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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自己的选择，我有自己快乐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来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快乐。”
2008年的最后一晚，深圳世界之窗跨年演唱会。
现场近四万观众中，“花生”们手持荧光棒，举着“陈楚生”的显示牌，聚集在舞台边最凸显的位置，期待偶像的登场。而千里之外海南的家人和朋友，也在电视机前等待陈楚生的亮相。
自2007年7月夺选秀节目《快乐男声》总冠军后，陈楚生成了海南的骄傲，这位“海南省独生子”承受的巨大压力，都被绚丽的舞台和聚光灯掩盖住了。在这场长达4小时的跨年晚会中，他将以接近晚会压轴的时间出场。
然而，该登场的时候，陈楚生失踪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他，包括父母。
“在演出前一天，陈楚生参加彩排后，跟助理说了一声，‘我先出去一下’，就再也不见踪影。”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透露在此前的彩排环节，陈楚生并没有敷衍了事。导演组对于他的离开也完全没有准备。
在陈楚生走后近24小时，导演组专门抽调了一位工作人员不停与其联系，但电话、短信全都没有回音。在直播前的紧急会议之后，导演组只能舍弃了陈楚生的节目。
歌迷们在得知陈楚生不能如期登场时，有失望有担心，据“大爱楚公子”的资深花生回忆，很多小姑娘怀抱着“楚”字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2009年1月7日下午，陈楚生终于通过某网站发表声明，“首先我没有失踪，这么多天让很多人担心了。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是一个成年人，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担当的，适当的时候我会对大家说明一切，今后的生活和事业规划，适当的时候我会跟关心我的朋友讲。”
陈楚生跨年夜为何失踪，当时不少媒体纷纷给出猜测。九年后再回顾，他当时与天娱传媒之间，在解约问题上愈来愈深的裂痕，成了这次失踪疑云中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如今，陈楚生不愿提起往事，只是简单勾画出前后的状态。在跨年晚会前一晚，他躲在房间里给经纪人写了一封信，包括他的情绪，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最终陈楚生也没有等到一个答案。
“失踪是一个下下策的选择。我不后悔离开，只是自己当时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思维，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因为这件事情它所影响的人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家人。”
随后，陈楚生被天娱告上法庭，索要1亿的天价赔偿，并停止了所有的演出。在此后长达4年的官司中，陈楚生鲜有在公众视线中出现，而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继续回酒吧唱歌。
这段真实又复杂的经历，在他看来，都已成为遥远的注脚。
“我没有想要去证明和对抗什么，我也知道这样做代价很大。但是在我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就完蛋了。我完全就是一个提线木偶，我宁愿不要那些东西。我只想回到我最开始的最舒服的状态。”
这次逃离，让他想起了八年前逃离家乡到深圳的情形。相比幸运的是，年少时对广阔天地的向往，让他找到了自己，而不是彼时的迷茫。
整整十年前，《快乐男声》决赛舞台上，当陈楚生手持冠军奖杯，面对台下数以万计为之尖叫的歌迷时，回想起第一次听到Beyond音乐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时陈楚生13岁，喜欢骑着单车在天涯湾畔的海滨地带感受徐徐的海风，偶尔也会光着脚丫在凉凉的青石板上哼着小曲，那时的天涯海角还没有人满为患的游客，是一处略显孤独和遗忘的空间，远离时间的侵蚀，避开人群的喧嚣。这种平静、淡然的生活，也深深印在了他的性格和思想中，若干年后，他低沉独特的嗓音和内敛温和的创作，成了华语乐坛靡靡之音之外的一股清流。
1991年2月，Beyond 应世界宣明会邀请，探访了战乱中的肯尼亚，七个月后，他们在香港红磡举行了日后被奉为圭臬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将之献给非洲大陆的疮痍与蓬勃。
时隔三年后的一个炎热下午，陈楚生逃课到朋友家，几个对吉他略懂一二的少年，通过一卷录像带间接感受了那场演出的余威。全程120分钟的演唱，陈楚生没有离开过椅子，这支传奇乐队不仅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也让他感受到了温度——一个作品就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它有脆弱的一面，也有理想化的一面，这种矛盾让我感觉有温度。”多年之后再盘复这一幕时，陈楚生才发觉，他多年来对音乐温度的追求和渴望竟来源于此。
