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有女，姐姐是聪颖勤奋的“学霸”，前途无量;妹妹是两次被退学的“问题少女”，叛逆倔强。本以为会永远活在姐姐的阴影下，然而姐姐的命运并未如期似锦，她高考失利，考研失败，感情一再受挫，梦断情殇，几度癫狂。姐姐的青春如同一卷悲壮史诗，噗噗抖搂在妹妹的心上，她读懂了姐姐，长大了，重新出发，守护姐姐从青春的泥潭里揭竿而起。最终，姐姐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收获幸福婚姻，妹妹成为著名作家，荣获儿童文学冰心奖，出版多部畅销小说。
　　负号，一个连着一个，写在我身上，写在我家困顿寂寥的岁月里，唯一的正号是姐姐。
　　1988年的1月11日和1990年4月20日，姐姐和我先后出生，父亲王富丰和母亲肖明丽都是安徽省界首市沙河白酒厂的普通工人，工作繁忙，我在乡下外婆家长到五岁。母亲带着姐姐去接我时，我穿着男童款式的背心裤衩，脸上抹着泥巴正和欺负我的男孩打架。母亲看到我那滑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说：“你真是个灰姑娘啊！”而姐姐则梳着羊角辫，干净漂亮。
　　母亲的话应验了，童年的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灰姑娘”——邋遢，叛逆，毫无光华。在优秀、漂亮开朗的姐姐身边，更是如此。从我记事起，姐姐的姿态就是埋头学习，从上学就经常拿第一，当班长。而我成绩不好，顶撞老师，十分顽皮。
　　学习比不过姐姐，总有能比过的地方，我想“另谋出路”。我从小酷爱画画，小学四年级就学习美术。一次，我兴高采烈地向爷爷奶奶等亲戚展示我的一幅被老师表扬的作品，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他们根本顾不上欣赏我的佳作，看都不看一眼，直说：“画画再好也不如学习好。”他们本想以此激将我在学业上上进，但适得其反，我听到别人夸姐姐就不服气：“学习好就了不起吗？我就反着干！”姐姐乖巧，我就像个刺头不好好说话，姐姐宅在家里，我就四处疯玩不回家。
　　在人人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切都以学习成绩为衡量标准的小城市，我显得那么不和谐。小学四年级的一个逃学的下午，我倚着旧书店的柜台邂逅了台湾作家三毛的《闹学记》。读了几页便落了泪，“这世上竟会有跟我的经历心境如此相像的人！”也就在这一年，我因为逃学、不被理解和信任，与同样倔脾气的班主任闹得天翻地覆。父母为顽劣的我操碎了心。“这孩子太野了，如果不管教，将来会害了她！”“不打不成器”成了他们教育我的方法。每当玩耍吵到姐姐学习，我就要遭到父母的责打。
　　为了专心学习，小学、初中的我们都被剪成近乎男孩的板寸头，直到高中。因为这头短发，我经常被错认成男孩，在青春的敏感岁月里，我很自卑。
　　2003年，我在界首市四中念初一，姐姐初三。因酒厂倒闭，父母双双下岗，为了生计，父母开始手工包装鱼钩，一个鱼钩一分钱，我和姐姐放学后帮忙，姐姐周末还去服装店做导购。这年除夕，为了省电，我家连电视都没开，窗外万家灯火，鞭炮连天，我家却只亮着一盏灯，灯下四个影子在不知疲倦地做鱼钩，无声无息，机器一般。那个冷清的年夜让我感慨万千，创作出了我的处女作《舞》，发表在杂志《校园文苑》上，得到了48元的稿费。我拿着稿费交给母亲，她却说：“你不是一直想要条新裤子吗？去买吧。但写文章只能买些小玩意，要改变命运，唯有考上大学，到大城市去，才有更多机会。”
　　我小小年纪不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内心翻滚着苦楚，越发讨厌学校。我到处找书看，镇上的小书店我了如指掌，邻居家的《我与地坛》也被我翻得卷了边。贾平凹的陕西、张爱玲的上海、老舍的北京，启迪了年少的我。家里人最终放弃了我，将全部的希望押在了姐姐一个人身上。我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姐姐学习好就够了。然而我从来没想过，在我四处游荡，看花看雨看山看虫，尽情憧憬老舍笔下的“冬日里的冷色调的四合院、淡淡的树影蛇般蜿蜒趴在地上”的老北京胡同时，为何小学四年级的姐姐已拥有了人生第一副眼镜——因为长时间趴伏着学习，她早就近视了，眼镜的度数随着学业的繁重日益加深。那副啤酒瓶底般的眼镜让姐姐害羞也自卑，更加早熟而懂事，为了让父母的眉头略微舒展一点，她更努力。
