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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最年轻市长”时任湖北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起，一时之间，“80后”干部迅速上位的“爆料”总能成为舆论的热点。网络和民众也陷入了对年轻干部“逢提必疑”的怪圈。
最新一个“中招”的是辽宁省东港市副市长董海涛。这个被网民称为“80后美女副市长”的31岁女干部，因为其快速升迁，在近期招致新一轮“爆炒”。外界纷纷质疑：“美女副市长”快速升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潜规则”？
此前，拟任为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被称为“湘潭神女”的“90后”女干部王茜，刚被网民“拉下马”。若再向前回溯，29岁就担任湖北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生于1989年、工作刚半年便成为甘肃武威副县级干部的焦三牛等人，也先后卷入过相似的争议漩涡中。
近几年，一批 “80后”、“90后”公务员，借助于“干部公选”的官员选拔机制，纷纷进入仕途的快速升迁通道，成为中国政坛上引人关注的“黑马”群体。与之同时，人们也发现，由于现行的公选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为人为操纵公选的过程提供了空间，因此，面对迅速崛起的“政坛超女”、“政坛快男”们，相关的怀疑与争议也就难以避免了。
原本系杜绝“跑官买官”等不良风气，试图为公务员晋升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的公选制度在今后如何趋之完善，挽回其曾经的公信力，从而走出当前社会各界对年轻干部“逢提必疑”的怪圈，成为摆在执政党组织部门面前的一大课题。
公开选拔干部制度（即公选制度）是最近10多年才纳入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这也是我国对传统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作出的一项改革。2002年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提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其中一种方式。在此之前，各地均由组织部门及个别领导“包办”了官员晋升的提名权，也即所谓的“书记定盘子、书记办公会统一意见、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
为了改变“由内部人从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做法，2004年，《公開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了“一般应当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5种情形。也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干部 “公选”的热潮，其中以四川、江苏的探索最为丰富。
面向全社会来公开选拔干部（前提是参选者应具有干部身份）的新模式，打破了以往由组织部门提名的单一模式，而是允许党员、群众联名举荐以及个人自荐等。各界普遍认为，干部公选制度打破了以往干部选拔制存在的封闭式、神秘化、保守性等弊端，通过公开竞争、民主评议，使“伯乐”下岗、“制度”选官。而“伯乐相马”进化为“赛场选马”，更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现人才。
也正是在这一新型选拔人才的机制下，一大批年轻干部迅速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按照传统的“副二正三”一步一个“台阶”的晋升模式（由副职提正职的，应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一名22岁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务员队伍，他若从普通科员做起，要晋升到正处级，就算每个“台阶”均一帆风顺、毫不耽搁，至少也需要13年时间。也就是，按照最理想状态下的晋升通道，最快35岁才有可能成为处级干部。当然，在公务员群体中，大多数的干部，即便穷其一生，也难以“爬”到处级。
然而，由于现行的公选制度为“破格提拔”领导干部预留了很大的弹性空间，最近几年，不少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正借助于干部“公选”平台，迅速在短期内跃升至县处级干部。这批年轻干部就犹如政坛上的“超女”、“快男”，不仅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也在快速晋升的过程中招致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对领导干部的公选的选拔程序，并不像公务员考试那样由全国或者省里统一进行，而是由各地自行规定公选的具体形式及流程等，因此，现有的制度设计便为个别部门甚至个别领导人员预留了较大的权力，为其人为操纵公选的过程提供了空间。
