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静海县有一个村子叫小黄庄，村中有九家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以血缘宗族关系为技艺传承纽带、以手工制作为主的乐器作坊。村民们制作各种形制的笙，还有唢呐、管子、葫芦丝、钹、铙、架子鼓等乐器。他们制作出来的乐器，尤其是主要产品——笙，销售至天津、北京、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湖南、河南等地，客户群体主要为民间音乐会、鼓吹班、戏团等乐社。他们通过对这些乐器的销售，保持着与这些乐社的活动的紧密联系。他们不仅是乐器的制作者，同时一部分人也是音乐的演奏者。他们手中所用的生产工具并非普通农民们使用的锄、犁、耙，而是制作簧片所用的四棱（或三棱）抢刀、制作音窗所用的刻刀以及调音点笙所用的烙铁和点针。他们耳中常听到的不是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喧嚣，而是严笙时竹材与锉子相磨、点笙调律时两音相和的噪音与乐音。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仅有600多人的村子中有如此众多的乐器制作工匠聚居在此？又是什么因素使这么多民间的乐器手工作坊在如今工业时代机器大批量生产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
　　对于传统手工艺人来说，他们的技术能否得到保存，主要取决于那里还有没有使用者。比如，云南彝族刺绣的保存也是同样的道理。石林阿着低村彝族的刺绣工艺能够被保存下来，并且得以发展是因为村民们普遍认为，刺绣是撒尼女子必备的一项技能，刺绣技艺的高低能显示出女子手艺灵巧的程度和贤惠持家的能力，所以，传统上，刺绣技艺还是青年男子择偶的一项重要标准，姑娘贴身的绣花腰带成为谈情说爱时的定情信物①。由此可见，只有被大众所需要的东西才有可能保留到最后。
　　小黄庄于明朝初年建村开始，便有着在葬礼时请鼓吹班社的风俗习惯，上百年间未曾改变。即使政府曾颁布“坚决杜绝吹鼓手为丧葬活动服务”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音乐会等音乐社团的活动也不曾间断。此外，地缘关系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与小黄庄村相临、交界的东滩头乡，大城、文安二县，沿庄乡，王口镇等地，也是民间音乐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据统计，“1990年全静海县有鼓乐组织67个”③。有了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民间乐器的制作才得以在此生根发芽！
　　笙，这件乐器，无论是在制作工艺，还是在簧管耦合振动的物理属性上，都相当复杂。一攒笙从选材到制作出成品，需要8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至关重要，大部分为手工制作，而且，制笙师傅要根据不同的需要制作出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使用者得心应手的乐器。这一特点在民间乐社的用笙中尤为显著。
　　2006年1月11日，笔者在小黄庄艺和乐器厂采访孟宪发师傅时，碰巧赶上河北沧州小王庄镇李庄子的韩景刚师傅来此修笙。他们村里的音乐会是“道会”（道教传统的民间音乐会），此次来修理两攒C调的笙。实际上，他们使用的笙并不是正C调，在发音上出的是比B调高出20音分的音。难道是笙因年久未修而跑音了吗？还是民间的制笙师傅们根本调不准音律呢？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笙上所定调门的高低，是要与文场（相对于乐器演奏的“武场”而言）念经的声调相一致，换句话说，乐器的音律是以人的嗓音作为标准的。只有这些民间的制笙师父，才能如此地了解周边地区每一家乐社的乐器用律，这种制作者与使用者长期密切的联系，就宛如生命之树上瓜与蒂的联结，互相滋养，依傍生长。
　　民间文化的传衍大多是凭借着口传心授这种脆弱的方式一代代相传下来的。家庭血缘的宗族关系便成为手艺相传的纽带。长辈们、老人们是怎么教的，后辈们就怎么学，不能轻易地改变传统。这样的观念使很多传统的文化艺术得以完整地保留到现在。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制笙世家，手中的第一个玩具可能就是笙上的某一个部件，闻到的会是竹子和木头的味道，听到的会是大人们调簧时发出的声音，看到的会是爸爸、爷爷每天在桌旁做笙的情景，学会的第一件乐器会是由自己家做出来的，长大后会跟着大人们学着将儿时的玩具组合成一攒完整的乐器。
