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无悲观地认为明朝是一个“失败的大记录”，这样的大败局不仅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朱明王朝，还以一种悲剧性的历史惯性影响了明季遗民的身份认同和清初朝野上下的历史重构。某种意义上说，陈永明的《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不啻是朱明和满清王朝在执政合法性上的较量，不管是康乾盛世，还是乾嘉学统，还是同治中兴，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满清和汉文化融合同化后的“凤凰涅槃”。
　　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王朝更迭对于士人而言无异于临界点：进一步就得和新政权合作，忍受士林“贰臣”和“变节”的指责；退一步看似海阔天空，却得为妻儿家小的生计所苦—毕竟伯夷、叔齐不食周黍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书中揭橥了清初士子的认同危机，黄宗羲、钱谦益、吴梅村等遗民都不再是官方历史教科书里苍白僵硬的贰臣或近代民主先驱，而是一个个饱满而鲜活的个体。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挣扎与彷徨，屈辱与善变，都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缩影。
　　简而言之，明季遗民面对新政权不外乎三种出路：一则抵抗，比较典型的有为旧政权辛苦恣睢、以身殉国的史可法、夏完淳、钱肃乐；二则降清，这是遗民的主流，其中最有名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莫过于吴三桂、洪承畴、吴梅村和钱谦益；最后是出家，主要是畏惧新政权高压手段要求出仕或不愿意剃发的清流士人。
　　第一条道路如飞蛾扑火。“素爱表彰节烈”的全祖望对这群人予以同情和理解，在其南明人物传记系列中对为南明政权殉国的烈士感佩不已。但全祖望本人并无种族观念，他对仕清（但不能曾经仕明或是食过明朝俸禄）并功勋卓著的明末遗民同样大加激赏，甚至其本人也娶旗人为妻。
　　第二条道路最具争议，尤其对于士大夫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对君主相对服从的信念，诸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到了宋明理学蔚然成风后已经沦为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为君殉节就成为士大夫的不二之选，这也决定了文臣降清要比武将投降受到更多的物议。比较典型的是钱谦益、吴梅村为代表的士大夫,其受降要比洪承畴、吴三桂的投降更受世人指责和非议。
　　第三条道路近乎文学化，这也在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得到了体现。遁入空门以避祸的不乏其人，近代学者陈垣就有“明季遗民多逃禅，示不仕之决心也” 的论断。但相对而言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法在明季遗民中并不占主流，占主流的恰恰是清流不齿的第二条道路。即使是黄宗羲这样的清流大儒到了晚年都有为子嗣在新朝谋职的举措，遑论平庸之辈。
　　面对明季遗民三条道路上体现出的不同选择，清初君王出于种族乃至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在历史重构上可谓殚精竭虑、用心良苦。一方面相对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清初君主不得不拉拢汉族士大夫以巩固其执政地位，这就得作出适当的妥协，比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乾隆帝对南明殉国者的表彰；另一方面清初君主也有必要在史书编撰，诸如乾隆年间主持的《四库全书》编撰中体现大清取代朱明王朝是天命所归，从而维系其政权合法性。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康乾盛世至少在经济层面宣告了新朝政权的合法性，这也在无形中完成了其统战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黄宗羲不仕新朝却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新朝谋职，也就能够同情地理解“遗民不世袭”背后的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