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本经济正在经历战后最长的复苏期，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能是否持久、日本是否还处于“低迷期”，以及日本经济发展与亚洲、與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值得探究。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重新走近，双方要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不仅影响到亚洲的生产链，也关系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鉴此，本刊特约记者就日本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动能、日本经济发展对外依赖关系以及中日合作前景等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军红研究员。

日本经济发展与动能

　　《领导文萃》：您对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状况和潜力如何看？
　　刘军红：从日本经济周期角度看，当前日本经济复苏持续的时间确实较长，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截至2019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战后最长的复苏期，但增速不是很高，当然要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那两个时代的平均增速略高一点。总体上，日本经济还是处在一个“贴着地皮”低速增长局面。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预测，今年日本经济增速约为0.7%，2020年的平均水平可能是0.8%左右。这样看来，日本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速在1%以下。
　　从增长动力看，日本经济总是表现增长上的三个阶段特征，即，日本经济增长上的“三驾马车”，制造业企业出口扩张，拉动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企业工资上浮促进个人消费增长。日本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外需。内需方面主要包括公需和民需两部分。在此轮复苏中，日本的公共需求主要体现在灾后复兴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3·11”地震和大阪台风灾后重建，以及东京奥运会相关场馆翻新、建设。而这部分公共需求投资已经处在一个相对终结的阶段，相关投资也接近尾声。另一个则是民需，这一块有两部分，一是个人消费，这部分相对稳定。从当前日本政府的判断上来看，他们认为个人消费这一块的基础坚实，实际上应该说是处于基本恒定略有增长这样一种情形。另一部分民需就是企业的设备投资。企业设备投资主要依赖于出口拉动，如果出口比较好，可能会拉动企业的设备投资增长，如果出口不好，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下滑，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设备投资减少。因而，这一块正在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
　　当前，日本外需受到很大影响，主要是因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生产。从产业链方面来看，日本的出口，特别是半导体制造装置、半导体材料等的出口正受到很大的影响。总体上，世界经济还处在低迷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因此，外需不是特别好。当前企业投资多表现为对外、对内企业并购、重组，实际设备等实物投资并不旺盛，特别是在世界景气存在下行风险下，作为企业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机械订货、机床订货明显下降，包括中国等海外企业的机床、半导体装置等订货下滑直接拖累企业设备投资扩张。最近日本机床业协会大幅降低了今年的机床订货预测。今年前八个月的实际订货大幅下降，不及年初预测的半数。制造出口企业生产下滑、设备投资减少，成为当前日本经济的最大特点。
　　在内需方面，公需已经接近尾声，企业设备投资不振，民需就主要依靠个人消费。而今年10月1日，安倍政府如期将消费税率从8%提升至10%，在企业工资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尽管失业率处在历史最低期，但合同工、派遣工、小时工占3成，妇女、高龄者就业增加，社会实质工资总额并未明显增加，“个人消费”仍保持稳定趋弱态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足。此外，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经济增长因素就是访日游客。访日游客的总数量在增长，但近期人均消费金额在下降。同时，考虑到日韩关系恶化，韩国来的游客数量大幅减少。所以总体看，内需对日本经济的支持相对较弱，难形成强势增长局面。
　　《领导文萃》：日本正在经历的战后最长“复苏期”是如何实现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具可持续性？
　　刘军红：所谓战后最长的复苏期，实际上指的是安倍上台以来的经济表现。到今年初，此轮日本经济复苏期已经超过了73个月，实现了战后最长复苏期。
　　但这次复苏期并没有摆脱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超低增长的基本特征，只是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并不都是正的增长，比如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现过负增长，只不过不是两个季度连续的负增长。根据IMF的评估方法，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意味着经济陷入衰退，而单季度的负增长并不算经济衰退，所以总体来看，尽管有波动，比如2014年提高消费税时就有波动，但是日本的经济增长还是可以持续的。需要看到的是，这次复苏期比较长的原因是政策比较密集，但是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不足，所以表现出长且缓慢的增长特点。
　　本次复苏的主要动力除了初期的世界经济整体复苏，海外需求拉动外，在国内方面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有三个支柱，号称三支箭：一是大胆的金融政策，二是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三是结构改革为主要形式的“成长战略”。这三个支柱中对日本经济有根本性改变的就是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
