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企鹅出版社的《当代英国诗歌》收录了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作品。诗集主编颇具慧眼，13年后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当时希尼非但没有满怀感激，反而给这位主编写了一首198诗行的《公开信》，抗议该诗集称其为“英国诗人”。他在信中说：“请考虑我的护照是绿色的。我们的酒杯未向女王举起。”此时很多人仍习惯于称他为北爱诗人。所以，这封公开信中的绿色护照表白，显示出比英国主编更偏激的姿态。他在这里所说的绿色也不单指护照的颜色。
　　至少从17世纪起，绿色就成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象征，带竖琴的绿旗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旗帜。但在1916年爱尔兰历史上著名的复活节起义期间，起义者将自己的旗帜插上了爱尔兰邮政大楼，上面却印着绿白橙三种颜色。与绿旗的斗争含义不同，三色旗中加入了象征新教徒的橙色，并用白色呼唤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实现和平。从这个角度看，希尼强调其护照是绿色的，无疑包含挑衅式的民族主义姿态。
　　早在莎士比亚笔下，爱尔兰人麦克默里斯船长就问过“什么是我的民族”，这个困惑至今未变。可以说对民族身份的思考构成了当代爱尔兰作家创作的重要部分。在当代爱尔兰作家中，希尼的作品尤其被欧美读者视为表达着对爱尔兰身份的深刻思虑。
　　后来，希尼曾写下“我把个人的爱尔兰情感当作元音，把英语滋养的文学意识当作辅音”。英国媒体固然会欣赏其文化融合的态度，希尼周围的天主教社会却可能视之为背叛。其实，早在1975年，希尼就已注意到群体身份与个人意识之间的矛盾，并在诗中反思自己那“负有义务的忧伤”。这忧伤“是为了耳朵，为了民众，还是为了那些背后的言词？”
　　1972年，英军枪杀13名天主教示威者，北爱形势急剧恶化。几个月后，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威克劳郡的格兰莫尔。有人认为，这一改换护照颜色的选择，公开表明了他的爱尔兰立场，但也有不少北爱天主教徒认为他背叛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爱同胞。事实上，“改换护照”确实包含着介入和逃避双重含义，而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态度在希尼的很多作品中也都存在，可见希尼创作过程中面临着深刻矛盾。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说，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们所谓的道德问题”。民族主义早已不仅是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演变成了一种道德。
　　每个民族的文学中都有对那些以群体利益为重的英雄的讴歌，历史的传唱把集体利益至上演变为一种自觉的责任。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小说引用约翰·邓恩的布道词：“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自己的损伤。
　　希尼毕竟是一个诗人，他的历史意识经常超出其民族主义道德吁求，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有更细致的辨查，而不是简单选择。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之后的作品表明，他逐渐离开民族立场，转向了个人。
　　他开始意识到，北爱的冲突并不全是个体民众的选择，背后实际存在着政治力量的操控，这促成他最终放弃了1982年的立场，开始强调个人意识的重要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呼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个体之间应更多表现出相互同情和保护。
　　当民族主义成为群体的道德目光，坚持不同的个人判断并不容易。
　　对于已经登上世界文坛顶峰的希尼来说，像他笔下退伍的“爱尔兰佬乔伊斯”一样把战争留在身后，在个人生活中找到天堂是可能的，但对生活在北爱的人来说，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冲突并未结束。不过，对于个人和民族，就像耶尔·塔米尔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中探索的那样，未必就不能找到一个完满的结合点，毕竟没有抽象的民族，只有“我的”民族。而希尼的启示则在于，对民族的看法同样包含着历史的想象，重要的是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目光。
　　在群体的目光下，更需记住自己的目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