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国宝,70年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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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中展出的西周青铜虎鎣,原为圆明园旧藏,2018年3月现身英国拍场,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在各方努力下,12月11日,虎鎣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中国文物学会据此估算,中国流失的文物总数,大约有1000万件。
  19世纪中叶,列强的坚船利炮,震碎了晚清朝廷天朝上国的迷梦。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以伯希和、斯坦因为代表的汉学家,以考察探险为名在我国西北掠走大量文物,令陈寅恪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民国时期,国内军阀、奸商勾结外国商人,大肆倒卖中国文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相互串通,掀起了一股盗窃、走私文物之风……一件件文物,如游子飘零、流散他乡,让国宝“回家”成为万千国人无时或忘的惦念和等候。
  9月17日,“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物的聚散回归,与国家治乱兴衰息息相关,紧紧牵动中华儿女的心弦。”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从1949年至今,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我国已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
  这次是我国首次对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就进行全景式展览。红色的展厅中,600余件文物躺在浅黄色的展台上,讲述着七十载回家路的曲折与壮阔。

“收购小组”的追宝传奇


  展览以6尊圆明园青铜兽首拉开序幕。鼠首、牛首、虎首、兔首、猴首、猪首,颜色深沉,内蕴精光,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万园之园”付之一炬,珍贵文物被掠西去,十二兽首即在其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陆续现身海外。一念在兹,万山无阻。中国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推进文物回归,从牛首、虎首、猴首的国企竞拍,到马首、猪首的华商捐赠,再到鼠首、兔首的外国友人返还。目前,圆明园十二兽首,8尊已回归中国(其中一个龙首在台湾),蛇首、羊首、鸡首、狗首,至今下落不明。
  圆明园兽首从星散到重聚,辗转走过的,正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文物回归之路。
清代圆明园青铜十二兽首之兔首,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徐森玉夫妻与长子伯郊合影。
晋王珣《伯远帖》(局部),藏于故宫博物院。

  这条回归之路,也叠印着共和国七十载的风雨历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国力维艰、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已将遏制文物流失、抢救重要国宝摆上重要议程。在展览的第一单元,最为瞩目的莫过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追宝传奇。
  上世纪40年代,大量国宝珍玩南流至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外国机构、收藏家和文物贩子,携带巨款聚集于此,随时准备将国宝攫之而去。
  不顾初期一穷二白、资金紧张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下令拨出专款,抢救国宝。1951年春,文化部成立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在国家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推荐下,徐伯郊担任小组负责人,另有沈镛和温康兰两人从旁协助,负责付款等事。
  徐伯郊是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幼承家学,对古籍、字画的鉴定很有眼力。抗战中,故宫文物南迁,时任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徐森玉,负责押运其中80箱前往四川巴县,路遇土匪拦截,要他把儿子送来做徒弟。徐伯郊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立即赶赴贵州安顺,甘作人质,与土匪周旋,最终使文物顺利入川。新中国成立后,他旅居香港,任职银行界,又素来出手阔绰,交游甚广,消息十分灵通,由其出面收购国宝,正是最佳人选。
  “收购小组”抢救回来的第一批国宝,是《中秋帖》和《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并称“三希帖”,曾被乾隆皇帝宝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辛亥革命后,中秋、伯远二帖流出宫外,无意中为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葆昌所得。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了《中秋帖》和《伯远帖》,立刻与其商谈收购之事,说好以20万元的价钱成交。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4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他的银行账户又被全部冻结,无奈之下,只能放弃。
  此后,因为经济困窘,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二希”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国宝面临流出域外的危机。   郑振铎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请求立即拨出专款,将“二希”购回。徐伯郊接受任务后,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大义,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多方奔走,疏通银行,答应郭之贷款由他负责偿还。最后,“二希”以35万港币被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后几年,“收购小组”有计划地征集了唐韩滉《五牛图》、五代董源《潇湘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等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的回归,成为新中国保护文物的一段佳话。

