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文史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有《非常道》、《重建生活》等著作。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近两百年。初期的应战，几乎且战且退，从技术、制度到文化等领域，我们的传统在人家的现代化面前一败涂地。经过惨烈的国内外战争、改良、改革、革命、动乱、乱动等社会形态，我们最终确立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只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仍处于探索之中。今天，最近一轮现代化改革也已30年——我们的现代化道路通往何方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传统社会对礼乐崩坏的应对很简单——“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这样的圣贤都明白，在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要从民众那里获得变革的基础，从民间获得创新礼乐的灵感，以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是最简单也最伟大的思想。
　　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性的现代化。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快地复制出一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但它的负面因素在于，后发现代化难有积累，思想相互攻伐，迟迟不能进入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呈现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更为关键的是后发现代化最容易把民众当工具。因此，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精英们与民众日益拉大距离：他们的思想是发达国家的思想，有一种近乎媚时的观念崇拜；他们对民间社会的态度情绪化，一会儿无限地仰望，一会儿无限地蔑视；他们对民间避而远之，甚至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会了如何教训民众。
　　起第一代启蒙思想家于地下，他们会对当代社会的戏剧性现象目瞪口呆。
　　在我们的民众之间、官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价值似乎已是奢侈品，甚至已被废弃，许多东西都以势利、价格来衡量了——不要只说官员腐败，官腐民败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的社会规则。
　　“礼失而求诸野”，这样一句古老的圣言在今天有着更新鲜的含义。
　　跟传统文明中民间乡野保存并发展着传统的礼乐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诸野”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一种文明的反哺。
　　今天的“求诸野”并非经济学意义的财政转移支付，或单纯政治学意义上的藏富于民，而是一种文明品质。从生生之为大德、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到“明德、新民、至善”，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说明还权于民、启智于民、藏富于民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至上标准。
　　今天的“求诸野”更非对自然的予取予夺。不是打着保护环境的名义，将草地铲去再种上整齐划一、听话如茵的小草；不是借口绿化指标，就将世代居住的家园“拆了”，把原地变成所谓的现代公园……
　　“礼失而求诸野”，自然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文明意义。
　　因为我们失掉的不仅是简单的生活生存礼仪，在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方面，我们完全被流行或凑合主导了。我们也失掉了最为基本的交往沟通规则，至今还未能产生理想的文明关系及其制度。尤其是后者，使得众多国民生活得飘忽不安，甚至不无忧惧。
　　我们的成就和危机同样引人注目，如何摆脱这种格局，就在于“拿来”文明并跟中国社会博弈出一种自家的礼仪制度——
　　“求诸野”并不限于民间，“拿来主义”也是它的固有内容。从商开始，甚至更早，华夏文明就不断学习、师法先进的有用的文明成就。胡服骑射、魏文帝南迁洛阳、宋儒援佛道入儒，都是“求诸野”的表现。这种拿来主义为孙文、黄兴、胡适、鲁迅等一代启蒙大家所明认。孙中山甚至从细节入手，希望“拿来”其他文明的规则制度以改进中国的会议效率。
　　他们的做法值得今人深思。在前贤的成就面前，那些全盘否定他人文明的论调同全盘肯定传统者一样，不过是在捣糨糊、拆烂污。固然，今天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发达国家经受着考验，但我们仍可以关注它们自我疗救的文明能力、制度优势。“礼失求诸野”，它们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仍是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