这一状况也不免让外界担心：看似程序繁杂、公正的公选，很有可能会流于形式，成为某些官员安插亲属到特定岗位的合法性工具。
另外，公选允许“破格提拔”，只粗略规定了对“特别优秀”和“特殊需要”的人才可以破格提拔，但是对破格提拔的具体条件、程序及宽严程度并无明确规定和统一要求。因此，这为各地在公选时故意收紧或放宽准入资格，或者“因人设岗”、为个别人量身“定制”招考条件提供了可能。
有案例为证。2008年河南省固始县在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中，所“公开”选拔的乡镇长中，大多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这一事件爆出后，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不少人怀疑这其中或存在着官员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的情况。
为之增添最新注解的是发生在去年的“湘潭神女”事件。2012年4月，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对多位拟任官员进行公示。有网友爆料，出生于1991年的区发改局副局长拟任人选王茜存在着学历造假等多项违规之处。此人是曾任湘潭市发改委主任、时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事后，官方的调查结果不仅佐证了上述“爆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茜在此前的多地均被违规任用或提拔。
不时爆出的公务员“萝卜选拔”、仍在读大学的“官二代”吃财政空饷等事件，更加重了民众对某些群体权力世袭的担忧。2011年，3年内获得4次升迁、29岁的闫宁出任馆陶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但是网民发现，这位年轻代县长的简历竟成了该县的“机密”。在民意压力之下，他因“健康原因”向组织部门提出了辞职。 同时，“逢提必疑”也当然带来“误伤”。2010年2月初，山东新泰市公示了公选领导干部拟任人选，新选拔的6名副局长和1名法院副院长中，有6人是 “80后”。其中，23岁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26岁的新泰市法院副院长的刘婷婷，两人的身份和“背景”成为网民议论的焦点。一时间，学历造假、“官二代”、背景深厚等传言在网络世界甚嚣尘上。但随后，媒体实地调查，并没有证实上述传言，两人也不存在学历造假的情况。实际上，被称为“有背景”的刘婷婷其实是个“农二代”，且家境较为贫寒。而曾经引发热议的“甘肃武威副县级干部焦三牛事件”，经媒体调查后，也未发现任何黑幕。
不相信官方的“辟谣”，也不相信媒体的调查，宁愿去相信各种“阴谋论”，去散布各种足以给当事人带来更多误伤的“爆料”和“传言”—这种迎合了大众心理、弥漫在年轻干部快速晋升路途上的“心理上的迷障”，颇值得人们深思。
实际上，那些在仕途上“一马当先”的“黑马”们，之所以在官场上赢得先机、在“公选”中脱颖而出，除了的确有一些“黑幕”外，机遇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某个偶然的时机巧合以及这个特殊的时代。梳理资料可发现，那些具有 “小、女、少、外”特质的干部更容易从同僚中脱颖而出。
详言之，哪怕一个人在业绩和能力上与其他同僚相似，只要其占据了年龄优势（“小”）、性别优势（女性）、民族优势（少数民族）、政治身份优势（党外人士）中的其中两点，到了仕途上的某个节点上，其均更容易胜出。因为，我国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着严格的结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年龄结构。此外，对女性干部、党外人士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上也多会有倾斜政策和硬性要求。
以“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所在的辽宁东港为例，董海涛等一批“80后”之所以迅速上位，与东港所在的丹东市的领导干部队伍老化、常年得不到更新有关。由于上级部门对党政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硬性要求，这些常年累计的问题需要在某次换届之前突击解决，于是，一批年轻的干部遂有机会脱颖而出。
比如，2012年丹东在三级人大政府换届时，要求县市区政府班子成员“必有1人35岁以下、1名非中共干部、至少1名女干部”。所以，这次东港市公选的15位年轻干部中，才会非常注重女性干部、党外干部的搭配。非中共党员的 “80后美女”董海涛遂有机会成为副市长。尽管如此，舆论对其质疑并未消除。
