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双年轻美丽的眼睛，伴随飘忽涣散的目光，黑白分明中显出沉默。占有兵举着相机，正对着眼前正在劳作的东莞女工郑婷。
　　郑婷手拿一个皮包，正在缝纫机前操作。她不关心上一道和下一道工序，尽管对自己负责的环节熟练异常，就像运动员有肌肉记忆一样，但依然不会做一只完整的皮包。
　　占有兵镜头的焦点之外，郑婷的身后，是许多密集、模糊、年轻的面孔，正在流水线上忙碌。从2006年开始，占有兵用相机记录东莞的打工生活，已拍摄八十多万张图片。
　　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明确的拍摄主题与对象，只是遵循某种惯性，按下快门，日均成片几百张。他用十余年的时间，记录下打工人的点滴。这些照片重重叠叠连在一起，就像一串串小孔，让人们看到了一张张时代面孔，成为窥见工厂图景的时代文献。
　　采访是在快门声中进行的。本刊记者跟随占有兵一起，一如他往常的扫街，走过东莞长安镇的大街小巷，也走过他经历的一個时代。

玩具厂

　　路口的店铺和推车的摊贩，在同一时间醒来。湖北人熬的八宝粥，福建人做的炒米线，湖南人蒸的小笼包，四川人煎的米粑粑，早上8点前几乎卖光。顾客是穿着黄色制服的工人，时钟一响，他们便尽数消失在街对面的长安美泰玩具二厂。
　　玩具厂坐落在东莞市长安镇，紧挨深圳。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之一，旗下的“芭比”娃娃曾创下每秒钟销售两个的纪录，已有超过10亿个芭比娃娃卖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辉煌的数字不能触动流水线上的黄衣大军，招聘广告上明码标价，他们的基本工资是1950元。
　　当时薪14元的招工中介在工厂前数人头时，一架相机已经在街角拍摄将近1小时。这个十字路口是占有兵选择的主角，他计划拍纪录片，呈现这里发生的变与不变。更多具体的细节，在他的脑海中还是茫然，但行动早早走在前面，“先拍了再说。”
　　机器立在街角，占有兵并不担心有人拿。他对这里太熟悉了，一一指给我看：炒米线的和卖八宝粥的是夫妻俩，前几年过来的，生意越做越好，索性分成两个摊位;城管会在固定时间从一个拐角进来，小贩们赶在那之前收摊;捡塑料瓶的老师傅每次都会经过便利店，门前总徘徊着几个中学生……
　　占有兵身形较高，穿着大红色羽绒服外套，步伐很快，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常发出“呵呵呵”的笑声，那是拍摄被人发现后缓解气氛的好方法。
　　他街拍用的相机是尼康D850，定焦镜头让他更方便捕捉画面。他早已练就“盲拍”的本事，能精确计算出自己到拍摄对象的距离如何在画面中成像，“只要按下去，就没有拍不到的。”
　　镜头里也藏着占有兵自己的故事。他1973年出生在湖北襄樊（今襄阳）的一个村庄，高考失利后去四川当兵，1995年退伍，到广东打工。那一年，他22岁。
　　打工之余，他开始学拍照——为了帮着工厂拍宣传照，慢慢地，越拍越多。
　　拍摄是从“假装”对工业区有兴趣开始的。占有兵回忆，教他拍照的唐师傅总说，“照片中要有戏，有戏的照片才有看头。”为了有戏，他尝试从生活半径3公里以内找出路，这里遍布工业区和出租屋，能做的只有按下快门，“胡乱地拍”。
　　他拍同事们匆匆忙忙上班、下班，拍招工、拍体检、拍离职，看着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流水线上手脚不停地劳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青春随产品出口而逝。”
　　拍得多了，逐渐有了头绪：拍打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属于“社会纪实摄影”。按占有兵的理解，就是记录一部分人的生活，呈现给另一部分未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看。
　　玩具厂前的十字路口，有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特征，带有鲜明的“打工时代”特色，总让占有兵想到自己初入广东时的样子。最开始，他靠100个俯卧撑在这里站稳脚。
　　1995年，从湖北到广东，还没有长途汽车。占有兵花了3天时间，转了6次车，才到东莞塘厦。那是还会查暂住证的年代，在找到正式工作之前，车票是“护身符”。根据当时规定，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出示车票，按车票上的日期三天以内不会被抓。