　　姐姐不负众望考上重点高中界首一中，终于离大学殿堂、离美好人生又近了一步，父母着实高兴了一把，对我说：“像你姐这样才是走正道！”可是没高兴几天，我初二刚开学不久，班主任提出让学生们互相揭发谁上课有小动作，很多同学为了自保就把黑锅扣在了平时比较调皮的学生身上，我首当其冲。觉得实在不公平，我带领其他被罚站的学生告到界首市教育局，结果是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被开除。
　　王家顷刻间迎来了一场雷霆风暴，父亲气得躺倒在床，母亲暴怒不止，眼泪刷刷地对姐姐说：“你妹妹是彻底完了，我和你爸的人生你也早看得清清楚楚，你不好好读书就没有出路！我们一家就没有出路！将来你妹妹还要靠你给口饭吃！”我丝毫没有把母亲这些危言耸听的话放在心上，但没想到姐姐真的遵从了母亲的这道“懿旨”，从此在心里种下一颗苦苦的种子——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努力向上攀爬。
　　当姐姐的史诗开始抒写时，第一页居然也是个大大的负号，从此数年，负号一个接一个，毫不客气。
　　后来，我有幸得到一位恩师的帮助，回到学校，换了班级，画画，写小说，继续我那无责任也无压力、混沌而美丽的青春期。而姐姐的人生却进入了重大事件排比出现的史诗时期——悲壮而铿锵。
　　高中的学科难度都增加了许多，除了比成绩，还比综合素质。姐姐第一次见识到很多同学有着流利的英语口语、演讲、辩论等各种才能，还有他们光鲜的衣着、时髦的语言。很难融入其中，她压力很大，逢考必胜的考霸变成了逢考就怕的人。姐姐从小酷爱钢琴，曾短暂地学过一阵，很有天分，但懂事的她知道学艺术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持的，而家里已有一个我在学美术了，再加上她，恐怕家庭不堪重负。在高二分科时姐姐曾想过做艺术生，但这个念头刚有点苗头便被掐断了根，肩负改变家庭命运重任的她按照家人的意愿选择了读理科。 　　2005年，姐姐即将面临高考，亲人的眼睛几乎全盯来了，见到她就问最近联考分数啊名次啊，母亲更是严防死守任何对女儿学业有影响的因素，姐姐身边已经形成一个包围圈，连一呼一吸都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年，我在《儿童文学》上旬刊头条发表小说，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自此，我不断在《少年文艺》、《意林》、《童话世界》、《萌芽》、《青年文学》、《格言》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已经劈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姐姐还在众人的意愿里苦苦挣扎。
　　空前绝后的压力让姐姐经常失眠，一名兴趣爱好相同的男同学的走近极大地宽慰了她的心，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习题，晚自习后在回宿舍的路上聊天。然而，这场纯真友情遭到了家庭和学校严打，被姐姐视为知己的这名同学与她从此形同陌路，姐姐百口莫辩，面对友人的失望、同学们的非议完全无能为力，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母亲没有想过姐姐会如此重情义又敏感，仍然只是催促她赶紧把名次赶上去，姐姐崩溃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姐姐垮了，也是第一次知道人垮了意味着什么。从前梳着一头漂亮马尾、在学海里忘我冲杀、仿佛立马就能鲤鱼跳龙门改写命运的姐姐，变得像幽灵一样，不说话，头发很乱，不修边幅，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学习，难受时用手捶墙。我徘徊在姐姐的房间外，因为心疼她而流泪，恨父母，恨这个世界，却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我和她是至亲姐妹，然而却也隔膜之深，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2006年的高考，一向名列前茅的姐姐连一本线都没上，指望着她冲刺北大清华的亲戚们也都抓狂了。姐姐整个人都傻了，更加如同没了灵魂一般，任人宰割。爷爷奶奶见一次叹一次气，说：“连你都这样了，这个家是彻底没有希望了。”居然有亲戚打电话来说：“你怎么有脸考这么差！”姐姐呆呆的，没有半点反击，只有泪水在脸上肆意纵横。我想抓住电话狠狠痛骂那些伤害姐姐的人，但纵然年少轻狂的内心有可以顷刻如火山爆发的盛怒，像以往一样任性捣毁这个痛苦的场面，但姐姐那顺从的眼神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保护不了姐姐——仅仅靠我的叛逆，不行。