　　日本提出的“异次元型”的量宽政策，即非传统型的、与过去以利率为主的政策不同。这次推出的实际上也是日本曾经做过的一些政策，如2001年到2006年日本就曾搞过“零利率 量宽型”金融政策。在量宽方面，除了积极购买国债之外，日本央行还去买一些ETF（股票基金），从而扩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量。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给经济发展本身，比如说企业投资、个人消费，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满足资金量的需求，同时在利率上有所调整，过去或多或少有一点利率，这次基本上能达到零利率，甚至部分负利率。从量和价格两个方面，积极地营造宽松的经济金融环境，即“大水漫灌型”经济环境。这种经济环境除了能够比较好地提供企业融资之外，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量的扩张来抑制日元汇率。 　　从2013年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实行质量型和数量型的量宽政策以来，到2015年前后，日元汇率被大大压低，日元美元汇率一度从1美元=80、90日元，一下子贬到1美元=120日元左右，日元贬值总体超过25%左右。日元贬值有利于企业修复账面收益，也就是促进企业业绩账明显改善。特别是日本企业对海外投资比较多的情况下，企业收益汇回国内的时候，就会因为日元贬值而增加，使得日本企业的账面产生明显的好转，企业经营环境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从而推动股市上扬。股市上扬又对企业产生积极的支持，对投资者，以及持有股票的个人，也产生明显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的互动。这种关系促进了企业经营环境的相对改善，这成为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当然从现在来看，由于金融政策并不能创造需求，量宽政策显然对扩张内需的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金融政策对于扩大国内需求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是财政政策。安倍的财政政策跟危机后的复兴，特别是地震危机之后的灾区复兴这样的救灾活动和重建活动相结合。安倍政府不仅扩大年度预算，还不断扩大补充预算，积极促进企业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消化中央政府的预算，从而使得财政政策2015年前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刺激作用。在安倍任内，日本申奥成功，2020年将举办东京奥运会，相应的投资，包括东京市内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建等，如日本桥附近的高速公路改道、東京国际金融区的扩建等，对经济的刺激也是有效的。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金融、财政政策对于维护当前安倍的战后复苏是比较有利的。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一次的复苏幅度非常小，接近于贴着地面增长，增长率非常低，年均依然在1%左右，达不到2%。
　　最后，经济增长战略即成长战略、结构改革。安倍改革可以说没有什么作为。尽管他提出特区等改革构想，但总体看，正因为他不改革，才维持了政局稳定。这对安倍的长期复苏周期的形成是有利的。如果说安倍经济学中的成长战略有贡献的话，恰恰在于他只提出了“成长战略”而并没有推进结构改革，因而没有触动“既得利益”。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本身，改革政策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相反他们在改革这个问题上不作为，反而对政局稳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改革的相对滞后，也使得日本经济的总体增长状况并不是非常活跃。今后的问题在于，目前日本政治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能不能积极地推动所谓的国内改革，这是安倍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领导文萃》：在全球化、多极化的背景下，日本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东亚国家、欧美国家的经济关系，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日本在经济上是更贴近欧美，还是更加嵌入亚洲的价值链？
　　刘军红：日本经济现在既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也不是牵引亚洲经济的主要引擎，所以这个应该值得各方注意。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对外部依赖比较强，比较依赖的两个重大市场，一个是美国市场，另一个是中国市场。日本对美出口和对华出口，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并列第一的。
　　在日本的对外出口方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出口额占比非常高。因此，太平洋两岸（环太平洋）都是日本经济主要依赖的地区。而日本对欧洲的出口相对要少一些，毕竟欧洲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比北美高一些，对欧洲的出口在日本对外出口上并不是排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从中国和亚洲角度来看，它们对日本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对不是那么高。因此，若论世界贸易和经济结构，将中国、北美和欧洲作为世界的三极，那么，日本的地位明显已经处在次一级的位置上。日本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已经成为新时代世界力量重新分布的一部分。

中日为何重新走近

　　《领导文萃》：我们了解到， 2012年之前的中日政府对话机制都恢复了，中日副部级战略对话也已重启。一段时期我们在谈到中日关系时经常谈到一个词叫“政冷经热”，您认为这还适用于当前中日关系吗？能否简单介绍下金融危机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是更加相互依赖，还是有所疏远？
　　刘军红：金融危机以后，总体上来看，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比较强。尽管它采取了积极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根本的外需还是主要靠中国，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政策，实际上直接带动了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自2008年以后，到2013年，中国一跃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超过美国。2013年以后，美国重新略微超过中国。但是从2008年到现在为止，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中国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波及日本，形成一种经济的连带、联动关系。比如说当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中的出口就明显地下滑。