这场演唱会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像是掀起了世界的一角面纱，知道了天地何其宽与广，渐渐知晓了山外山、人外人，心中开始藏着滚烫不已的跳动的梦想。伴随着音乐带来的热血沸腾，少年说，“我要成为一名吉他手，我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自此以后，在全家人的反对声下，陈楚生依然堂而皇之地抱着吉他琢磨、研究。初中升入高中，曾一起打闹疯玩的朋友们各自离散，17岁还尚未习惯身边的空落和孤独，陈楚生开始用旋律记录内心世界。那时他还不会写谱，窝在天涯海角的阁楼里一整天，抱着吉他弹出旋律，一句句硬生生刻进脑海，再填上歌词。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想念》。
“还记得我们一起逃学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小店吗/还想念我们的沙滩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
青春期尾巴时经历的孤单，让他慢慢练就自己独特的气场，好像他有一个完整缜密的世界，没有任何疏漏之处，可供外界入侵。
高中毕业后，厌倦了课堂的陈楚生没有选择继续读书，而是遵循父母的意见，在家里的摩托车修理铺帮忙。每天七八點钟来到店里，带着沾满油渍的手套，摸机油、汽油，拆发动机，晚上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
这种日子持续两年，陈楚生最终向父母发起了抗议，“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去努力一把，我为什么就只有这一个选择，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去选择它的方向。” 从19岁的陈楚生拿起行囊去到深圳开始，人生里的每件事情，一直由他自己掌控。“人生已经有太多妥协和不得不，在能为自己选择的时候，我都尽可能遵循内心的想法。”
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处，是老乡开的一家餐厅，做送餐员。在他的想象中。送快餐应该是成龙电影《快餐车》里那样“很酷”的画面——在一个很现代的都市里，穿一件牛仔背带工装服，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广场里。
但第一天的现实打破少年的理想主义：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骑着一辆辆破烂的单车，两侧固定的简易篮子里放着快餐，有些孩子甚至直接拎着几个大袋子出去送快餐。
这种理想主义的特质，陈楚生一直保留到今天，时至今日，有些想法依然让他感觉自己和社会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
少年很快地调整了心态，加入到送餐的队伍中。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餐厅对面小巷子的一家琴行招生，一个月四百块的学费，占了陈楚生工资的五分之四。他简单算了一笔账，除去日常的开支，拿着钱去报了名。
第一堂课他小秀了琴技，发现老师跟自己弹的差不多，然后大家变成好朋友，初露天赋的他，被朋友建议去酒吧驻唱。
到酒吧观摩的第一晚，陈楚生被这些酒吧歌手的技巧惊艳到丢失自信，“他们唱了很多英文歌，我当时就傻了，我在海南基本上没听英文歌，只听过迈克尔·杰克逊的名字，当时觉得太震撼了。”
但他还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到酒吧试唱。第一次和朋友面试，陈楚生上身浅色衬衫下身深色西裤，踩着一双皮鞋，酒吧经理看他第一眼问一旁的朋友，“这个孩子是谁？”
“不管会不会唱歌，但首先要像一个歌手，我当时的打扮真的好奇怪，好傻的。”幸运的是，这个衣着混搭的少年和朋友一起，顺利地进入酒吧驻场。他回忆，没有哪一段时光比那时更奢侈更快乐，大把青春握在手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每天晚上去酒吧唱歌，步行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路都有得聊。没有酒吧唱的时候，我就骑着单车，在这个城市里面到处看，看到有酒吧招聘驻场我就拿笔记下电话，回到去的时候挨个打电话说我是弹唱歌手，需要我可以去试一下。我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够养活自己，觉得太开心了，快乐到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我觉得好知足。”