　　这也意味着找工作的期限是3天。到塘厦当晚，占有兵把简单的行李放到同乡宿舍，在建筑工地过夜，枕头是两块红砖。他睡得很香，这是连续几天乘车后第一次躺着睡觉。
　　天一亮，占有兵就碰到在马路边摆摊招工的人。10元试卷费、10元工本费、50元生活费，3笔钱交出去，他警惕起来，跟同乡一打听才知道是骗局，“正经的招工广告得去工厂门口的橱窗看。”他摸了摸兜里仅剩的一百多元钱，在新的城市社会里学到了第一课。
　　第3天，他看到酒店招保安员。近一百名求职者等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保安队长指挥他们做俯卧撑。占有兵当过兵，每天坚持锻炼，连做100个俯卧撑，获得了工作。
　　他回忆初见广东成排工厂的印象，厂房高高的墙上有铁丝网，两扇大铁门关着，门上有红色的警示牌“上班时间 谢绝访探”。
　　多年之后，他把类似的警示牌拍了下来，在一旁用铅笔写了几句话，“告示一贴 立即生效 挡住探访 屏蔽亲人和友邻 打工者 成为 鼓胀的气囊 总有一天 炸掉 化为轰天巨响”。

“金三角”

　　260米高的写字楼矗立在长安镇，这是长安第一高度——万科中心。附近成熟的商业配套设施渐次分布，长长的街道上开了好几家年轻人喜爱的奶茶连锁店。 　　占有兵像初次经过一样，不停按快门。事实上，他二十多年前已经熟悉这条路。这里以前被称作“金三角”，是财富涌动的宝地。上世纪80年代，厂房吞没了田地;进入新世纪，写字楼又吞没了厂房。
　　在占有兵的印象中，“金三角”20年前是成片的工厂，租金最便宜的8元一平米，贵的也不过15元，厂房大多是按栋出租，分布着很多的来料加工厂。他已经不清楚这里现在的租金，四周不再是他熟悉的厂区。新的楼盘不断开发，附近住宅区的高层卖到了四万八一平，低一点的也能卖到四万三，还有数万元的“茶水费”作为进入门槛。
　　改革开放后，数不清的货柜车驶入S358省道，大量港商到长安镇办厂。“三来一补”、“村村点火”等曾经的时髦话如今已经变成历史词汇，“东莞塞车 全球缺货”成为这个地方的新注脚。
　　OPPO与vivo两大手机品牌的巨型广告牌分立街头，小天才、加多宝、真功夫等家喻户晓的品牌也在这片土地萌芽。2019年长安镇的GDP为760.3亿元，位居东莞镇街之首。在全国千强镇中排名第七。
　　占有兵像这里的很多打工者一样，在时代洪流之下，经历着不断新鲜的一切。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乘电梯，要去6楼，在电梯里小声说了句“上楼”，电梯没反应。前台看到他的窘境，教他学会了使用电梯。那是1996年，占有兵23歲，到广东打工的第4个月。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发廊。白色的泡沫不断在头上堆积，甜腻的香味在鼻尖穿过，耳畔是劲爆的音乐。他闭着眼睛，想到从前在村子里剪头发，由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剃头匠完成;后来当兵，每个月请别人理发。在进入发廊前，占有兵一直用香皂洗头，小时候还用过洗衣粉。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喝咖啡，猛灌半杯，在舌头上打个回转，又悉数吐到垃圾桶……
　　1997年，由于集团整改，占有兵失业。他每天带着证件，骑着自行车，在一个又一个工业区穿行，检索工厂门口挂着的招工信息。“像浮萍一样漂泊”的日子，让占有兵感到危机。
　　此后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即便他做到了保安部主管，管理几百人，还是觉得没安全感。他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核心“本领”。
　　占有兵曾经想做人事主管，这需要会电脑，他买不起，就买了本五笔输入的教材，在上夜班时，偷偷去公司电脑上练打字。后来被发现，负责人每天下班后把鼠标锁在抽屉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学电脑。他打听到，两百多元可以买一部“文曲星”电子词典。他买了一部，学会了五笔打字。
　　学习是他获取安全感的方式。他去学跳舞，学打篮球，做篮球裁判，技多不压身的朴素观念改变了他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式不唯一，应该是有差异化的，我在这个社会上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他想。
　　根据多年的保安管理生涯，占有兵写了本数万字的《工厂中的保安实务管理手册》，不少工厂一直在用。后来，他又通过自学考研，去念MBA课程。2009年，他开始专心摄影，并把这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新工厂