　　姐姐不想复读，亲戚们帮忙谋划填志愿，说家里病人多，就念医学院吧，将来也好就业。姐姐麻木地点头，很快便收到了蚌埠医学院临床专业的通知书。
　　上大学后，姐姐很少回家，每次母亲打电话叫她回来玩，她都说假期都要打工。她从不打扮自己，除了学习就是狂吃，胖了30斤。虽然有着1米73个头的姐姐胖了依然美丽，但我知道，这背后深深隐藏的是她常年压抑、无处安放的痛苦和挣扎。可是我却无法对她说一句：“姐，别这样了，还有我。”
　　经历了一整年的郁郁不得志之后，大二，姐姐再次崛起，因为表现优异，当上了学生会干部，同年入党，成了那一届最年轻的党员。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党员、奖学金获得者等荣誉让大家艳羡不止。
　　然而母亲的电话来了，她哭着向姐姐控诉：17岁的我再次被勒令退学。家里又是一场风暴，我没想到姐姐会请假赶回家。一直以来她都只顾自己的前程，何曾把我这个不争气的妹妹放在心上？这一次我因为迟到被罚站，而老师的儿子比我更晚却顺利进了教室，我觉得不公平就嘀咕了几句，随即我们发生争执，我不愿意认错，第二天便被开除了。父母接到学校的电话，气得说：“这个女儿我们不要了，交给学校处理！”为了激将我，父母说到做到，不再管我。在迷茫和痛苦中，我即将流离失所，姐姐四处奔波，在合肥给我寻找新画班。我不领情，背着画板就走，觉得她是来看我的笑话的。我走到哪儿，姐姐跟到哪儿。
　　“妹，真的要这么叛逆下去吗？”在街头席地休息的时候，姐姐追问我。“明明是全世界要与我为敌！我叛逆又怎么了？你那么顺从，还不是一样没有成功！”我愤愤地说。姐姐没有反驳，笑了下，说：“要不我们打个赌吧？你按照你的方式，我按照我的方式，我考北大的研究生，你好好读书，考你的理想大学。待目标达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辩论是该叛逆还是顺从？”姐姐的赌注下得如此大，我惊得无言以对。没等我回答，姐姐从包里取出1000块交给我，转身走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我暂住在合肥一家快要拆迁的画室的危房里，下雨漏水，潮湿不已，我白天画画，晚上写小说，畅想未来。每当感到不能坚持下去，我总想起姐姐临走时的那个赌注——它是我们姐妹多年隔阂、情谊的复杂结合。
　　2007年12月我在《儿童文学》发表《浮世绘》，成为90后作家中最早登上《儿童文学》成人版头条栏目的少年作家。姐姐知道后，高兴地让我买了当期的《儿童文学》签名送给她，说：“妹子，你长大了！这篇文章就是你最好的成人礼，姐姐会永远收藏！”
　　好一个“负负得正”，姐妹花用理想终结苦难，把那姗姗迟来的青春从此飞扬。
　　高考前三个月，姐姐托原来的老师关系让我重返界首一中上文化课，做最后的冲刺。与此同时，姐姐经历了人生中又一次致命的打击——失恋。原来大二是因为美好的初恋打开了姐姐的心窗，让她崛起，但因为与男方家境悬殊，男方父母百般阻挠，姐姐和男友最终分手。在那些茶不思饭不想辗转反侧的日子里，姐姐把那30斤又全都瘦了回去。爱情没了，未来也迷茫，说擦干眼泪展翅飞翔谈何容易？
　　我本想用我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鼓励姐姐，然而2008年艺术生安徽省省内统考，我发挥失常了。成绩出来时正是春节，我拒绝去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因为那意味着劈头盖脸的数落。低落的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里，画了一夜的画。姐姐也没去爷爷家，留下来陪我。敲门我不开，她就在门外喊：“妹子，问你个乘法口诀，正负得负，负负得什么？”我说：“你还有心思逗我？”姐姐说：“不是逗你，请你认真回答。”“负负得正呗。”“你不觉得这个口诀就是我们姐妹俩吗？以前你我算是一负一正，如今我俩都是负，不活出个负负得正来你愿意罢休吗？”好一个“负负得正”，门打开，姐姐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来到我面前，我的心也再次充满了温暖和养分。