2003年陈楚生在朋友的鼓励下，报名参加湖南卫视“全国PUB歌手大赛”。PUB一直是孕育乐坛生力军的场所，韩红、杨坤等著名歌手，后来华语乐坛选拔出的实力唱将如张靓颖、王铮亮，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陈楚生想借用这次比赛，“认识更多的音乐人。”平和的心态反而让晋级之路带上了一点点幸运的色彩，在深圳赛区获得第三名（各赛区前两名进入总决赛）的陈楚生，因为有人退赛而替补进入总决赛。在这场被网友称赞评委规格“达到创纪录的高度”的决赛中，面对打分点评的华纳、Sony、EMI、BMG等全国十二家唱片公司的总裁，他以一曲发挥完美的《姑娘》夺得冠军。
虽然这场比赛没有带来四年后“快乐男声”的震动，但让陈楚生全国的酒吧歌手中小有名气，收获了更多的掌声和认可。
三年后，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却迷失了方向。
2007年初，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启动，朋友偷偷给陈楚生报了名。本想抱着吉他试一试的陈楚生，在西安赛区上万人中脱颖而出，并一路不可思议地频频得胜，杀入总决赛。
许巍评价说，“陈楚生特别从容平淡，音乐性特别强，对音乐的把握非常成熟。只要他往台上一站，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内心对音乐的真诚，没有任何修饰，在当今的歌坛上十分难得。”
陈楚生说，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同样的话要说千遍万遍，“那些话说久了以后，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很机械的人，那些回答很场面，非常的场面。”
“我有一点承受不了媒体的追问和放大，还有一些舆论的不客观。”
那时他已经预料到，如果走到最后，要面对更大的压力，面对别人对于自己所有一切隐私的深挖，“不能保留一点自己的东西，不敢说实话，很怕得罪人。”对于比赛的结果，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在最后的三场，他甚至想过退赛，逃离聚光灯。
在宣布冠军的那一刻，场下的所有“花生”为之尖叫，“楚”字的灯牌在台下晃动，跳动着的五颜六色的灯光，打在每一个人脸上。娱乐圈之门向他打开，他犹犹豫豫地走进其中。
陈楚生开始以“天娱”力捧的男歌手身份，出现在各种演出现场，“感觉自己像个花瓶一样，每天被放到不同的地方展示。”行程最紧张的时候，他要每天辗转三个城市。
所有的一切蜂拥而至，反而让他少了太多独立思考的时间，2007年参加比赛开始，他的创作产生于在酒店半夜睡醒的夜晚、出差的路上，创作的碎片用手机录制下来，回到家再整理成一首首歌。
这与他进入娱乐圈的初衷背道而驰。“当一个人入行时，是否有一些前辈对这个人做一个系统的了解，对他的音乐类型还有他的思想表达，有没有给予一个正确的引导。我觉得在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里，远远不够。很多人甚至很多公司，其实更多是看到他在当下能够变现的一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去挖掘他之所以能影响到某些群体的原因。”
一夜之间，好像全世界失去了耐心，大家都要快，更快，还有更大的利益。
他被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被要求以一个正能量的艺人形象接受采访，“我很好，我过得很好。”这种表面的“好”，让他觉得完全不符合生活的常理。“艺人，首先是一个人，他肯定会和社会产生矛盾，和自己产生矛盾。这个才是一个比较人性、比较生活的东西。所有艺人只报喜不报忧，这会让喜欢他的人觉得这个人物很虚，也很单一。我覺得那很恐怖，那不是生活。”
2007年末下起了大雪，陈楚生在歌曲《一个人的冬天》中写道，“这个冬天没有给我惊喜，没有给我曾想象的画面......剩孤单一个我。”他似乎也通过这首歌，在影射入行以来，有很多东西没有给他惊喜，甚至背离了他的初衷。 孤独和迷茫渐渐侵袭，他感觉自己和世界之间隔了一层膜，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姿态与世界融合在一起，他开始看不清楚周遭的环境，只有去听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没有办法抗拒。“我是谁，在做什么，我自己都模糊了，在很多场合中的那个我，让我自己都感觉很恐怖，那不是我，那只是他们希望我拥有的样子。”
一年后，在《鱼乐圈》里，陈楚生唱道，“当自由和自在都远去说再见都来不及，所以我感到恐惧，所以我无能为力，游戏依然继续。”
想要离开的导火索是，公司花十天时间给他做了一张EP，这十天中有大部分时间因为巡演又没法唱歌，还有一天要拍摄MV，这对一向热衷于音乐创作的陈楚生是一种巨大的剥夺。“创作能真实地表达我的状态，思想和价值观，我很喜欢通过音乐来分享我在生活里面感受到的东西。我对物质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我只想有一个可以创作的土壤。”
多年之后，陈楚生在歌里写道，“你的世界我不懂，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的世界你不懂，就别勉强再沟通。”
酒吧，对陈楚生来说，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也是一处人生的退守之地。