而此前几个引起热议的“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工作刚半年便任副县级干部的甘肃武威的焦三牛，则是“赢”在起跑线上：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们或是作为选调生，或是挂职锻炼后留在地方工作。他们在仕途的起点上就身列为副处级，而这往往是有的公务员需要一辈子才能晋升到的最高官阶。
如此年轻即身居高位，难免让周围那些年龄上更“资深”、职务上更“青春”的同僚们心生不平。再加上其他落选者的“不满”，公选制度本身的“漏洞”，以及公众对官僚阶层权力世袭的腐败个案的痛恨，因此，网络和舆论对年轻干部“逢提必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 “公选”不满的不仅仅是这个制度本身“有机可乘”，还有对操作这套选拔程序的某些官员的警惕和担心。而要换回人们对“公选”的信心，除了要完善公选的制度设计，加强对干部选拔的监督、打击违规提拔的个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用更彻底、开放、透明的信息公开，来平息外界的疑虑以及质疑，而非简单地以“符合法定程序、并无违规之处”等简单的套话来应对、敷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凡是那些动作很大的、在更广范围内的“公推公选”的干部选拔活动，外界的质疑和指责也就越少。而这些获得提拔上来的干部也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为了防止干部任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以及针对当前社会各界对干部选拔任用极度关注的现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建研究中心主任赖宏教授提出，对拟提拔干部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任前干部信息披露制度。
赖宏教授称，应在党内外对拟任用干部的家庭社会关系、以往的履职情况及管理能力、财产状况等信息进行披露，且这种信息披露应贯穿干部履职的全过程，并实行“一年一披露”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操作。对于那些不愿意提供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拟任人选，应视为不愿意接受党内外监督，直接认定为“不具备任职资格”。
公选“流程图”
第1步
公布招考信息
包括哪些领导岗位、报名资格及条件等。
弹性操作
报名资格通常包括：年龄限制（如3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已有职务工作年限（如要求任副科两年或3年以上）、政治面貌（某些岗位指定要求系中共党员或党外人士）等，上述每个限定条件都可能存在“因人设岗”的可能。是放宽还是限制报考资格，以及招考信息选择在哪些媒体刊登也有讲究。
第2步
资格审查
审查报名者是否符合上述资格。
第3步
笔试
符合资格、条件者进行笔试，按高分到低分的成绩排序。
弹性操作
与公务员考试不同，公选的题目并非全国或者省统一命制，而是由各个地方组织部门聘请专家命题。聘请本地的、本省的还是外地的专家，聘请哪些专家命题，并无严格规定。
第4步
面試
面试人选与选拔职位的比例一般为5：1。除了结构性面试，多数地方通常还设置公开竞职演讲。
弹性操作
参与面试的人员组成通常包括组织部、其他各界专家等。面试专家主观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弹性空间。
第5步
确定考察人选
将笔试、面试的成绩加权平均，得出考试人员的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人选。考察人选与选拔职位的比例一般为3：1。
弹性操作
笔试、面试的权重各有多大，存在很大灵活性。不同的加权比例，将影响最终的综合成绩。
第6步
对考察人选进行考察
考察的形式多样，通常包括组织部门派专人到被考察人员所在单位等，对被考察人选进行民意测评。民意测评成绩将作为组织部门推荐的“重要参考”。
弹性操作
同样是民意测评，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测评、邀请哪些人参与测评、测评的方式是谈话还是投票、是否匿名、测评的结果是否会当场公布，等等，均存在人为影响的空间。
第7步
票决
由党委常委会或者全委会对多名考察人选进行投票，确定最终的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弹性操作
常委会还是全委会来投票，存在很大差异。人数较少的常委会票决，更易受到主要领导意见的影响。上述第5步的综合考试成绩、第6步的考察和民意测评情况，是影响票决的“重要参考”，但非唯一标准。换言之，即便是综合成绩的第一名，也未必铁定入选最终的候选人。
第8步
任前公示
弹性操作
选择什么样的形式、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公示，以及选择什么时机公示，均可能影响到该拟任人员是否能顺利通过。
第9步
任命
由党委或组织部门或地方人大，对拟任人员进行任命。