　　2009年，我一雪前耻，考取华东交通大学，同时发表了很多作品，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父母笑了，姐姐笑了，我的人生终于有一点点看相了。然而姐姐考研却失败了，经济与心理的双重高压下，她进入合肥市疾控中心预防医学科工作，租住在单位附近一个狭窄的单间里，蹉跎着蹉跎着，北大越来越远。 　　“这难道就是我的命吗？”姐姐问我，我说：“姐，不记得你打的赌了吗？不记得负负得正了吗？你要考北大，要强大起来，你不能再顺从下去，你要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坚定的信念再次在姐姐的心里燃烧，一本本医学参考书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大一的寒假，我感染了腮腺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姐姐让我来与她同住。那段日子，姐姐白天上班，晚上忘我读书。只要我不喊饿，姐姐就不记得做饭，而且她做饭特难吃，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醋放多了。因为她每次做饭都不专心，灶台上总是放着书，时常看出神了，菜就糊了。从前，我看到姐姐埋头学习，总是有些无法理解。现在，我发自内心地佩服她严于律己的作风。很多人工作一天就累了，回来看看电视上上网就过去了，可她不是，没有一天她会放松。一切都像是回到小时候，我一睁眼就看见姐姐在学习。
　　大一快要结束时，我收到了《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的工作邀请，但需要坐班。我再次选择了叛逆——果断退学，去北漂。这件事在家里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反对，就连过去很看好我的编辑都打来电话极力劝我。那个暑假，我过得特别艰难，大家都认为再三退学很丢人，母亲看见我便骂，父亲成日唉声叹气，亲戚们抱着看笑话的态度观望。难道又要用倔强开路、在不被祝福的苦楚里出发，然后日日耿耿于怀吗？
　　是姐姐站了出来，打消了父母的疑虑。姐姐说：“爸，妈，就让妹妹去北京吧，她已经长大了，她已经证明了她的才华，我们应该相信她。我和她已经约好在北京相聚，她在北京写作，我考北大！”姐姐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把底牌亮了出来，为我担保，“北大”两个字强烈地安慰了父母的心，从没在父母面前说一个“不”字的姐姐的这番话让我的北京之行得以实现。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在混出名堂来，为了姐姐，为了梦想。
　　每天早晚赶地铁时都是我宝贵的写作时间，用手机写，下班后坐在电脑前不知不觉就写到天亮。我一边工作一边给姐姐信心，一周一电，我们聊彼此的成长与坎坷。姐姐鼓励我大胆地把我的童年创伤写出来，用自己的成长去启迪和我一样的孩子。
　　北漂的任何苦都没能再让我流一滴泪，因为姐姐也正艰难地一边在现实里脚踏实地地扑腾，一边认真书写逆袭传奇。
　　2010年我荣获年度儿童文学冰心新作奖，从颁奖典礼回到家，我自费买了50本自己的书，整齐铺好，躺在上面，任泪水流淌。
　　2011年9月，由我撰写的中日首部合拍动画电影《藏獒多吉》小说版上市，它被译成多种文字，参加法国昂西电影节。10月，我的长篇《水仙们》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出版并上市。
　　2011年，姐姐以超出录取线30分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当年豪言完美收官。2012年，我的长篇青春小说《可惜爱比月光凉》签约北京魅丽文化，4月出版。2013年，我的作品长篇青春小说《爱让时间都苍老》签约于凤凰雪漫，8月上市。我作品中的一些经典篇章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我再没有早年的愤恨倔强，反而满满都是温柔，我也读到了姐姐的史诗最完美的结局：她在北大邂逅了她的爱人，并成为了他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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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郭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