　　在没有定音哨和电子校音器的时代，制笙师傅们在用云锣或笛子定好主音后，其他音全部要靠耳朵（听觉）来调准。孟宪发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专门练习过听音，反复地听某一根管苗所发之音，然后再听两根相和的管苗，直到把所有管苗的发音牢牢记在心里，印在脑海里。我将他们的定音听觉称为“民间耳朵”，将自己的耳朵称为“学院耳朵”。有趣的是：在作为生物中人耳的机能上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在音乐领域中却又是不同的，真正让我们不相同的原因是生活的环境造就的。正如他们从小听的是音乐会的音乐，看的是家中长辈们做笙的过程和乡里乡亲扭的大秧歌，而我们从小听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和布满大街小巷的国内外流行歌曲。我们知道，山可以阻挡文化的传播，山的一边和山的另一边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可是21世纪的今天，大自然的山再也阻挡不住任何的文化传播。在日月更替中静静伫立着的山，无言地看着在山下两边生活着的人们，吃着一样的快餐，哼唱着一样的网络歌曲……
　　从古至今，以口传心授、代代相传为主要传承特点的民间文化，在典籍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排挤下，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对于“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来说，“艺人”（或者说“人”）无疑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载体。没有了艺人，传承就会中断。
　　笔者2003年4月第一次采访小黄庄原大队笙厂的老厂长和原村支部书记李宝砚。李老先生当时89岁高龄，却依然清晰地记得村中有关音乐会和笙厂的历史。在这之后的多次访谈中，李老先生为我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口述资料。2003年6月28日，当我采访完老先生准备返回天津时，老先生临别的一句“后会有期”，却成为了我们之间最后的记忆。2004年10月，当我再次到村中采访时得知，李老先生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没有去采访小黄庄的笙厂，没有李老先生那及时的回忆之谈，谁又能了解到这个村庄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谁又能为他们留下只字片语？！又有多少故事和泥土一起掩埋？！
　　2006年1月，当我相隔一年之后再去小黄庄调查时，看到的景象却令我尤为吃惊！一年前还处在正常经营之中的九家乐器厂，如今只剩下三家，其他的厂家已经解散。其主要原因是近两年原材料一直在涨价，从福建买的竹子一根由七八角钱涨到了2元多，从河北南皮县购买的铜的价格也由原来的14元钱一斤涨到了30多元钱一斤。笙消费市场的饱和，已经促使各个厂家降低价格销售，而原材料的涨价对于本来就是薄利经营的各厂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孟家制笙已经四代了，孟宪发师傅的两个儿子孟庆松和孟庆柏从小和孟师傅一起制作笙，并以此为业。现在，孟庆松自己开了家做响器的厂子，制作铙、钹、锣等打击乐器。孟庆柏在结婚后，离开乐器厂到县城和老丈人一起做起了制作化工材料的买卖。当问到制笙技艺的传承时，孟师傅只能以叹气作为回答。保留手艺的传承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却无权让这些还留有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农民为了保留民间的艺术而继续贫困下去。
　　目前，随着乡村城镇化过程的迅速发展，各种民间作坊正在逐渐消亡。这是无法抗拒的事实。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把这些还处在“活态”中的民间文化以及手工艺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技术、语言、行为等等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民间文化，从而对其加以更多的关注，而不能就这么让它们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当我们开始对那些手工制作的乐器、陶艺、编织、刺绣、雕刻等手艺加以青睐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物品渗透着人的智慧和想象以及代代相传积累起来的技术含量，在手工背后还隐藏着制作者的生活景象和大量的历史信息。
　　近年来，我国在提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这种乐器的手工制作技艺本身就是一种记忆性的无形文化遗产。乐器是有形的，但由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以及制作乐器的手艺是无形的。正因为它们是无形的，所以，它们也是容易消失的。我们要通过对这些容易消失的无形文化遗产的记录、调查和研究，来使社会中更多的人去关注它们的生存与保护。
　　
　　①肖青《石林阿着低村彝族刺绣工艺调查报告》,《民族艺术研究》2005年第3期:第6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