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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辜鸿铭《中庸》英译本因地道流畅、文采斐然在西方广为流传，被收入《东方智慧丛书》，并多次重印。对于辜译《中庸》，学者褒贬不一。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对辜译《中庸》进行解读和探析，得出了辜译《中庸》适应了辜选译《中庸》的生态翻译环境，适应性地选择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翻译策略，成功地完成了一部整合适应度高的譯作，是儒家经典英译的典范。
关键词：辜鸿铭 生态翻译学 中庸
一、引言
清末文化名人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打破了儒家经典英译这一领域长期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他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逆流而上，推崇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辩护。他完整地翻译了《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广为流传，获得众多的西方读者，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中庸》译本由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分别在1908、1912年和1913年三次重版印行，销路极佳、风靡一时。
对于辜译《中庸》学者专家褒贬不一，王国维在《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指出其大弊两条，小弊若干……对辜译《中庸》基本持全盘否定态度；林语堂则对辜氏《中庸》大加赞赏、推崇至极，他认为辜氏《中庸》是“如此的卓越聪明，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和明白”，“它使得现代人易于懂得”（黄兴涛，1995：97）。近些年，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从多种角度、运用各种理论在各种层面来解析辜译《中庸》，但是从翻译生态学视角对辜译《中庸》的研究尚未出现。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解读辜译《中庸》。
二、“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是译学界新出现的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翻译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其最早于2001年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随后，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生态翻译学理论”逐渐丰盈成形（胡庚申，2008：11）。
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为中心”，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在翻译生态学中，翻译即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8：13）。
三、辜鸿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制约着其英译《中庸》的适应性选择，我们有必要分析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翻译生态环境，从他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适应、对译者角色的适应以及对受众期待的适应三个方面看他对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一）精通英汉学贯中西——适应译者角色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有十一年的西方留学生活。多年的西方留学生活为辜氏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辜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语言天分突出，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尤其精通英语。林语堂先生认为在中国人中，辜氏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黄兴涛，1995：6）。
辜氏不仅语言方面造诣高深，对西方文学和宗教也有颇有研究。他饱读不少西方作家的著作和思想，了解西方的社会民情、政治、历史、教育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他师从浪漫主义杰出代表卡莱尔，也受到浪漫主义代表阿诺德、爱默生、罗斯金、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浪漫主义思想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构成了他思想中的西方来源。在他日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这些浪漫主义大师的引用比比皆是。
到1880年，辜从欧洲回到出生地，并到新加坡殖民任职，三年后辞职。在此之前，他所知道和欣赏过的唯一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是翟里斯所译的《聊斋志异》（黄兴涛，1995：18）。1882年后，辜氏留居香港，他继续学习中文，攻读汉籍，通过阅读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来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里斯、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黄兴涛，1995：33）。在此期间，辜氏的汉语水平有了些许提高，但是汉语基础还是比较薄弱。1885年，辜氏回归祖国，在张之洞幕府以后，张之洞对辜氏诲以师道，亲自教他读《论语》和查中国字典，后逐渐扩大所学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黄兴涛，1995：37），有了相当的汉语水准和传统文化修养。
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胡庚申，2014：32）。辜氏通晓汉英两种语言结构、了解英汉两种社会文化、能在西学体系下认识了解传统文化，这是辜氏时期普通文人士大夫不具备的优越条件。辜氏学贯中西的素质使他能够顺利适应《中庸》英译的译者角色需求，使成功的英译《中庸》成为可能。
（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社会文化
辜氏对英译《中庸》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适应是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上文中提到辜氏在欧洲留学十一载，深谙西方语言和文学，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者重视心灵道德，否定和评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卡莱尔和爱默生为典型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赞赏和推崇东方和中国文明。“英雄崇拜论”卡莱尔强调贤者和英雄，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君王至上，贤人政治的理想极为相契。这对辜鸿铭日后回国迅速接受和崇信中国统治的政治伦理秩序、人治方法，产生了直接影响。辜一生反复提及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并认为这里的“英雄”即“真正智慧的人”，就是中国的“君子”（黄兴涛，1995：24）。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美更是热烈，他曾认真学习中国四书的全部译本，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说“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黄兴涛，1995：26）。这些点燃了辜氏对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向往，对他回归祖国服膺儒家传统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 虽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辜氏回国之前思想并未完全确立，在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才开始真正认识、理解、最终归服儒家文化、彻底确立文化保守立场。辜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张之洞及其幕府起到了定型的作用。晚清重臣张之洞自身就是一个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兼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的幕府里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的学者和文人，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年期间使得辜氏有机缘同中国最有修养的人一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儒家文化精髓的理解有了飞跃的发展。