在成名之后，他受朋友邀请到酒吧唱歌，却在微博上引起歌迷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掉价”。
这种言论让陈楚生很烦恼，他在微博上一一回复这些“反对者”。“在还没有被全国认识的时候，我只不过是被酒吧里几百个人认识的一位歌手而已，只不过是在酒吧里一个热爱唱歌的普通人而已，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去跟我讲我应该去哪唱，我有自己的选择，我有自己快乐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来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快乐。”
当他逃离跨年夜的当晚，他也做好打算，回酒吧唱歌，“在那里，我会找到舒服的姿态。”
2012年感恩节当天，这场持续四年的官司，最终以陈楚生的一封致歉信和解。此后，他顺利签约华谊，华谊老板王中磊对陈楚生寄予期待，“我觉得楚生跟年轻时的齐秦一样，歌声很有张力和感染力。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不希望他被过度娱乐化，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认认真真地坚持音乐创作。”
虽然备受期待，但是陈楚生的日子依然迷茫。在2013年新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创作过程中，他渐渐遇到了瓶颈，“想写歌，可是没有什么感觉，写出来自己也不满意。”在限定时间内的创作，让他很急又很无力，依然躲不开日复一日的商演。他开始反思，“在这个行业或者是在面对音乐的时候，我究竟做了多少。”他坦言，“那是我最低落的时候。”
2014年上半年，他只身一人跑到纽约学习音乐，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未来到底何去何从，“这些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离音乐是不是越来越远了。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有一个选择，要做音乐该怎么做，如果不做就趁早别在这个环境再折腾了。”
同年，当公司合约到期后，陈楚生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近乎荒唐”的决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和乐队，恢复自由身，和多年好友王栋、陶华组建名为SPY.C（侦探C）的乐队——希望队员“和一名侦探一样，对生活周遭抽丝剥茧，去发掘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摆脱了密集通告的压迫，他与乐队成员花更多的时间在音乐的创作上，细究每一个咬字、每一段音符、每一种音色，一直做到每个人都满意为止。在創作过程中遇到分歧，一般小事陈楚生和乐队都会当天解决，如果事情比较复杂，陈楚生会选择放几天，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将彼此好的创作想法相互融合起来。
经过两年的反复打磨，陈楚生和乐队在地下室改造的录音棚，制作出自己和乐队的第一张新专辑《35》。在这两年里，连儿子 Demo 都知道，“去哪儿找爸爸？”——“地下”。
“这张专辑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也是一个全新的我”。新专辑中的三首单曲《35》《秘密》和《来来回回》，封面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
电台DJ王纯逸评价，“对于陈楚生的改观，是在高晓松的《万物生长》作品集当中，他唱了一首《一叶知秋》。当时我想原来陈楚生唱歌是这么好听的，他是这么Rock。在现在这首《秘密》中，我听到了特别好听的高音和特别迷人的低音。而且整首歌特别有层次，很吸引人，我特别喜欢。”
陈楚生将专辑《35》送给自己，“是自我的一个写照，也是对这几年经历的凝练。”——“在失去和拥有之间，我开始懂得了满足。”他用“反思”来概括新专辑的主题——成立工作室后对现状的反思，对生活状态的反思，以及对音乐内容的反思。
35岁，陈楚生确认此刻自己是开心的。入行第十个年头，他选择避开喧嚣，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所爱。35岁，年纪正好，依旧有态度和倔强，和“成为自己”相比，备受瞩目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2016年12月31日，陈楚生时隔八年重新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献唱老歌《有没有人告诉你》和新歌《35》。对于过去十年，陈楚生在微博写道“往事如风，浅笑而安”。
采访在晚上十点结束，窗外的黑夜被雾霾笼罩得模糊不清。多年前陈楚生曾在《颜色》中唱道，“你涂你的颜色，他换他的颜色，只有我，只有我找不到自己的颜色。”
“现在你找到自己的颜色了吗？”
