群体。《乌鸦》之后她将出《喜鹊》和《凤凰》，以“鸟儿三部曲”叙述中国女人和新加坡的“爱恨情仇”。《喜鹊》将描写新加坡男人在中国欺骗中国女人的故事；《凤凰》则以她留学新加坡的所见所闻为主，将是“鸟儿三部曲”中最富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三部曲将充分表达对文学、对女人、对人类的一种总体的思考。“但本质是一样的，逃不出悲剧性的命运”。
采访将要结束时，九丹希望记者能给她作个声明，她说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她的小说只有《乌鸦》和《漂泊女人》，而其它“内容不堪入目”的所谓的《乌鸦续集》“完全是盗版”，并非九丹所写。（责编 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