最新一个“中招”的是辽宁省东港市副市长董海涛。这个被网民称为“80后美女副市长”的31岁女干部，因为其快速升迁，在近期招致新一轮“爆炒”。外界纷纷质疑：“美女副市长”快速升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潜规则”？
此前，拟任为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被称为“湘潭神女”的“90后”女干部王茜，刚被网民“拉下马”。若再向前回溯，29岁就担任湖北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生于1989年、工作刚半年便成为甘肃武威副县级干部的焦三牛等人，也先后卷入过相似的争议漩涡中。
近几年，一批 “80后”、“90后”公务员，借助于“干部公选”的官员选拔机制，纷纷进入仕途的快速升迁通道，成为中国政坛上引人关注的“黑马”群体。与之同时，人们也发现，由于现行的公选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为人为操纵公选的过程提供了空间，因此，面对迅速崛起的“政坛超女”、“政坛快男”们，相关的怀疑与争议也就难以避免了。
原本系杜绝“跑官买官”等不良风气，试图为公务员晋升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的公选制度在今后如何趋之完善，挽回其曾经的公信力，从而走出当前社会各界对年轻干部“逢提必疑”的怪圈，成为摆在执政党组织部门面前的一大课题。
“赛场”上的“政坛超女”
公开选拔干部制度（即公选制度）是最近10多年才纳入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这也是我国对传统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作出的一项改革。2002年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提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其中一种方式。在此之前，各地均由组织部门及个别领导“包办”了官员晋升的提名权，也即所谓的“书记定盘子、书记办公会统一意见、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
为了改变“由内部人从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做法，2004年，《公開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了“一般应当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5种情形。也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干部 “公选”的热潮，其中以四川、江苏的探索最为丰富。
面向全社会来公开选拔干部（前提是参选者应具有干部身份）的新模式，打破了以往由组织部门提名的单一模式，而是允许党员、群众联名举荐以及个人自荐等。各界普遍认为，干部公选制度打破了以往干部选拔制存在的封闭式、神秘化、保守性等弊端，通过公开竞争、民主评议，使“伯乐”下岗、“制度”选官。而“伯乐相马”进化为“赛场选马”，更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现人才。
也正是在这一新型选拔人才的机制下，一大批年轻干部迅速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按照传统的“副二正三”一步一个“台阶”的晋升模式（由副职提正职的，应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一名22岁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务员队伍，他若从普通科员做起，要晋升到正处级，就算每个“台阶”均一帆风顺、毫不耽搁，至少也需要13年时间。也就是，按照最理想状态下的晋升通道，最快35岁才有可能成为处级干部。当然，在公务员群体中，大多数的干部，即便穷其一生，也难以“爬”到处级。
然而，由于现行的公选制度为“破格提拔”领导干部预留了很大的弹性空间，最近几年，不少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正借助于干部“公选”平台，迅速在短期内跃升至县处级干部。这批年轻干部就犹如政坛上的“超女”、“快男”，不仅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也在快速晋升的过程中招致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暗箱”与误伤
对领导干部的公选的选拔程序，并不像公务员考试那样由全国或者省里统一进行，而是由各地自行规定公选的具体形式及流程等，因此，现有的制度设计便为个别部门甚至个别领导人员预留了较大的权力，为其人为操纵公选的过程提供了空间。
这一状况也不免让外界担心：看似程序繁杂、公正的公选，很有可能会流于形式，成为某些官员安插亲属到特定岗位的合法性工具。