“现在我觉得我的颜色蛮像城市的夜晚。大体上是黑色的，像我性格中比较安静的部分，但是也有灯红酒绿的点缀，像我放肆、叛逆的一面。在高楼上面俯视这座城市，它给你很安静的感觉，但是它内心的汹涌不代表没发生。它其实每刻都在发生。”
逃离
2008年的最后一晚，深圳世界之窗跨年演唱会。
现场近四万观众中，“花生”们手持荧光棒，举着“陈楚生”的显示牌，聚集在舞台边最凸显的位置，期待偶像的登场。而千里之外海南的家人和朋友，也在电视机前等待陈楚生的亮相。
自2007年7月夺选秀节目《快乐男声》总冠军后，陈楚生成了海南的骄傲，这位“海南省独生子”承受的巨大压力，都被绚丽的舞台和聚光灯掩盖住了。在这场长达4小时的跨年晚会中，他将以接近晚会压轴的时间出场。
然而，该登场的时候，陈楚生失踪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他，包括父母。
“在演出前一天，陈楚生参加彩排后，跟助理说了一声，‘我先出去一下’，就再也不见踪影。”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透露在此前的彩排环节，陈楚生并没有敷衍了事。导演组对于他的离开也完全没有准备。
在陈楚生走后近24小时，导演组专门抽调了一位工作人员不停与其联系，但电话、短信全都没有回音。在直播前的紧急会议之后，导演组只能舍弃了陈楚生的节目。
歌迷们在得知陈楚生不能如期登场时，有失望有担心，据“大爱楚公子”的资深花生回忆，很多小姑娘怀抱着“楚”字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2009年1月7日下午，陈楚生终于通过某网站发表声明，“首先我没有失踪，这么多天让很多人担心了。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是一个成年人，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担当的，适当的时候我会对大家说明一切，今后的生活和事业规划，适当的时候我会跟关心我的朋友讲。”
陈楚生跨年夜为何失踪，当时不少媒体纷纷给出猜测。九年后再回顾，他当时与天娱传媒之间，在解约问题上愈来愈深的裂痕，成了这次失踪疑云中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如今，陈楚生不愿提起往事，只是简单勾画出前后的状态。在跨年晚会前一晚，他躲在房间里给经纪人写了一封信，包括他的情绪，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最终陈楚生也没有等到一个答案。
“失踪是一个下下策的选择。我不后悔离开，只是自己当时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思维，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因为这件事情它所影响的人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家人。”
随后，陈楚生被天娱告上法庭，索要1亿的天价赔偿，并停止了所有的演出。在此后长达4年的官司中，陈楚生鲜有在公众视线中出现，而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继续回酒吧唱歌。
这段真实又复杂的经历，在他看来，都已成为遥远的注脚。
“我没有想要去证明和对抗什么，我也知道这样做代价很大。但是在我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就完蛋了。我完全就是一个提线木偶，我宁愿不要那些东西。我只想回到我最开始的最舒服的状态。”
这次逃离，让他想起了八年前逃离家乡到深圳的情形。相比幸运的是，年少时对广阔天地的向往，让他找到了自己，而不是彼时的迷茫。
年少
整整十年前，《快乐男声》决赛舞台上，当陈楚生手持冠军奖杯，面对台下数以万计为之尖叫的歌迷时，回想起第一次听到Beyond音乐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时陈楚生13岁，喜欢骑着单车在天涯湾畔的海滨地带感受徐徐的海风，偶尔也会光着脚丫在凉凉的青石板上哼着小曲，那时的天涯海角还没有人满为患的游客，是一处略显孤独和遗忘的空间，远离时间的侵蚀，避开人群的喧嚣。这种平静、淡然的生活，也深深印在了他的性格和思想中，若干年后，他低沉独特的嗓音和内敛温和的创作，成了华语乐坛靡靡之音之外的一股清流。
1991年2月，Beyond 应世界宣明会邀请，探访了战乱中的肯尼亚，七个月后，他们在香港红磡举行了日后被奉为圭臬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将之献给非洲大陆的疮痍与蓬勃。
时隔三年后的一个炎热下午，陈楚生逃课到朋友家，几个对吉他略懂一二的少年，通过一卷录像带间接感受了那场演出的余威。全程120分钟的演唱，陈楚生没有离开过椅子，这支传奇乐队不仅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也让他感受到了温度——一个作品就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它有脆弱的一面，也有理想化的一面，这种矛盾让我感觉有温度。”多年之后再盘复这一幕时，陈楚生才发觉，他多年来对音乐温度的追求和渴望竟来源于此。