辜氏文化保守立场得以确立，时值甲午以后至戊戌时期，此时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军事侵略、民族和文化的歧视。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逐渐形成一种要求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改革中国（黄兴涛，1995：75）。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着辜氏对中西社会、政治、文明进行思考对比。辜氏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于：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民族的傲慢，看不起中国人，而所以看不起中国人，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有真正的道德文明的缘故（黄兴涛，1995：151）。他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逆流而上，为中国传统和中国文明而辩，他赞美儒家文化，抨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西人展示真正的中国文明。
为了解除西方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偏见，辜鸿铭以英文写作抨击西方汉学和汉学家，并尝试英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以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是辜氏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所做出的选择性适应。
（三）英译儒家经典著作——适应读者期待
汉学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重要途径。辜氏在《中国学》中对汉学做了阶段划分，并评论了几部颇具价值的汉学著作。他批评了西方汉学家傲慢自大、总体水平低、研究方法不当、“没有把一个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黄兴涛，1995：47）。其中，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界颇有声望的汉学家之一，他英譯的《中国经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翻译的儒经以严谨、系统、完整、忠实著称，至今仍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标本作品。
尽管如此，理雅各并没有逃脱辜氏激烈的指责。辜氏认为理雅各的英译儒经不能满足大多数英国读者的期望，他在《论语》译序中明确指出理雅各“缺乏文学训练，全无判断力和文学敏锐性，不过是一个对中国经典具有死知识的权威而已……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的知识和道德面貌和一般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的衣着和外貌一样陌生、怪诞”（Ku， 1898，Preface viii）。”辜氏对理氏译本的内容和风格都不满意，他指责理氏“过度使用术语以至于译文粗糙、僵硬、不适当，有些地方仅就形式而言，不合乎语言习惯……无论在他的注释中还是论述中，他都没有标明他将孔子教义视为一个哲学整体来看待（Ku，1998：116）”。完全陌生的东方儒家文化，过多的专有名称、不符合思维英语思维的表达方式这些都会给西方读者造成陌生感，给他们理解儒家经典造成障碍。
四、结语
在英译《中庸》时，辜曾在《中庸》的译序结尾中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就没有白费”（Ku， 1908：xi-xii）。我们可以看出辜氏英译儒经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有明确的读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欧美人。如果说辜氏对理雅各以及汉学家的不满是辜氏英译儒经的直接原因，那么纠正被西方汉学家所扭曲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明、消除偏见是辜氏英译儒经的深层原因。怀着清晰的翻译目的和明确的意向读者，辜鸿铭必定会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来适应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3]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上海翻译，2014（1）：29-35.
[4] Ku Hungming.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
[6] Ku Hungming Trans. The Conduct of Life.2nd ed.London： 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908.
关键词：辜鸿铭 生态翻译学 中庸
一、引言
清末文化名人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打破了儒家经典英译这一领域长期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他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逆流而上，推崇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辩护。他完整地翻译了《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广为流传，获得众多的西方读者，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中庸》译本由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分别在1908、1912年和1913年三次重版印行，销路极佳、风靡一时。
对于辜译《中庸》学者专家褒贬不一，王国维在《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指出其大弊两条，小弊若干……对辜译《中庸》基本持全盘否定态度；林语堂则对辜氏《中庸》大加赞赏、推崇至极，他认为辜氏《中庸》是“如此的卓越聪明，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和明白”，“它使得现代人易于懂得”（黄兴涛，1995：97）。近些年，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从多种角度、运用各种理论在各种层面来解析辜译《中庸》，但是从翻译生态学视角对辜译《中庸》的研究尚未出现。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解读辜译《中庸》。
二、“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是译学界新出现的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翻译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其最早于2001年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随后，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生态翻译学理论”逐渐丰盈成形（胡庚申，2008：11）。
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为中心”，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在翻译生态学中，翻译即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8：13）。
三、辜鸿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制约着其英译《中庸》的适应性选择，我们有必要分析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翻译生态环境，从他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适应、对译者角色的适应以及对受众期待的适应三个方面看他对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一）精通英汉学贯中西——适应译者角色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有十一年的西方留学生活。多年的西方留学生活为辜氏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辜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语言天分突出，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尤其精通英语。林语堂先生认为在中国人中，辜氏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黄兴涛，1995：6）。
辜氏不仅语言方面造诣高深，对西方文学和宗教也有颇有研究。他饱读不少西方作家的著作和思想，了解西方的社会民情、政治、历史、教育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他师从浪漫主义杰出代表卡莱尔，也受到浪漫主义代表阿诺德、爱默生、罗斯金、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浪漫主义思想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构成了他思想中的西方来源。在他日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这些浪漫主义大师的引用比比皆是。