　　工业区依然是占有兵最熟悉的现场，也是我观察他全程拍摄最久的地方，从进入厂区到离开，三个多小时里，他的相机不离手。
　　我们去的是宇瞳光学，一家制造光学镜头的上市公司，位于长安镇的一个工业区内。占有兵说，这个厂区里原先是一家制作手包的公司。
　　工厂门口的保安是湖南人，占有兵来过几次，认识，过去跟他打招呼。保安16岁到东莞，如今已经十几年。他一度打拼到生产线主管，可惜，公司裁员重建，只有30岁以下的员工能留下。他的妻子已在此地工作，小孩子也即将上学。他只得做回保安，相比之前，工资减半。占有兵一边和保安聊着，一边给他拍下特写。
　　接待占有兵的是这家公司人力部门的一名男青年。他介绍，车间中既有技术型人才，也有普通工人。后者领计时工资，一个月四五千元，管吃管住。普通工人平均年龄27岁，多为女性。
　　占有兵穿上防尘衣，走过风淋间。在他眼前，一名男工人正在把胶圈放到模具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工人每小时要重复1000次，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人今年33岁，来自贵州毕节，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他左手文只蝎子，右手手背有粉色的伤疤，两只手都黑黑的，裂开一道道口子。占有兵用镜头把这一切悉数收下。
　　占有兵捕捉工人们的每一个动作，有时候更换镜头，拍一些特写，常常引来被拍摄者的不自在。他不动声色，索性找个合适的位置，用镜头对着工人，一直拍。
　　“我用的方法很笨，就在那里一直站着，直到他对我不感兴趣了，不看我了，就能拍到自然的状态。”占有兵说，东莞女工郑婷的照片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大多数的拍摄都是临时的、随机的，这也导致占有兵和被拍摄对象没有持续的联系。“代表作”主角郑婷，他也只有对方的QQ号，从没联系过。
　　他拍摄的众多打工人中，唯一想再去联系、回访的，是多年前来到长安打工的一批新疆人。占有兵保留着当时一个带队人的电话，但还没联系上。做回访需要很大的成本，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工人们要工作，也无法停下来与他长时间交流，让他跟访。
　　等到工人们下班，他拍排队、打饭、吃饭，没有主题。“正在发生着的一切都是主题，”占有兵觉得，他得抓住每一次机会，漂泊的生活环境让他见识过太多转瞬即逝，“每次拍摄都当成最后一次。”
　　盲目大量拍摄有没有意义？占有兵觉得“当下”无法衡量这一切。他举例，从前长安镇的招工广告，曾经写过不招河南人;如今，一些招工广告变成了严禁非法使用外国人。
　　“以前排外，是排外地、外省。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又吸引了国外的人来这里。”他认为招工广告是很好的时代文献，有些后悔当年没有系统拍摄。
　　过去的二十年，占有兵用镜头收集身边打工者、小人物的印记，如今，这些反而成为翻阅过去的时代文献。
　　占有兵回忆，曾经有个贵州籍新工人被抓到保安队，自己前去保释。工人是在马路上被治安队拦下的，因为没带暂住证，被赶上车，运到治安队关着。 　　那间大房子里关着几十个人，没有厕所，臭气熏天，蚊子又多，有一个治安员在铁门前看守。被关的人如果有人担保，可以用铁门处的电话联系担保人;如果没有担保，就会一直关到次日，被送进收容所。
　　“暂住证的噩梦”是占有兵摄影的一个主题。他整理出了所有与此相关的照片。1984年，深圳首先實行暂住证制度，最初用来登记外来流动人口，目前这一制度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厂牌是他的另一个主题。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外商在深圳投资办工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些来料加工企业为了避税，在第一次税收优惠结束后，又重新注册另一家工厂，并把新工厂命名为××二厂，合法地以新工厂之名享受各项优惠。占有兵的镜头中，有大量东莞各种企业的类似厂牌。
　　金融危机期间，他对面办公桌的同事上午还在工作，下午便收拾东西走人。变化就在眼前，他来不及思考，匆匆按下快门。