这场演唱会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像是掀起了世界的一角面纱，知道了天地何其宽与广，渐渐知晓了山外山、人外人，心中开始藏着滚烫不已的跳动的梦想。伴随着音乐带来的热血沸腾，少年说，“我要成为一名吉他手，我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自此以后，在全家人的反对声下，陈楚生依然堂而皇之地抱着吉他琢磨、研究。初中升入高中，曾一起打闹疯玩的朋友们各自离散，17岁还尚未习惯身边的空落和孤独，陈楚生开始用旋律记录内心世界。那时他还不会写谱，窝在天涯海角的阁楼里一整天，抱着吉他弹出旋律，一句句硬生生刻进脑海，再填上歌词。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想念》。
“还记得我们一起逃学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小店吗/还想念我们的沙滩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
青春期尾巴时经历的孤单，让他慢慢练就自己独特的气场，好像他有一个完整缜密的世界，没有任何疏漏之处，可供外界入侵。
高中毕业后，厌倦了课堂的陈楚生没有选择继续读书，而是遵循父母的意见，在家里的摩托车修理铺帮忙。每天七八點钟来到店里，带着沾满油渍的手套，摸机油、汽油，拆发动机，晚上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
这种日子持续两年，陈楚生最终向父母发起了抗议，“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去努力一把，我为什么就只有这一个选择，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去选择它的方向。” 从19岁的陈楚生拿起行囊去到深圳开始，人生里的每件事情，一直由他自己掌控。“人生已经有太多妥协和不得不，在能为自己选择的时候，我都尽可能遵循内心的想法。”
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处，是老乡开的一家餐厅，做送餐员。在他的想象中。送快餐应该是成龙电影《快餐车》里那样“很酷”的画面——在一个很现代的都市里，穿一件牛仔背带工装服，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广场里。
但第一天的现实打破少年的理想主义：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骑着一辆辆破烂的单车，两侧固定的简易篮子里放着快餐，有些孩子甚至直接拎着几个大袋子出去送快餐。
这种理想主义的特质，陈楚生一直保留到今天，时至今日，有些想法依然让他感觉自己和社会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
少年很快地调整了心态，加入到送餐的队伍中。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餐厅对面小巷子的一家琴行招生，一个月四百块的学费，占了陈楚生工资的五分之四。他简单算了一笔账，除去日常的开支，拿着钱去报了名。
第一堂课他小秀了琴技，发现老师跟自己弹的差不多，然后大家变成好朋友，初露天赋的他，被朋友建议去酒吧驻唱。
到酒吧观摩的第一晚，陈楚生被这些酒吧歌手的技巧惊艳到丢失自信，“他们唱了很多英文歌，我当时就傻了，我在海南基本上没听英文歌，只听过迈克尔·杰克逊的名字，当时觉得太震撼了。”
但他还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到酒吧试唱。第一次和朋友面试，陈楚生上身浅色衬衫下身深色西裤，踩着一双皮鞋，酒吧经理看他第一眼问一旁的朋友，“这个孩子是谁？”
“不管会不会唱歌，但首先要像一个歌手，我当时的打扮真的好奇怪，好傻的。”幸运的是，这个衣着混搭的少年和朋友一起，顺利地进入酒吧驻场。他回忆，没有哪一段时光比那时更奢侈更快乐，大把青春握在手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每天晚上去酒吧唱歌，步行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路都有得聊。没有酒吧唱的时候，我就骑着单车，在这个城市里面到处看，看到有酒吧招聘驻场我就拿笔记下电话，回到去的时候挨个打电话说我是弹唱歌手，需要我可以去试一下。我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够养活自己，觉得太开心了，快乐到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我觉得好知足。”
2003年陈楚生在朋友的鼓励下，报名参加湖南卫视“全国PUB歌手大赛”。PUB一直是孕育乐坛生力军的场所，韩红、杨坤等著名歌手，后来华语乐坛选拔出的实力唱将如张靓颖、王铮亮，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陈楚生想借用这次比赛，“认识更多的音乐人。”平和的心态反而让晋级之路带上了一点点幸运的色彩，在深圳赛区获得第三名（各赛区前两名进入总决赛）的陈楚生，因为有人退赛而替补进入总决赛。在这场被网友称赞评委规格“达到创纪录的高度”的决赛中，面对打分点评的华纳、Sony、EMI、BMG等全国十二家唱片公司的总裁，他以一曲发挥完美的《姑娘》夺得冠军。
