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7日黄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12万大军，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部分兵力佯动掩护下，分左、右、中三路，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出发，拉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这是一次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的远征，其艰难程度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是罕见的。
　　进行这次远征既是战略需要，也是形势所迫。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由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使得两地面临巨大压力。当时，刘伯承、鄧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一带寻找战机，7月份取得羊山集大捷，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两个旅。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继续留在鲁西南地区，依托根据地相机再消灭国民党军队若干是可能的。
　　但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发了个秘密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其中写道：“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此时，晋冀鲁豫解放军自身面临着很多问题，主力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十分疲劳，弹药消耗殆尽，冬衣困难，急需休整补充。但接到毛泽东的密电后，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意识到，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这是大局，困难再大也要克服。邓小平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跃进大别山，首先要渡黄河。当时正是雨季，连续几天的大雨，黄河水不断上涨，一旦黄河决堤，12万大军无法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1947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室召集干部会议，对何时挺进大别山展开讨论。一部分人鉴于黄河随时有决堤的危险，主张部队应该缩短休整时间，提前出动；而多数人考虑到部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主张按原计划到8月15日再出动。邓小平在会上说：“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指陈毅、粟裕——编者注）、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邓小平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认同，会议决定部队第二天就出发。
　　征程千难万险，特别是通过黄泛区的一段。黄泛区遍地积水和淤泥，人烟稀少，路途难辨，粮食给养无从补给，很多战士生病，只能靠意志坚持行军。
　　1947年8月26日，部队到达淮河北岸的息县、临河一线。这时，前面堵截的国民党整编第65师先头部队距刘邓部队仅15公里，后面还有国民党的19个旅紧紧跟着。如果不能迅速过河，将陷入敌人的夹击。8月27日凌晨，部队抢渡淮河。当刘邓大军主力徒步涉水过了淮河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追到了，但淮河上游的洪峰却骤然奔涌而下，国民党军队只能望河兴叹。
　　过了淮河，就是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如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其他战场调集重兵前来围攻，全国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人民军队从此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刘邓大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勇挑重担，体现的正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服从命令、服从大局、不怕牺牲的严格的政治纪律，这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