到1880年，辜从欧洲回到出生地，并到新加坡殖民任职，三年后辞职。在此之前，他所知道和欣赏过的唯一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是翟里斯所译的《聊斋志异》（黄兴涛，1995：18）。1882年后，辜氏留居香港，他继续学习中文，攻读汉籍，通过阅读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来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里斯、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黄兴涛，1995：33）。在此期间，辜氏的汉语水平有了些许提高，但是汉语基础还是比较薄弱。1885年，辜氏回归祖国，在张之洞幕府以后，张之洞对辜氏诲以师道，亲自教他读《论语》和查中国字典，后逐渐扩大所学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黄兴涛，1995：37），有了相当的汉语水准和传统文化修养。
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胡庚申，2014：32）。辜氏通晓汉英两种语言结构、了解英汉两种社会文化、能在西学体系下认识了解传统文化，这是辜氏时期普通文人士大夫不具备的优越条件。辜氏学贯中西的素质使他能够顺利适应《中庸》英译的译者角色需求，使成功的英译《中庸》成为可能。
（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社会文化
辜氏对英译《中庸》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适应是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上文中提到辜氏在欧洲留学十一载，深谙西方语言和文学，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者重视心灵道德，否定和评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卡莱尔和爱默生为典型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赞赏和推崇东方和中国文明。“英雄崇拜论”卡莱尔强调贤者和英雄，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君王至上，贤人政治的理想极为相契。这对辜鸿铭日后回国迅速接受和崇信中国统治的政治伦理秩序、人治方法，产生了直接影响。辜一生反复提及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并认为这里的“英雄”即“真正智慧的人”，就是中国的“君子”（黄兴涛，1995：24）。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美更是热烈，他曾认真学习中国四书的全部译本，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说“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黄兴涛，1995：26）。这些点燃了辜氏对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向往，对他回归祖国服膺儒家传统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 虽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辜氏回国之前思想并未完全确立，在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才开始真正认识、理解、最终归服儒家文化、彻底确立文化保守立场。辜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张之洞及其幕府起到了定型的作用。晚清重臣张之洞自身就是一个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兼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的幕府里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的学者和文人，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年期间使得辜氏有机缘同中国最有修养的人一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儒家文化精髓的理解有了飞跃的发展。
辜氏文化保守立场得以确立，时值甲午以后至戊戌时期，此时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军事侵略、民族和文化的歧视。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逐渐形成一种要求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改革中国（黄兴涛，1995：75）。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着辜氏对中西社会、政治、文明进行思考对比。辜氏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于：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民族的傲慢，看不起中国人，而所以看不起中国人，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有真正的道德文明的缘故（黄兴涛，1995：151）。他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逆流而上，为中国传统和中国文明而辩，他赞美儒家文化，抨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西人展示真正的中国文明。
为了解除西方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偏见，辜鸿铭以英文写作抨击西方汉学和汉学家，并尝试英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以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是辜氏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所做出的选择性适应。
（三）英译儒家经典著作——适应读者期待
汉学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重要途径。辜氏在《中国学》中对汉学做了阶段划分，并评论了几部颇具价值的汉学著作。他批评了西方汉学家傲慢自大、总体水平低、研究方法不当、“没有把一个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黄兴涛，1995：47）。其中，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界颇有声望的汉学家之一，他英譯的《中国经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翻译的儒经以严谨、系统、完整、忠实著称，至今仍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标本作品。
尽管如此，理雅各并没有逃脱辜氏激烈的指责。辜氏认为理雅各的英译儒经不能满足大多数英国读者的期望，他在《论语》译序中明确指出理雅各“缺乏文学训练，全无判断力和文学敏锐性，不过是一个对中国经典具有死知识的权威而已……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的知识和道德面貌和一般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的衣着和外貌一样陌生、怪诞”（Ku， 1898，Preface viii）。”辜氏对理氏译本的内容和风格都不满意，他指责理氏“过度使用术语以至于译文粗糙、僵硬、不适当，有些地方仅就形式而言，不合乎语言习惯……无论在他的注释中还是论述中，他都没有标明他将孔子教义视为一个哲学整体来看待（Ku，1998：116）”。完全陌生的东方儒家文化，过多的专有名称、不符合思维英语思维的表达方式这些都会给西方读者造成陌生感，给他们理解儒家经典造成障碍。
四、结语
在英译《中庸》时，辜曾在《中庸》的译序结尾中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就没有白费”（Ku， 1908：xi-xii）。我们可以看出辜氏英译儒经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有明确的读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欧美人。如果说辜氏对理雅各以及汉学家的不满是辜氏英译儒经的直接原因，那么纠正被西方汉学家所扭曲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明、消除偏见是辜氏英译儒经的深层原因。怀着清晰的翻译目的和明确的意向读者，辜鸿铭必定会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来适应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3]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上海翻译，2014（1）：29-35.
[4] Ku Hungming.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
[6] Ku Hungming Trans. The Conduct of Life.2nd ed.London： 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