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是何许人也？此人乃清乾隆进士出身，乾、嘉、道三朝元老，历任学政使、大学士，军机大臣。尤其是在道光朝，入阁任军机大臣十余年，地位仅次于满族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深得道光帝的信任。死后追封“文正”谥号，入贤良祠。这是对汉族官员的最高褒奖。《清史稿·曹振镛传》说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诀窍，做官，是一个职业，也是有诀窍的。曹振镛可谓官运亨通，深得龙恩，载誉后世。但他获得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他精通总结了一句官诀叫：“多磕头，少说话。”清人朱克敬在《暝庵二识》说，曹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问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官运之多寡厚薄，全仗此官诀能否精通运作矣！
　　曹振镛的官诀成为门生属下、后辈官吏的行事箴言，曹氏为当御史的门生指点迷津，做官应“循默守位”，“毋多言，毋豪意兴”。也就是沉默寡言，少言针弊，语言朦胧，模棱两可，守位而不越位，在位而不兴意作为。以谏言为职司的御史尚且如此，何况行政衙门的官吏呢。自道光朝以来，清朝官场将“多磕头，少说话”作为当官秘诀，遇事不敢陈说己见，唯唯诺诺，附和敷衍，死气沉沉。
　　曹振镛对门生下属授此官诀，对皇帝献钳制之簧，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向道光帝献策说，对大臣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之错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
　　当时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威妥玛在日记上记录了清政府官场“多磕头，少说话”之怪状：在总理衙门，外国使臣发话，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看亲王，新臣看老臣。亲王发言，众官吏对和，亲王不言，众大臣不敢先言。由此可见，清朝官吏不担责，不问责，互相隐讳，得过且过，庸碌无为已成了常态。
　　曹振镛的官诀并非要凡事三缄其口，少说话不是不说话，而是要熟谙朝廷之恶好，官场之亲疏，上下沟通的人脉关系。先观察后说话，先掂利害后表态，话少而点睛，四两拨千斤。这方面曹氏运用得炉火纯青。一次，道光皇帝有意让两江总督陶澍入阁宰辅。陶澍改革漕运有功，为政清廉，才品远在曹振镛之上，曹当然不愿有竞争对手卧虎于侧旁。当皇帝向他征求意见时，曹只说了一句：“兩江离了陶澍，恐怕漕运无人可及。”一语千金，曹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陶拒于权力中枢之外。道光帝是个“节俭”皇帝，有一次开会，道光一眼就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便笑着问：“堂堂宰相的裤子也打补丁吗？”曹振镛从容作答：“做新裤子是很容易，就是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很高兴，挥笔给宰相题了4个大字：“恭俭惟德！”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含义丰富，不同场合、不同环境，各有千秋。未达到显位时，“多磕头，少说话”是谦恭谨慎，保持低调，取悦上司。当政治风波频起之时，“多磕头，少说话”是要收敛锋芒，韬光养晦，规避风险。在身居高位之时，“多磕头，少说话”成为训斥控制下属的紧箍咒，服从自己的权威。可以说，曹振镛把这六字官诀玩到极致。
　　晚清有人填词《一剪梅》惟妙惟肖地活画了曹振镛多磕头以表恭顺，少说话充愣木讷，惺惺作态的庸官形象：“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曹振镛位高权重，其官诀影响了当时清代官场。其实，早在曹振镛被谥“文正”时，就有明白人挖苦说，叫“不文不正”更恰当！大臣左宗棠对曹某人更是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曹相国当政，大清能好吗？”果然，数年后，清王朝寿终正寝。（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