长青南路

　　樟树枝叶繁茂，斑驳的树影洒在长青南路，这条30米宽的步道显出午后的安逸。占有兵骑着自行车，绕来绕去。闲坐的老人、打球的青年、学步的婴孩，被他一一记录。
　　在数以万计的照片背后，占有兵目睹树木长高，道路变宽，木椅变成石凳。我们走在路上，他说石砖之下，是水在流，流向茅洲河，那是东莞与深圳的界河。

　　这条已被遮盖在地下的河一度是长安镇工业污染的典型，其中恶臭的河水与漂浮的垃圾曾是一代人的记忆。如今，这一切悉数流入历史。
　　一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占有兵一手放在车把上，一手端相机。老太太摆摆手，说“不要拍”。占有兵保持本来的速度驶过。
　　过后，我问他，“拍了吗？”
　　“肯定拍了呀。”占有兵补充，“我手动了，肯定拍了。”
　　这种街拍难以避免摩擦。积累了多年经验，占有兵如今几乎不会和人发生冲突，“死盯着的，不拍”，“要求我删的，有时候就删”。他靠大量的拍摄来弥补可能的微小遗憾，“一天至少走三四个小时，这样总能抓到好的。”他强调，“要有好的体力。”
　　街头有个老人，一身白衣，坐在拐角看书，手里有根木棍做的拐杖。走近，他看的是散文诗，书角插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周围是嘈杂的商圈。
　　占有兵用相机定格这一幕时，老头拿着拐杖，作势要打他。他一边笑着避开，一边打着招呼，t同时不停地按快门。
　　激烈的冲突发生在2006年。他爬到铁架上拍摄福利彩票销售现场，被公安扣留，7岁的儿子吓得大哭。他告诉儿子，爸爸没做坏事，不要哭。“从2012年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拍照时被人骂了，就当作是对自己的鼓励，在家睡觉、打游戏一定不会被陌生人骂。”
　　经过的路人，身边发生着的事，去把它们拍下来，就是纪实。这是占有兵理解的拍摄主题与意义。
　　“森林中有老虎狮子，容易被看见;也有很多蚂蚁，容易被忽视，但它们都是存在的。”占有兵说，“我想记录森林中的蚂蚁。”
　　无数的打工者，身边的工友，这就是占有兵理解的蚂蚁，都记录在他的照片档案中。
　　他计划做个打工博物馆，需要体量庞大的纪实照片。他的抽屉里放着几十张硬盘，上面用铅笔标注着大概内容，一些已经有年头。
　　每天拍了上千张的新照片，占有兵来不及整理，只能先保存着。他租了个15平米左右的仓库，锁死窗户，在里面放了台电风扇用来通风。屋子里密密麻麻放着成箱的照片，以及一些档案、信件。他说这“都是时代的痕迹”，很多材料是他从市场淘来的，按斤买，一斤几块钱。
　　占有兵家里放置的更多是他自己的主题摄影作品。比如，《布景中的打工者》，在手机还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打工者往家中寄信，有时会附上他们在照相馆布景前拍摄的照片。布景华美，多是大城市的风光，与打工者本人面对的生活环境差异巨大。
　　打工者的住处、生活用品，工作的生产线，处处都是密集的形态。密集，让生产成本降至最低，让劳动效率提至最高。占有兵曾分别拍摄过主体为饭盆、钥匙、工卡等物的照片，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密集。
　　占有兵还把手机屏幕模做成相框，里面的照片一部分是留守儿童的单人照，一部分是打工青年的单人照，两者并无关系。但透过照片，他想象着，这样一个孩子，应该是有一个那样的父母，反之亦然。“在社会这个大森林中，两个群体是重合的。”
　　占有兵还计划将来做一个打工者纪念碑。他前一段时间曾经收集到很多废弃工厂的工人档案。他把档案上的头像截取，按家乡、年龄一一整理并附在后面。
　　占有兵喜欢把一切收集起来，记录下来。他觉得意义在当下不明确，但是有朝一日，它们“也许就是时代文献”。

