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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从社会观念的角度讲；从做人讲，我是个单纯的人。”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罗永浩说。
罗永浩，1972年出生，吉林延吉人，人称“老罗”。其实，知道“老罗”的人比知道罗永浩的人更多。老罗曾经是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骨干教师，在新东方教学5年后辞职创业。如今的他是“老罗英语培训”的老板兼“嫣牛博”网的主编。
倒退30年，没人能够想象，像老罗这样的人物会在中国红极一时。他愤世嫉俗的“语录”在网上疯传，他的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座右铭，他两次当选百度十大年度风云人物。他要做中国“70后”的标志人物。
“离经叛道”的尝试
老罗“牛”，是因为他用经历告诉别人，世界上没什么事不能尝试的。“我只不过是个正常人，任何人都能在很短时间内达到我这水平。”
到新东方前，老罗没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教英语。高中时期，老罗严重偏科，语文和立体几何等课目能得近满分，英语只得20多分。英语老师对老罗不屑一顾，他索性在英语课上看小说。“高二上半学期我就退学了，因为实在没办法在学校呆下去。”老罗所在的延边二中是重点高中，但在老罗看来，半数以上同学都是书呆子。“我爱说脏话、替同学出头打架，被认为是个臭流氓，在那里太不合群，也没希望考上大学，还不如干脆退学。”
和很多把考学当成“终生事业”的人相比，那时候的老罗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但在如今看来，却又是多么的正常。老罗也有梦想，他想当个作家。当然，老罗当作家的初衷，也多少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自己擅长写小说，当作家也不需要大专以上学历，而且，“关键是，80年代末的作家过得挺好，很容易养家糊口。”于是，老罗在家看了一年多的小说，深受李敖的影响。
“李敖现在很不像话，但至少他年轻时形象是个斗士，他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隐瞒得很好。他在露馅之前，一直是我的启蒙偶像。”当作家这个念头，多年后老罗又拾起过一回。那时他办网站失败，打算写书谋生。但他写了8万字后发现，如今在中国靠写小说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作家不超过20个，于是断了这个念头。
老罗早年也做过生意。“卖过二手书，开过两个月的羊肉串店，倒卖过走私车，还去韩国贩过药材，打过工。”不过，“那个时候年轻，做事没有压力，容易放弃。我的毅力都是后天逼出来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老罗觉得自己不能总是盲目出击了。“1995年，我去天津找姐姐，顺便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就在天津外国语学院旁听了一年的英语课，也没学到啥东西，主要是为了谈恋爱。”恋爱之余，他也偶尔倒卖个电脑配件，就这样晃了4年。“到了1999年，我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出来。你想，一个27岁的大小伙子，哥哥姐姐过年过节都给父母买礼物，我只能对父母说点好听的讨他们的欢心，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一次无意中听朋友说，新东方老师年薪有100万。为了挣点钱，我打算去那里教英语。”
老罗发了狠，倒是有股“拧”劲。他蔑视英语：“我从来不觉得它是个什么难的事情，语言就是门熟练功夫，没有什么知识含量。”他跟英语“玩命”：把自己关起来，整整一年“像坐牢一样”，天天用电脑软件背单词，“一年后，视力急剧恶化，从此戴上眼镜。”不过，他也终于在2001年当上了新东方英语老师。
质疑与焦虑来自哪里？
老罗常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他追求成功，却又似乎总在质疑自己的成就，甚至嘲笑自己的前一个“里程碑”。这是他一种另类的张扬方式。在新东方，老罗是“名师”，但他说：“我的口语很差，只是听力很好，我在新东方和外教都说中文，不和他们说英语。”在老罗看来，自己的心理素质其实并不好，“性格也很放不开，每次讲课的时候都紧张、出汗，直到我在新东方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紧张状态才慢慢好一点了。现在我走进一个新的班级讲课时，还是会紧张。”
对新东方，他这样说：“我看到新东方理想主义光环的破灭，对俞敏洪（新东方创办者）的商业化办学理念完全不认同。他给人的感觉是，老板永远是弱者。他很痛苦，很彷徨，充满理想，但是在商业世界里他没办法。其实，在里面3年后我就看明白了，什么理想，就是为了挣钱。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更喜欢那些‘老子就是为了挣钱’的纯商人。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讨厌。”
老罗要钱，但也不在乎钱。老罗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焦虑就是来自于经济不独立这件事实。”在新东方，他5年挣了200多万，却“都花光了”。“我从来不理财，是‘月光族’。请客吃饭，我从中得到快感，现在有老婆约束我，所以好一点。而我之所以是个‘月光族’，是因为我从小就妄自尊大地认为我能挣大钱，所以那些蝇头小利根本不在乎。个人财富有一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钱多少都是一样的。比如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富翁和排名第一万的富翁生活质量没有多大区别，除非你傻到非要买飞船到月球玩。”