另外，公选允许“破格提拔”，只粗略规定了对“特别优秀”和“特殊需要”的人才可以破格提拔，但是对破格提拔的具体条件、程序及宽严程度并无明确规定和统一要求。因此，这为各地在公选时故意收紧或放宽准入资格，或者“因人设岗”、为个别人量身“定制”招考条件提供了可能。
有案例为证。2008年河南省固始县在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中，所“公开”选拔的乡镇长中，大多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这一事件爆出后，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不少人怀疑这其中或存在着官员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的情况。
为之增添最新注解的是发生在去年的“湘潭神女”事件。2012年4月，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对多位拟任官员进行公示。有网友爆料，出生于1991年的区发改局副局长拟任人选王茜存在着学历造假等多项违规之处。此人是曾任湘潭市发改委主任、时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事后，官方的调查结果不仅佐证了上述“爆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茜在此前的多地均被违规任用或提拔。
按照传统的“副二正三”一步一个“台阶”的晋升模式，一名22岁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务员队伍，他若从普通科员做起，要晋升到正处级，就算每个“台阶”均一帆风顺、毫不耽搁，至少也需要13年时间。也就是，按照最理想状态下的晋升通道，最快35岁才有可能成为处级干部。
不时爆出的公务员“萝卜选拔”、仍在读大学的“官二代”吃财政空饷等事件，更加重了民众对某些群体权力世袭的担忧。2011年，3年内获得4次升迁、29岁的闫宁出任馆陶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但是网民发现，这位年轻代县长的简历竟成了该县的“机密”。在民意压力之下，他因“健康原因”向组织部门提出了辞职。 同时，“逢提必疑”也当然带来“误伤”。2010年2月初，山东新泰市公示了公选领导干部拟任人选，新选拔的6名副局长和1名法院副院长中，有6人是 “80后”。其中，23岁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26岁的新泰市法院副院长的刘婷婷，两人的身份和“背景”成为网民议论的焦点。一时间，学历造假、“官二代”、背景深厚等传言在网络世界甚嚣尘上。但随后，媒体实地调查，并没有证实上述传言，两人也不存在学历造假的情况。实际上，被称为“有背景”的刘婷婷其实是个“农二代”，且家境较为贫寒。而曾经引发热议的“甘肃武威副县级干部焦三牛事件”，经媒体调查后，也未发现任何黑幕。
用“公开”换取“公信”
不相信官方的“辟谣”，也不相信媒体的调查，宁愿去相信各种“阴谋论”，去散布各种足以给当事人带来更多误伤的“爆料”和“传言”—这种迎合了大众心理、弥漫在年轻干部快速晋升路途上的“心理上的迷障”，颇值得人们深思。
实际上，那些在仕途上“一马当先”的“黑马”们，之所以在官场上赢得先机、在“公选”中脱颖而出，除了的确有一些“黑幕”外，机遇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某个偶然的时机巧合以及这个特殊的时代。梳理资料可发现，那些具有 “小、女、少、外”特质的干部更容易从同僚中脱颖而出。
详言之，哪怕一个人在业绩和能力上与其他同僚相似，只要其占据了年龄优势（“小”）、性别优势（女性）、民族优势（少数民族）、政治身份优势（党外人士）中的其中两点，到了仕途上的某个节点上，其均更容易胜出。因为，我国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着严格的结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年龄结构。此外，对女性干部、党外人士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上也多会有倾斜政策和硬性要求。
以“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所在的辽宁东港为例，董海涛等一批“80后”之所以迅速上位，与东港所在的丹东市的领导干部队伍老化、常年得不到更新有关。由于上级部门对党政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硬性要求，这些常年累计的问题需要在某次换届之前突击解决，于是，一批年轻的干部遂有机会脱颖而出。
比如，2012年丹东在三级人大政府换届时，要求县市区政府班子成员“必有1人35岁以下、1名非中共干部、至少1名女干部”。所以，这次东港市公选的15位年轻干部中，才会非常注重女性干部、党外干部的搭配。非中共党员的 “80后美女”董海涛遂有机会成为副市长。尽管如此，舆论对其质疑并未消除。