人民涌

　　占有兵现在就职于东莞长安镇融媒体中心，工作内容就是做日常采访、拍摄，展现长安镇的新面貌。
　　2020年12月21日，占有兵要去拍摄人民涌（chōng）河道治理状况。另外两个同事和他一道，扛着摄像机，采访街头的路人，“这里以前如何”“现在如何”“感受如何”。 　　“是一种宣传，简单，政治正确。”占有兵熟练操作着无人机，评价自己目前的工作。这些工作占据了他一小部分时间。完成本职工作后，他再次掏出自己的“街拍”机，对准路上的一切。

　　“只要我眼睛眨一下，手一动，一定能拍到，如果这都拍不到，死定了，我这种老手，那还怎么干活儿啊。”占有兵给我看镜头中的画面，“所有照片都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拍一张。”
　　占有兵不是一个标榜“技术”的选手，最初学习摄影时，他并不精通这些。
　　“中国摄影机消费全世界第一，但摄影作品一直在三流圈子里打转。”占有兵称，这是因为“把技术工人干的事情当成主流”。在他看来，摄影说到底是文化，不能只讲光圈快门构图色彩。
　　从2009年开始，占有兵把摄影作为一种方向。他最初是给媒体供稿，一张图片稿费十几元。他坦承，直到现在，摄影给他带来的收入并不多。
　　但摄影彻底改变了打工者占有兵的命运。他现在在长安镇政府办公，也是第一个以艺术家的名义迁户口到长安的人。
　　如果不拍照，他可能早就被生产线淘汰，回到湖北乡下种地。但是现在，他经历了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办展、第一次拿奖，离开生产线过上了更好的生活，都是因为摄影。
　　通过摄影，他和东莞很多工厂的老板渐渐熟悉，带有艺术色彩的身份让他能够进入当地的某种“名流圈”。
　　他喜欢认识别人，在他人身上捕捉故事，无论是匆匆而过的路人，还是经历不同的老板。在不同身份的人们身上，占有兵似乎看到了更广阔的时代图景。
　　占有兵带我去了一家饰品厂，他到那拍过几次。老板王黎明是70后，1997年放弃国营企业月薪3000元的工作，“下海”创业，很快一个月收入达到三五万。
　　王黎明回忆，二十年前，做老板的出门流行带黑色手包。他每天去收钱，大的存银行，小的放手包，用来日常请人吃饭、唱卡拉OK。晚上回家，老婆拿过手包，每天都有新入账，“钱不带少的。”
　　每到周六，占有兵常和他的“老板”朋友们常一起喝喝茶，聊往事，也聊当下。“老板们”感慨“被时代淘汰了”。占有兵回答，“你们是用钱淘汰了时代。”
　　他见过更多属于打工人的淘汰。他们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了村庄。“焦虑随时在炙烤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他这样写道。他打工25年，虽然进了城，但已回不去村庄。
　　占有兵骑着自行车，相机背在一侧，在夜色中经过熟悉的街道。他路过卖咸菜的摊贩，路过跳广场舞的大妈，路过骑车放学的女孩，在重重叠叠的照片中向里望去，每个人都是模糊的，如同森林中的蚂蚁。
　　此刻，他也穿行在这茫茫森林中。
　　（文中人物王黎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