中国海外追宝第一案


  改革开放后,我国文物事业迅速步入法制化、专业化的快车道,也实现了与全球化、国际化的融合接轨。第一次通过国际司法诉讼追索走私文物,第一次叫停海外市场流失文物拍卖,第一次促使外国博物馆返还被盗文物……流失文物回归渐成趋势。
  第二單元展出的两件五代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就牵连出一场曲折的文物追索。
  1994年夏天,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的老百姓在西燕川村西坟山上发现一座古墓。发现时,古墓已有一个直径1米的盗洞。专家赶赴现场,确定这是王处直的墓地。王处直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是河北地区重要的藩镇将领。墓中原有石刻浮雕18件,被盗走10件,其中包括两件武士像,作为门神,左右看守着墓葬。
  2000年3月,21世纪的第一场佳士得春拍在纽约如期举行。中国画家袁运生在翻阅拍卖图录时发现了一件中国古代浮雕,估价50万美元。长方形汉白玉石上的浮雕武士,身着戎装,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上卧一只凤凰。武士手里拿着宝剑,剑尖指向卧牛口中的荷花。袁运生曾研究过王处直墓中的雕像和壁画,他判断,这件浮雕就是墓中的被盗文物。
  他当即与中国文物部门取得联系,经专家确定,这就是王处直墓中的武士像——两位门神的其中之一。国家文物局立即成立追索小组,开始跨国追讨文物。1989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7年又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按照这些公约的相关规定,文物流失国有权追索流失文物,流失文物应当归还其原属国。
  尽管有国际公约的法律保障,追讨的过程依旧充满艰辛。文物所有者一再推脱,否认武士像是被盗文物。我国专家便把王处直墓周围的土样,与正在上拍的武士浮雕身上的土样进行化验比对,结果两份土样完全一样。
  经过多方交涉,美国司法部门最终做出裁决:将文物没收,无偿归还中国。这是中国通过国际公约无偿追回的第一件文物。这场轰动一时的文物追索,被称为中国海外追宝第一案。
  传奇还在继续。拍卖会上的风波,引起了美国大收藏家安思远的注意。他主动联系中国文物局,说几年前在香港买过一件尺寸同等的武士浮雕,还将彩色照片寄到中国。照片上的武士,同样身着戎装、手握宝剑,不同的是他脚踏麋鹿,肩上盘卧的是一条青龙——正是另一位门神。这两名武士就是中国人所皆知的两员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经磋商,安思远将这一件武士浮雕无偿捐献给中国。就这样,两位命运多舛的门神得以幸运“回家”,重新相聚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完罍归湘


  近年来,我国文物追索的“朋友圈”正迅速扩大。圆明园虎鎣(音同莹)、秦公金饰片、曾伯青铜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自欧洲、北美、日本等地重回祖国。游子归家,文物的含义早已超越本身,成为历史的证物。
  展厅中,第三单元的“皿方罍(音同雷)”,是展览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文物之一。
  罍,是大型盛酒器和礼器,用于王室和贵族的盛大宴会。“皿而全作父己尊彝”,这是皿方罍器盖上的铭文。3000余年前,皿氏一族为祭祀父辈先人,铸出这尊青铜重器,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绝品,堪称“方罍之王”。
  1919年,湖南省桃源县,皿方罍在这里“重见天日”。《桃源县志》记载:“民国八年,水田乡农人艾清宴耕田于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识为何物。”
  5年后,益阳古董商石瑜璋慕名而来,愿意出400大洋收走文物。艾清宴的儿子(一说大哥)拿上盖子去了漆家河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雨“掌眼”:“如此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钟校长看到盖子上“父己尊彝”几个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大洋购买全器。石瑜璋闻声,心知生意要黄,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
  这一逃,方罍从此身首分离,一去就是近百年。
  后来,钟校长主动找到湘军首领周磐,表示要将方罍之盖捐给国家。周磐却将国宝据为私有,直至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才献出方罍盖,并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转的详细经过。1956年,方罍之盖移交湖南省博物馆,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代青铜皿方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另一边,器身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漂泊,辗转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多位知名古董商之手,直至再无音讯。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那里,发现了销声匿迹的皿方罍器身,如同久别重逢,百感交集。而新田听说盖子就在湖南省博物馆,也欣喜若狂。此后,日本藏家与湖南省博物馆数度互动,双方均想以各自的方式使器物合璧,终未成功。
  直到2001年,从纽约传来一个震惊消息:皿方罍将亮相佳士得拍卖会。原来,新田此时事业受挫,决意出手自己的宝物。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得知国宝将被拍卖,火速联手筹集了300万美金。原以为这笔巨款能独占鳌头,不料一位法国买家紧随其后。拍卖槌落下,924.6万美元,创下亚洲艺术品最高拍卖纪录。这个天文数字,扼杀了皿方罍的合体之路。
  2014年3月,皿方罍重回佳士得拍场。又到了让中国文博界揪心的时刻。在纽约,大街上、餐厅里,到处都是古玩界的“熟脸”,国际上的顶级藏家也悉数到场。
  这一次,湖南人不会坐视不管。收藏家谭国斌发起了“完罍归湘”的号召,联合湖南的6家企业,向拍卖行提出联合洽购的要求。洽购团动身赴美,与佳士得谈了三天三夜,终于,皿方罍器身以大约低于预拍成交价一半的价格购得。
  纽约时间3月20日上午11时,也就是原定的“一场最为激烈的‘罍王之争’”上演的时刻,佳士得拍卖师在现场宣布了洽购成功的消息,皿方罍将在湖南博物馆永久保存,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拍卖市场。
  全场掌声雷动,谭国斌却不在场。他在场外刷卡刷了两天。“我有两张卡,一张一次只能刷2000美元,另一张只能刷5000美元。300万美元的定金,用了两天,刷了1200多次才付完。不仅刷卡,签名也要签1000次,但想到国宝能回家,心里特别甜。”
  2014年6月21日,皿方罍入境通关,重归湖南。2017年11月,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皿方罍在“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中亮相,3000年前祖先留下来的器物,终于能对后人一诉衷肠。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曾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 70年来 ,一条文物归来路,虽筚路蓝缕、路转峰回,但终将柳暗花明、其道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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