　　当前，中日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造业产业链，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中日贸易的一个基本状态。日本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包括生产资料、零部件、核心部件、中间产品，以及一些关键原材料，中国向日本出口的货物主要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出来的制成品。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车间。所以中日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产业链之间的依赖关系非常深，非常紧密。
　　针对这一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日本企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中日之间的依赖关系之深，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因为2008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到2012年这一段时间中日关系政治方面的相对冷淡，而变得冷淡。实际上中日经济关系一直在扩大，经济交往规模在扩大，深度也在加深，这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投资的渗透。当然日本对中国的投资相对比较多一些，中国对日本的投资，由于受到日本各种无形的规则的限制，相对要少一些。因为日本总体的吸引外资的政策是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占日本GDP的比重仅为3%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所以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也受到这种所谓的商业惯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上看，日本更依赖对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市场。 　　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或者说中日关系缓和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迹象，特别是2015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当时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并提出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也就是说民间交流的恢复，现在是推动中日关系缓和和改善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也提出要“管好老问题，防止新问题，减少‘绊脚石’”这样新的提法。
　　接下来到2017年就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缓和的关键期。2018年的时候我国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契机，实现了国家总理对日本进行访问，同时日本首相访问中国这样的一种领导人互访的状态，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中日之间的高层互访，或者政治关系上的缓和。今年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到日本参加G20会议，可以说把中日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目前中日关系基本上已经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不应该再用过去的眼光，用“政冷”还是“经冷”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前的中日关系，而是着眼当前的世界经济贸易结构以及技术发展结构的变化，来重新评估当前的中日关系。
　　《领导文萃》：今年大阪G20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会晤中提到的十点共识以及本次的中日战略对话都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请问当前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环境哪些因素重新拉近了中日关系？换句话说，当前，中日关系有哪些新特点？
　　刘军红：从世界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来看，现在新时代的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方面，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以后，实际上世界经济就已经向中美欧三极的方向在发展。在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现在已稳定在10万亿美元以上。全世界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基本上就是中美欧三家。日本GDP处在5万亿美元以上的状态，排在第四位，但其总体规模在中美欧的一半以下。所以世界经济基本结构呈现为三极体制的构图。同时日本对太平洋两岸的经济依赖相对比较深，这使得中日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特点：在结构上日本对中国经济市场和产业深度依赖。这个特点是2000年以前所没有的。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中日之间对彼此需求的依赖加深。日本对中国的需求依赖是相对较重的，因为人口减少、老龄化、少子化的情形，其国内的内需相对处在一个恒定的阶段，这个阶段内，国内的内需不会有大的突破，所以总体上处在一种相对平稳、低化的状态。因而未来对于中国的需求依赖还是很大。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特点，就是这个时代带来的技术进步，以及所产生的新产业。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以及5G所引领的新产业，特别是对于智能型基础设施的需求。以中日和整个亚洲为参考，比如说把眼光放到RCEP成员国这个范围中去看，差不多有35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这个大市场处在当前这个时代，跟数字经济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未来的新技术产业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的力量能不能推动形成一个数字经济、数字产品、数字产业的新标准，标志着未来产业和贸易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正集中在以中日为中心的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亚洲地区，这一点也是中日关系在新时代表现出来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中日合作的前景和意义