虽然这场比赛没有带来四年后“快乐男声”的震动，但让陈楚生全国的酒吧歌手中小有名气，收获了更多的掌声和认可。
三年后，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却迷失了方向。
代价
2007年初，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启动，朋友偷偷给陈楚生报了名。本想抱着吉他试一试的陈楚生，在西安赛区上万人中脱颖而出，并一路不可思议地频频得胜，杀入总决赛。
许巍评价说，“陈楚生特别从容平淡，音乐性特别强，对音乐的把握非常成熟。只要他往台上一站，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内心对音乐的真诚，没有任何修饰，在当今的歌坛上十分难得。”
陈楚生说，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同样的话要说千遍万遍，“那些话说久了以后，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很机械的人，那些回答很场面，非常的场面。”
“我有一点承受不了媒体的追问和放大，还有一些舆论的不客观。”
那时他已经预料到，如果走到最后，要面对更大的压力，面对别人对于自己所有一切隐私的深挖，“不能保留一点自己的东西，不敢说实话，很怕得罪人。”对于比赛的结果，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在最后的三场，他甚至想过退赛，逃离聚光灯。
在宣布冠军的那一刻，场下的所有“花生”为之尖叫，“楚”字的灯牌在台下晃动，跳动着的五颜六色的灯光，打在每一个人脸上。娱乐圈之门向他打开，他犹犹豫豫地走进其中。
陈楚生开始以“天娱”力捧的男歌手身份，出现在各种演出现场，“感觉自己像个花瓶一样，每天被放到不同的地方展示。”行程最紧张的时候，他要每天辗转三个城市。
所有的一切蜂拥而至，反而让他少了太多独立思考的时间，2007年参加比赛开始，他的创作产生于在酒店半夜睡醒的夜晚、出差的路上，创作的碎片用手机录制下来，回到家再整理成一首首歌。
这与他进入娱乐圈的初衷背道而驰。“当一个人入行时，是否有一些前辈对这个人做一个系统的了解，对他的音乐类型还有他的思想表达，有没有给予一个正确的引导。我觉得在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里，远远不够。很多人甚至很多公司，其实更多是看到他在当下能够变现的一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去挖掘他之所以能影响到某些群体的原因。”
一夜之间，好像全世界失去了耐心，大家都要快，更快，还有更大的利益。
他被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被要求以一个正能量的艺人形象接受采访，“我很好，我过得很好。”这种表面的“好”，让他觉得完全不符合生活的常理。“艺人，首先是一个人，他肯定会和社会产生矛盾，和自己产生矛盾。这个才是一个比较人性、比较生活的东西。所有艺人只报喜不报忧，这会让喜欢他的人觉得这个人物很虚，也很单一。我覺得那很恐怖，那不是生活。”
2007年末下起了大雪，陈楚生在歌曲《一个人的冬天》中写道，“这个冬天没有给我惊喜，没有给我曾想象的画面......剩孤单一个我。”他似乎也通过这首歌，在影射入行以来，有很多东西没有给他惊喜，甚至背离了他的初衷。 孤独和迷茫渐渐侵袭，他感觉自己和世界之间隔了一层膜，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姿态与世界融合在一起，他开始看不清楚周遭的环境，只有去听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没有办法抗拒。“我是谁，在做什么，我自己都模糊了，在很多场合中的那个我，让我自己都感觉很恐怖，那不是我，那只是他们希望我拥有的样子。”
一年后，在《鱼乐圈》里，陈楚生唱道，“当自由和自在都远去说再见都来不及，所以我感到恐惧，所以我无能为力，游戏依然继续。”
想要离开的导火索是，公司花十天时间给他做了一张EP，这十天中有大部分时间因为巡演又没法唱歌，还有一天要拍摄MV，这对一向热衷于音乐创作的陈楚生是一种巨大的剥夺。“创作能真实地表达我的状态，思想和价值观，我很喜欢通过音乐来分享我在生活里面感受到的东西。我对物质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我只想有一个可以创作的土壤。”
多年之后，陈楚生在歌里写道，“你的世界我不懂，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的世界你不懂，就别勉强再沟通。”
出口
酒吧，对陈楚生来说，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也是一处人生的退守之地。
在成名之后，他受朋友邀请到酒吧唱歌，却在微博上引起歌迷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掉价”。
