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游离于经济和现实之外的清谈哲学，它是一门党性、实践性、群众性、综合性、开放性都很强的科学和社会活动，它既根植于、孕育于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之中，同时又吸收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情、利、理”(感情、物质利益、教育)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不可缺一的三大要素。要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疲软、弱化，就必须相应地加大这三项投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应。
“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是有感情的人及其思想。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基础和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思想与思想撞击的“警戒线”，能否突破这一“警戒线”和“前沿地带”，是解决思想问题实质的起点、关键点。
以真诚友善而炽热的情怀去开展工作，才能缩短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客体感受到被尊重、理解、信任、关怀，并产生接近、倾诉的愿望，感情相通、相融才有解决思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才有摆脱金钱诱惑，激发客体对工作、事业的激情、热情并促使其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的可能性。
“企业即人”，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治军谋略也可以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一定的启示，例如，诸葛亮在“和人”篇中说：“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有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以逸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人和为本是诸葛亮的治军哲学，它通过“人心之和”达到“上下同欲者胜”的目的。
现代日本、欧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企业的经营哲学思想中大量吸收了东方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以人和、集体主义或家庭主义、忠诚、奉献精神为核心。来实现现代企业管理。
西方管理学大师杜拉克指出，21世纪的企业管理哲学。将以人为中心，以“圆”(圆的特点是圆周上任何一点与圆心之间的距离相等，代表每个点都有公平的地位)、“缘”(缘分、机缘、人缘)为特征，形成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系统。
新加坡有“六顺”：顺情(动之以情)、顺性(根据人们个性和年龄特性施教)、顺势(适时进行教育)、顺理(晓之以理)、顺利(因势利导)、顺真(讲真话，实事求是)，来达到对人的有效管理。
应强调指出的是，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感情投入和激励的导向问题，要坚持格调高尚、有疏有教原则，即注意精神主导，将对职工群众的关心，同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结合起来，启发人们对感情激励的理性化思考，从而产生深层的激励效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感情投入，是一种经济、切实、有效而深刻、持久的激励手段和方法。
“利”
自古在“义利之辩”问题上，儒家倡导重义轻利，但也不忽视惠民。荀子提出“以政裕民”(《富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更趋同于墨家的义利并重观。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只有“交相利”才能“兼相爱”；爱是人人相爱，利是人人相利，利于别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在“理欲之辫”问题上，王夫之提出“天理寓于人欲”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合理的共同欲望在推动着，满足共同的“人欲”，合乎共同的“人欲”，就可以“善天下之动”。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人民利益观。
现代日本式管理模式，所遵循的价值理念——“集团主义价值取向”，也包涵了极强的利益因素，如它包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对正式雇员的全包录用、注重人和、集体决策、对员工福利待遇的温情照料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物质利益，因为获得物质利益，在现阶段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它不仅是物质生活保障的需要，也是个人社会地位、心理安全、自我评价、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主义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指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环节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页)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其原则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因为获得物质利益，是行为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多数是由物质利益问题引起，这就客观上迫使和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人及人的思想活动的规律，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物质利益问题，特别是同解决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相结合，给职工群众做出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感受得到的实事。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对人的尊重、理解、关心之中，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分配和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和细节中去，实际问题解决之际，常常是思想疙瘩化解之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强化了的物质利益观念下，加大物质利益的投入，可明显诱发并增强驱动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理”
向钱看，为钱干、靠钱转，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实践证明，钱不是万能的，也存在负效应。金钱激励只有临时性效应并存在自然消亡性，即今日有钱今日激励，明日没钱或拿钱时间久了，激励作用便自然消退。而且奖金份额的差别，诱发攀比心理，导致心态失衡和不公平感，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_、‘
中国先哲们认为，成功的管理应是首先对人进行教育的条件下的管理。孔子有“富而教之”之说。墨子则认为：“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墨子·非命》)即强调以表彰孝子以教育人民善待亲人，尊重贤良的人以教育人民为善行，发布的政令反复明确教育人应该怎样做，明确奖赏与惩罚的内容以引导人们不做违法的事。这样，混乱的现象就可以治理好，处于危险环境中的事物可以转化为处于安全的环境。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疏导方针、模范作用、人格力量、以身作则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当代人的潜力是企业的一张王牌，培养和提高职工素质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最强大的武器。
企业教育包括思想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在前者，而两者都十分重视提高人的素质、重视人才开发、重视培养和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其实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开发和激励。
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前条件下，单纯靠表面性的宣传说数收效不明显，应把教育的重心从一般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转到突出地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着重宣传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主旋律上来，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结合生产经营、改革开放中人们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企业目标、行为规范等教育；同时渗透和灌注强制性的法纪教育，对其行为加以引导、约束，使人懂得市场经济的法则。火既可暖之，也可灼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捞”钱，必须有“度”，否则，不仅失“利”，而且丢“本”，甚至赔“命”。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针对性、实效性，亦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建设的服务性和对个人行为的引导性。