　　《领导文萃》：在本次中日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提到，现在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说中日应该肩并肩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这种表述在中日关系史上并不多见，您认为中日有可能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应对哪些挑战？
　　刘军红：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问题就是贸易以及贸易秩序这个领域的一些反常，即过去各方都遵守的一些规则，遭受到了以美国为主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维护既定的公平、公正、公开、开放、自由的贸易规则，是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这不是中日关系所面临的唯一挑战，还有其他的挑战，比如说地区结构的变化、力量结构的变化等。因为当前，各方增长表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实际上导致了地区乃至世界力量格局的重新分布，而这种重新分布并不是有规则的、可管理的，有可能会引起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日关系面临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些新变化。针对这样的一些变化，如何找到政策的协调点，合作协调、沟通政策，实现双方和平稳定发展，构建一个相对缓和的外部发展环境，可以说是中日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中日双方的主要任务。
　　《领导文萃》：回顾中日两国元首在大阪达成的十点共识，覆盖面比较广，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其中有一处值得注意，就是中方赞赏日本积极参与高质量的“一带一路”项目，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姿态的转变。从历史上看，中日在区域合作问题上多有分歧，比如东盟 、RCEP等，您如何看待日本对于“一带一路”姿态的变化？这对于东亚区域合作有什么影响？
　　刘军红：过去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都派了级别相对比较高的代表出席，比如说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二阶俊博是日本自民党的干事长，在日本执政党中的地位很高，他出席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说体现了日方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日方派出这么高级别的领导来参加会议，因而没有任何依据说日本不承认“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
　　當前，日本可能会更加重视“一带一路”所能带来的投资。因为当前全球的长期利率都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长期利率的低水平意味着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低水平，所以包括日本、欧洲、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预期收益率都非常低，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投资方向。而“一带一路”地区，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世界主要贸易和投资的地区，比如说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贸易的70%左右。这么庞大的贸易规模，意味着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一带一路”这个广大地区，是世界贸易发展最为密集的一个地区。同时由于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产业和基本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它是世界最主要的投资地。 　　此外，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年，亚洲广泛地区，以及大洋洲一部分，大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就将达到26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1.7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这个投资需求跟发达国家的所有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相比，无疑是一个庞大的需求，也导致这个地区成为重要的投资地。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如何把他们的投资有效地投入到“一带一路”的广大空间中，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这方面是需要一些政治态度的。所以，如何去认识“一带一路”，并且真正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庞大投资需求的存在，这可能是发达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一个根本依据。