但为了挣钱，老罗自己还是办起了英语培训。“我想了半天，我岁数大了，不容再有失误了，尽管我是个成本意识差的老板，但英语培训是个暴利行业。别人能做到20%的利润，我能做到10%就可以。我这么多年的人气和影响力都在这个领域，综合这些原因，后来和一个朋友合作创业，开了这个‘老罗英语培训’。但我个人对英语培训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纯粹是为了挣钱。”这个生意在他看来是成功了，“今年盈利100万元没有问题，下一步的增长会更快”。
但钱没有让老罗满足。“原本我认为我挣够1000万我就会退休，到加拿大和老婆孩子在海边晒太阳。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变了。我要做慈善，这对我的名声和影响力会加分。”
永远对现实不满
老罗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人？“我认为‘70后’整体没什么出息，活得很窝囊，没什么标志性人物，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赶上互联网浪潮的马化腾等人。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成为‘70后’的标志性人物。”这话，老罗大咧咧地说了。
当然，对一个以“愤青”自居的人来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本色。“我15岁就是个愤青，8岁就开始了对中国教育的反抗——一帮教师在那里猜鲁迅先生文章的意思，然后把猜出来的结果当正确答案，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而已。”在老罗眼里，“愤青”是个褒义词，“他们对生活现状永远不满，充满理想，改变世界的决心和力量很强烈，并且有头脑。正常智商的人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下都应该是个‘愤青’，如果不是‘愤青’，那么这个人很可疑——要么是智力可疑，要么是人品可疑。”
老罗的愤怒，他自认是对着“社会上的不平等”而发。“我的愤怒总是对准社会不公现象。我特别瞧不上很多人，不平之事落在自己身上愤愤不平，落在别人身上就特别冷漠。这些人也这么看我。在新东方教书时，我总是指责中国的户口制度，很多人就说我是农村户口。其实我从一出生就是城镇户口。”
老罗说，自己“内心很强大”。“青春时代如果被女人欺骗，很多男人会变得玩世不恭。被女人、被朋友欺骗和出卖，这些事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没有留下阴影。”这是老罗“皮实”的一面。而有些人受到打击，会“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这些人觉得自己是变成熟了，但其实他们是变恶心了。”老罗特别提起了彭宇案。“彭宇案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照样会扶老人，虽然我也会害怕被冤枉，但我还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生需要解释
老罗自诩“是个很有影响力和魅力的人”。他调侃说：“我刚去新东方时大概140多斤，穿戴很讲究，看着人也挺利索，第一年讲课我自己很不满意，但收到很多情书。后来胖了，胖到了160斤、180斤。到了190斤，就没有情书了。其实，我自己认为后来讲课比先前好很多，但是没什么情书。大家都说男人重视女人的外表，女人胖了男人就不喜欢了，其实女人也一样。唯一的不同是男人总受到指责，说他们以貌取人。”
对自己“彪悍”的人生，老罗也有解释。他说过，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改变很大。“2001年，我在课上很严肃地谈到，应该对同性恋宽容一点。大家都一脸诡异的笑容，认为我大逆不道。一个同性恋男同学还发邮件给我说：‘听了你今天的话很感动。我看出来了，你跟我们是一类人。’然后他约我看电影。”但今天，至少没有人会认为这个话题还是课堂上的禁忌。
10年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环境的包容性就有了如此的变化。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大概也就没有老罗的今天。
罗永浩，1972年出生，吉林延吉人，人称“老罗”。其实，知道“老罗”的人比知道罗永浩的人更多。老罗曾经是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骨干教师，在新东方教学5年后辞职创业。如今的他是“老罗英语培训”的老板兼“嫣牛博”网的主编。
倒退30年，没人能够想象，像老罗这样的人物会在中国红极一时。他愤世嫉俗的“语录”在网上疯传，他的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座右铭，他两次当选百度十大年度风云人物。他要做中国“70后”的标志人物。
“离经叛道”的尝试
老罗“牛”，是因为他用经历告诉别人，世界上没什么事不能尝试的。“我只不过是个正常人，任何人都能在很短时间内达到我这水平。”
到新东方前，老罗没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教英语。高中时期，老罗严重偏科，语文和立体几何等课目能得近满分，英语只得20多分。英语老师对老罗不屑一顾，他索性在英语课上看小说。“高二上半学期我就退学了，因为实在没办法在学校呆下去。”老罗所在的延边二中是重点高中，但在老罗看来，半数以上同学都是书呆子。“我爱说脏话、替同学出头打架，被认为是个臭流氓，在那里太不合群，也没希望考上大学，还不如干脆退学。”
和很多把考学当成“终生事业”的人相比，那时候的老罗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但在如今看来，却又是多么的正常。老罗也有梦想，他想当个作家。当然，老罗当作家的初衷，也多少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自己擅长写小说，当作家也不需要大专以上学历，而且，“关键是，80年代末的作家过得挺好，很容易养家糊口。”于是，老罗在家看了一年多的小说，深受李敖的影响。