同时应牢记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四有”新人、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核心任务，当职工群众的觉悟达到一定水平时，应及时强化施教，使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
（责任编辑：郝幸田）
“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是有感情的人及其思想。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基础和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思想与思想撞击的“警戒线”，能否突破这一“警戒线”和“前沿地带”，是解决思想问题实质的起点、关键点。
以真诚友善而炽热的情怀去开展工作，才能缩短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客体感受到被尊重、理解、信任、关怀，并产生接近、倾诉的愿望，感情相通、相融才有解决思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才有摆脱金钱诱惑，激发客体对工作、事业的激情、热情并促使其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的可能性。
“企业即人”，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治军谋略也可以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一定的启示，例如，诸葛亮在“和人”篇中说：“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有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以逸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人和为本是诸葛亮的治军哲学，它通过“人心之和”达到“上下同欲者胜”的目的。
现代日本、欧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企业的经营哲学思想中大量吸收了东方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以人和、集体主义或家庭主义、忠诚、奉献精神为核心。来实现现代企业管理。
西方管理学大师杜拉克指出，21世纪的企业管理哲学。将以人为中心，以“圆”(圆的特点是圆周上任何一点与圆心之间的距离相等，代表每个点都有公平的地位)、“缘”(缘分、机缘、人缘)为特征，形成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系统。
新加坡有“六顺”：顺情(动之以情)、顺性(根据人们个性和年龄特性施教)、顺势(适时进行教育)、顺理(晓之以理)、顺利(因势利导)、顺真(讲真话，实事求是)，来达到对人的有效管理。
应强调指出的是，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感情投入和激励的导向问题，要坚持格调高尚、有疏有教原则，即注意精神主导，将对职工群众的关心，同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结合起来，启发人们对感情激励的理性化思考，从而产生深层的激励效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感情投入，是一种经济、切实、有效而深刻、持久的激励手段和方法。
“利”
自古在“义利之辩”问题上，儒家倡导重义轻利，但也不忽视惠民。荀子提出“以政裕民”(《富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更趋同于墨家的义利并重观。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只有“交相利”才能“兼相爱”；爱是人人相爱，利是人人相利，利于别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在“理欲之辫”问题上，王夫之提出“天理寓于人欲”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合理的共同欲望在推动着，满足共同的“人欲”，合乎共同的“人欲”，就可以“善天下之动”。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人民利益观。
现代日本式管理模式，所遵循的价值理念——“集团主义价值取向”，也包涵了极强的利益因素，如它包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对正式雇员的全包录用、注重人和、集体决策、对员工福利待遇的温情照料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物质利益，因为获得物质利益，在现阶段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它不仅是物质生活保障的需要，也是个人社会地位、心理安全、自我评价、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主义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指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环节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页)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其原则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因为获得物质利益，是行为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多数是由物质利益问题引起，这就客观上迫使和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人及人的思想活动的规律，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物质利益问题，特别是同解决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相结合，给职工群众做出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感受得到的实事。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对人的尊重、理解、关心之中，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分配和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和细节中去，实际问题解决之际，常常是思想疙瘩化解之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强化了的物质利益观念下，加大物质利益的投入，可明显诱发并增强驱动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理”
向钱看，为钱干、靠钱转，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实践证明，钱不是万能的，也存在负效应。金钱激励只有临时性效应并存在自然消亡性，即今日有钱今日激励，明日没钱或拿钱时间久了，激励作用便自然消退。而且奖金份额的差别，诱发攀比心理，导致心态失衡和不公平感，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_、‘
中国先哲们认为，成功的管理应是首先对人进行教育的条件下的管理。孔子有“富而教之”之说。墨子则认为：“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墨子·非命》)即强调以表彰孝子以教育人民善待亲人，尊重贤良的人以教育人民为善行，发布的政令反复明确教育人应该怎样做，明确奖赏与惩罚的内容以引导人们不做违法的事。这样，混乱的现象就可以治理好，处于危险环境中的事物可以转化为处于安全的环境。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疏导方针、模范作用、人格力量、以身作则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当代人的潜力是企业的一张王牌，培养和提高职工素质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最强大的武器。
企业教育包括思想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在前者，而两者都十分重视提高人的素质、重视人才开发、重视培养和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其实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开发和激励。
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前条件下，单纯靠表面性的宣传说数收效不明显，应把教育的重心从一般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转到突出地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着重宣传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主旋律上来，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结合生产经营、改革开放中人们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企业目标、行为规范等教育；同时渗透和灌注强制性的法纪教育，对其行为加以引导、约束，使人懂得市场经济的法则。火既可暖之，也可灼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捞”钱，必须有“度”，否则，不仅失“利”，而且丢“本”，甚至赔“命”。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针对性、实效性，亦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建设的服务性和对个人行为的引导性。
同时应牢记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四有”新人、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核心任务，当职工群众的觉悟达到一定水平时，应及时强化施教，使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
（责任编辑：郝幸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