　　从“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来看，它到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以及亚洲经济的可持续性有多长。如果中国和亚洲整体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持续下去，那么“一带一路”的投资也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因为中国这个超大经济体的发展所引起的外溢效应正在辐射着整个“一带一路”地区，所以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包括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亚欧大陆整体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可能还会形成一个更加深入的投资聚焦体。所以，日本的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都将会瞄准“一带一路”，形成一轮新的投资浪潮，从而导致形成全球化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领导文萃》：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关税大棒挥向多国，但中国是重点针对对象，日本国内如何看待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日在看待美国的贸易战方面，立场相比有何异同？您认为，在对抗美国贸易战方面，中日有多少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如果有可能，中日该如何合作？中日是否存在在全球治理上广泛合作的基础？如果有可能，这种合作有何意义？
　　刘军红：日本跟美国打过几十年的贸易战，有很丰富的经验教训。当前安倍政府实际上就是基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针对特朗普的贸易霸凌主义政策，采取回避的策略。
　　这是一种积极的回避。例如，特朗普刚当选总统，在他还没有就职的时候，安倍就飞往美国，去跟特朗普积极地谈，不论有没有结果。所以到现在为止，自特朗普上台后，安倍见特朗普的次数要比其他历届政府都要频繁。安倍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劝阻特朗普政府不要对日本采取贸易制裁，比如说对汽车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特朗普宣称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日本政府很委屈，认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军事安全上的盟国，怎么会因为汽车出口就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为此，日本就要努力去回避这个问题，避免跟美国正面冲突。这也包括日本主动提出要购买美国的战斗机，向美国示好。
　　与回避相应，日本采取了不报复的立场。对特朗普在推特上的批评性、抑或威胁性言论，日本政府装聋作哑，不回应。他们只认可正式的公文、首脑会谈内容等。这都使得日美之间的冲突相对缓和一些。安倍政府也在积极推进日美各种谈判机制，比如之前推进的美国副总统和日本副总理之间的对话机制。
　　同时，在双边谈判上，日本提出只讨论双边的货物贸易，避免跟美国谈全面的贸易协定，并在谈判的过程中，不断要求美国不要施加额外的制裁措施。当然，日本也在利用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的契机，利用美国有限的精力，达成了部分贸易协定，有效缓解自身压力。
　　对于这一点，日本比较自私，但是这对日本是比较有利的选择。我们过去设想能不能把日本拉到我们阵营里，但是，考虑到当前的这场贸易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场贸易战，任何一方不会简单地介入到对自身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对战中，所以，阵营型、战壕型的贸易战不是各国的选择，也更不是日本的选择。所以，日本没有选择跟中国站一起对抗美国发动的贸易战。
　　从经济的相互依赖方面来讲，美国和中国同时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损失掉任何一方，对日本经济都是重大打击。因此，它不能丢掉任何一方，这是安倍政权考虑的贸易政策的出发点。
　　在应对美国贸易战方面，中日还是可以合作的。双方需要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和渠道。例如，中日以及亚洲各国可以协调起来，就重点维护市场环境、维护目前和未来的产业链发展条件来探讨合作。合作内容包括金融货币和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技术创新环境等。亚洲多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大，合作空间比较大。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很重要，中日需要创造有利于本国企业及其他亚洲国家企业发展的环境，使其能够在更广阔的“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新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共同构建地区基础市场。如何达成这些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够建立一种共识，形成一个认同，也就是对这个地区的认同。
　　中日所在的地区重要性显而易见。需要注意的是，中日两国同时面临一个新技术时代。各种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市场的支持，那这个市场恰恰就在中日企业的脚下——中国、印度、东盟、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大市场，人口超过35亿。这样巨大的人口市场决定了它可以形成未来技术市场的任何标准。
　　今后，中日的合作方向就在于如何去打通破解各方面的限制，形成一个共同的亚洲市场。这需要中日依据市场条件共同应对当前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反全球化等风险。中日合作是客观的，有历史意义的。
　　因此，在贸易战背景下，中日同时对美国“宣战”的贸易政策是不可取的，是日本接受不了的。日本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考量。 所以中日合作的方向可以是在地区层面形成有利于两国利益的环境，打造新合作空间，比如维护地区产业链和打造共同市场等。
　　中日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要看中日能不能在全球治理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当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在一部分领域中，中日之间是有共识的，比如说在贸易发展、贸易体制、贸易规则这些方面，中日之间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同多边的、开放的、自由的、公正的貿易规则和制度建设，在这方面中日两国是有共识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像投资、人员移动，包括金融资本市场建设等相关领域中能形成一定的共识。
　　总体上看，中日在围绕基于市场的、基于规则的、基于制度建设的全球治理领域，可以说是有共识的，合作也是广泛的、有基础的，也有共同的目标。中日合作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