而此前几个引起热议的“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工作刚半年便任副县级干部的甘肃武威的焦三牛，则是“赢”在起跑线上：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们或是作为选调生，或是挂职锻炼后留在地方工作。他们在仕途的起点上就身列为副处级，而这往往是有的公务员需要一辈子才能晋升到的最高官阶。
如此年轻即身居高位，难免让周围那些年龄上更“资深”、职务上更“青春”的同僚们心生不平。再加上其他落选者的“不满”，公选制度本身的“漏洞”，以及公众对官僚阶层权力世袭的腐败个案的痛恨，因此，网络和舆论对年轻干部“逢提必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 “公选”不满的不仅仅是这个制度本身“有机可乘”，还有对操作这套选拔程序的某些官员的警惕和担心。而要换回人们对“公选”的信心，除了要完善公选的制度设计，加强对干部选拔的监督、打击违规提拔的个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用更彻底、开放、透明的信息公开，来平息外界的疑虑以及质疑，而非简单地以“符合法定程序、并无违规之处”等简单的套话来应对、敷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凡是那些动作很大的、在更广范围内的“公推公选”的干部选拔活动，外界的质疑和指责也就越少。而这些获得提拔上来的干部也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为了防止干部任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以及针对当前社会各界对干部选拔任用极度关注的现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建研究中心主任赖宏教授提出，对拟提拔干部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任前干部信息披露制度。
赖宏教授称，应在党内外对拟任用干部的家庭社会关系、以往的履职情况及管理能力、财产状况等信息进行披露，且这种信息披露应贯穿干部履职的全过程，并实行“一年一披露”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操作。对于那些不愿意提供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拟任人选，应视为不愿意接受党内外监督，直接认定为“不具备任职资格”。
公选“流程图”
第1步
公布招考信息
包括哪些领导岗位、报名资格及条件等。
弹性操作
报名资格通常包括：年龄限制（如3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已有职务工作年限（如要求任副科两年或3年以上）、政治面貌（某些岗位指定要求系中共党员或党外人士）等，上述每个限定条件都可能存在“因人设岗”的可能。是放宽还是限制报考资格，以及招考信息选择在哪些媒体刊登也有讲究。
第2步
资格审查
审查报名者是否符合上述资格。
第3步
笔试
符合资格、条件者进行笔试，按高分到低分的成绩排序。
弹性操作
与公务员考试不同，公选的题目并非全国或者省统一命制，而是由各个地方组织部门聘请专家命题。聘请本地的、本省的还是外地的专家，聘请哪些专家命题，并无严格规定。
第4步
面試
面试人选与选拔职位的比例一般为5：1。除了结构性面试，多数地方通常还设置公开竞职演讲。
弹性操作
参与面试的人员组成通常包括组织部、其他各界专家等。面试专家主观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弹性空间。
第5步
确定考察人选
将笔试、面试的成绩加权平均，得出考试人员的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人选。考察人选与选拔职位的比例一般为3：1。
弹性操作
笔试、面试的权重各有多大，存在很大灵活性。不同的加权比例，将影响最终的综合成绩。
第6步
对考察人选进行考察
考察的形式多样，通常包括组织部门派专人到被考察人员所在单位等，对被考察人选进行民意测评。民意测评成绩将作为组织部门推荐的“重要参考”。
弹性操作
同样是民意测评，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测评、邀请哪些人参与测评、测评的方式是谈话还是投票、是否匿名、测评的结果是否会当场公布，等等，均存在人为影响的空间。
第7步
票决
由党委常委会或者全委会对多名考察人选进行投票，确定最终的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弹性操作
常委会还是全委会来投票，存在很大差异。人数较少的常委会票决，更易受到主要领导意见的影响。上述第5步的综合考试成绩、第6步的考察和民意测评情况，是影响票决的“重要参考”，但非唯一标准。换言之，即便是综合成绩的第一名，也未必铁定入选最终的候选人。
第8步
任前公示
弹性操作
选择什么样的形式、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公示，以及选择什么时机公示，均可能影响到该拟任人员是否能顺利通过。
第9步
任命
由党委或组织部门或地方人大，对拟任人员进行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