这种言论让陈楚生很烦恼，他在微博上一一回复这些“反对者”。“在还没有被全国认识的时候，我只不过是被酒吧里几百个人认识的一位歌手而已，只不过是在酒吧里一个热爱唱歌的普通人而已，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去跟我讲我应该去哪唱，我有自己的选择，我有自己快乐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来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快乐。”
当他逃离跨年夜的当晚，他也做好打算，回酒吧唱歌，“在那里，我会找到舒服的姿态。”
2012年感恩节当天，这场持续四年的官司，最终以陈楚生的一封致歉信和解。此后，他顺利签约华谊，华谊老板王中磊对陈楚生寄予期待，“我觉得楚生跟年轻时的齐秦一样，歌声很有张力和感染力。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不希望他被过度娱乐化，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认认真真地坚持音乐创作。”
虽然备受期待，但是陈楚生的日子依然迷茫。在2013年新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创作过程中，他渐渐遇到了瓶颈，“想写歌，可是没有什么感觉，写出来自己也不满意。”在限定时间内的创作，让他很急又很无力，依然躲不开日复一日的商演。他开始反思，“在这个行业或者是在面对音乐的时候，我究竟做了多少。”他坦言，“那是我最低落的时候。”
2014年上半年，他只身一人跑到纽约学习音乐，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未来到底何去何从，“这些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离音乐是不是越来越远了。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有一个选择，要做音乐该怎么做，如果不做就趁早别在这个环境再折腾了。”
同年，当公司合约到期后，陈楚生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近乎荒唐”的决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和乐队，恢复自由身，和多年好友王栋、陶华组建名为SPY.C（侦探C）的乐队——希望队员“和一名侦探一样，对生活周遭抽丝剥茧，去发掘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摆脱了密集通告的压迫，他与乐队成员花更多的时间在音乐的创作上，细究每一个咬字、每一段音符、每一种音色，一直做到每个人都满意为止。在創作过程中遇到分歧，一般小事陈楚生和乐队都会当天解决，如果事情比较复杂，陈楚生会选择放几天，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将彼此好的创作想法相互融合起来。
经过两年的反复打磨，陈楚生和乐队在地下室改造的录音棚，制作出自己和乐队的第一张新专辑《35》。在这两年里，连儿子 Demo 都知道，“去哪儿找爸爸？”——“地下”。
“这张专辑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也是一个全新的我”。新专辑中的三首单曲《35》《秘密》和《来来回回》，封面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
电台DJ王纯逸评价，“对于陈楚生的改观，是在高晓松的《万物生长》作品集当中，他唱了一首《一叶知秋》。当时我想原来陈楚生唱歌是这么好听的，他是这么Rock。在现在这首《秘密》中，我听到了特别好听的高音和特别迷人的低音。而且整首歌特别有层次，很吸引人，我特别喜欢。”
陈楚生将专辑《35》送给自己，“是自我的一个写照，也是对这几年经历的凝练。”——“在失去和拥有之间，我开始懂得了满足。”他用“反思”来概括新专辑的主题——成立工作室后对现状的反思，对生活状态的反思，以及对音乐内容的反思。
35岁，陈楚生确认此刻自己是开心的。入行第十个年头，他选择避开喧嚣，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所爱。35岁，年纪正好，依旧有态度和倔强，和“成为自己”相比，备受瞩目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2016年12月31日，陈楚生时隔八年重新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献唱老歌《有没有人告诉你》和新歌《35》。对于过去十年，陈楚生在微博写道“往事如风，浅笑而安”。
采访在晚上十点结束，窗外的黑夜被雾霾笼罩得模糊不清。多年前陈楚生曾在《颜色》中唱道，“你涂你的颜色，他换他的颜色，只有我，只有我找不到自己的颜色。”
“现在你找到自己的颜色了吗？”
“现在我觉得我的颜色蛮像城市的夜晚。大体上是黑色的，像我性格中比较安静的部分，但是也有灯红酒绿的点缀，像我放肆、叛逆的一面。在高楼上面俯视这座城市，它给你很安静的感觉，但是它内心的汹涌不代表没发生。它其实每刻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