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女车主坐在车盖上哭诉，引来舆论关注，逼得奔驰低头。还记得2004年一个叫刘亮的农村小伙子在西安中了彩票却被拒绝兑奖，他爬到广告牌上威胁自杀，被媒体密集关注，导致彩票黑幕败露、多人被抓的事情吗？
　　 我们的社会公正、对契约精神的普遍性遵守的确还有很大赤字，这是非常无奈的现实。社会的基本盘离我们期望的状态还有遥远距离，很多时候受了委屈时，我们讨回公道的成本相当高。
　　 这位奔驰女车主的情况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得不对一些明显的不公现象报以“忍了”的态度。比如我住的房子，楼下清楚地挂着牌子“坚决打击商用出租”，商租是绝大多数业主们共同反对的，也是城市管理的一条硬杠杠，但是楼里就是有一些商户，它们还可以做到完成商业注册。
　　 我相信北京的很多居民楼都受到类似的困扰，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只好“忍了”。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想出个奔驰女车主的奇招，才能让城市管理者痛下决心把商户从居民楼里干净彻底地赶走。
　　 还有，机场、高铁站、高速公路休息区卖的东西贵，大家是不是很有意見？但我们往往也只能“忍了”。
　　 楼道里有人占公共空间摆自行车或别的杂物，狭窄的道路上有人违规停车导致交通堵塞，这些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当然了，导致上述困扰的行为主体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机构店大欺客，有些是政府监管部门失责，有些是个人对公德的违反。但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就是中国社会基本盘的一个侧面。
　　 老胡支持互联网不时把一些机构以及个人的严重不良行为拉出来“示众”，这是全社会一起反思、共同改造我们社会基本盘的时候。我们的改进确实需要从很细微、很基础的地方做起，每个人如果工作没有尽职，以及如果有开车抢道、随地乱扔烟头或垃圾等不文明行为，都会感到非常不安，所有人的社会公德感都上一个台阶，各种让我们无奈的现象才会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其实可以有一点宽慰的是，虽然老胡上面批评了很多现象，但中国社会公德的整体表现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的，这是大众平均素质提高的结果。只是我们不可能因此而满意，我们的社会风貌仍有大量需要改善之处。
　　 这些年我们批评政府作为不力的时候比较多。当我们不知道一些改善应从何入手的时候，把批评和抱怨指向政府。然而消除我们生活中对种种不良现象的无奈感，真不仅仅是“政府”做改进就能实现的。我们所有人都需对社会运行的基本盘负责，无论我们在政府工作，还是供职于商业机构，或者我们在通过工作之外的领域参与社会，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