“李敖现在很不像话，但至少他年轻时形象是个斗士，他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隐瞒得很好。他在露馅之前，一直是我的启蒙偶像。”当作家这个念头，多年后老罗又拾起过一回。那时他办网站失败，打算写书谋生。但他写了8万字后发现，如今在中国靠写小说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作家不超过20个，于是断了这个念头。
老罗早年也做过生意。“卖过二手书，开过两个月的羊肉串店，倒卖过走私车，还去韩国贩过药材，打过工。”不过，“那个时候年轻，做事没有压力，容易放弃。我的毅力都是后天逼出来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老罗觉得自己不能总是盲目出击了。“1995年，我去天津找姐姐，顺便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就在天津外国语学院旁听了一年的英语课，也没学到啥东西，主要是为了谈恋爱。”恋爱之余，他也偶尔倒卖个电脑配件，就这样晃了4年。“到了1999年，我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出来。你想，一个27岁的大小伙子，哥哥姐姐过年过节都给父母买礼物，我只能对父母说点好听的讨他们的欢心，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一次无意中听朋友说，新东方老师年薪有100万。为了挣点钱，我打算去那里教英语。”
老罗发了狠，倒是有股“拧”劲。他蔑视英语：“我从来不觉得它是个什么难的事情，语言就是门熟练功夫，没有什么知识含量。”他跟英语“玩命”：把自己关起来，整整一年“像坐牢一样”，天天用电脑软件背单词，“一年后，视力急剧恶化，从此戴上眼镜。”不过，他也终于在2001年当上了新东方英语老师。
质疑与焦虑来自哪里？
老罗常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他追求成功，却又似乎总在质疑自己的成就，甚至嘲笑自己的前一个“里程碑”。这是他一种另类的张扬方式。在新东方，老罗是“名师”，但他说：“我的口语很差，只是听力很好，我在新东方和外教都说中文，不和他们说英语。”在老罗看来，自己的心理素质其实并不好，“性格也很放不开，每次讲课的时候都紧张、出汗，直到我在新东方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紧张状态才慢慢好一点了。现在我走进一个新的班级讲课时，还是会紧张。”
对新东方，他这样说：“我看到新东方理想主义光环的破灭，对俞敏洪（新东方创办者）的商业化办学理念完全不认同。他给人的感觉是，老板永远是弱者。他很痛苦，很彷徨，充满理想，但是在商业世界里他没办法。其实，在里面3年后我就看明白了，什么理想，就是为了挣钱。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更喜欢那些‘老子就是为了挣钱’的纯商人。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讨厌。”
老罗要钱，但也不在乎钱。老罗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焦虑就是来自于经济不独立这件事实。”在新东方，他5年挣了200多万，却“都花光了”。“我从来不理财，是‘月光族’。请客吃饭，我从中得到快感，现在有老婆约束我，所以好一点。而我之所以是个‘月光族’，是因为我从小就妄自尊大地认为我能挣大钱，所以那些蝇头小利根本不在乎。个人财富有一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钱多少都是一样的。比如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富翁和排名第一万的富翁生活质量没有多大区别，除非你傻到非要买飞船到月球玩。”
但为了挣钱，老罗自己还是办起了英语培训。“我想了半天，我岁数大了，不容再有失误了，尽管我是个成本意识差的老板，但英语培训是个暴利行业。别人能做到20%的利润，我能做到10%就可以。我这么多年的人气和影响力都在这个领域，综合这些原因，后来和一个朋友合作创业，开了这个‘老罗英语培训’。但我个人对英语培训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纯粹是为了挣钱。”这个生意在他看来是成功了，“今年盈利100万元没有问题，下一步的增长会更快”。
但钱没有让老罗满足。“原本我认为我挣够1000万我就会退休，到加拿大和老婆孩子在海边晒太阳。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变了。我要做慈善，这对我的名声和影响力会加分。”
永远对现实不满
老罗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人？“我认为‘70后’整体没什么出息，活得很窝囊，没什么标志性人物，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赶上互联网浪潮的马化腾等人。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成为‘70后’的标志性人物。”这话，老罗大咧咧地说了。
当然，对一个以“愤青”自居的人来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本色。“我15岁就是个愤青，8岁就开始了对中国教育的反抗——一帮教师在那里猜鲁迅先生文章的意思，然后把猜出来的结果当正确答案，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而已。”在老罗眼里，“愤青”是个褒义词，“他们对生活现状永远不满，充满理想，改变世界的决心和力量很强烈，并且有头脑。正常智商的人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下都应该是个‘愤青’，如果不是‘愤青’，那么这个人很可疑——要么是智力可疑，要么是人品可疑。”
老罗的愤怒，他自认是对着“社会上的不平等”而发。“我的愤怒总是对准社会不公现象。我特别瞧不上很多人，不平之事落在自己身上愤愤不平，落在别人身上就特别冷漠。这些人也这么看我。在新东方教书时，我总是指责中国的户口制度，很多人就说我是农村户口。其实我从一出生就是城镇户口。”
老罗说，自己“内心很强大”。“青春时代如果被女人欺骗，很多男人会变得玩世不恭。被女人、被朋友欺骗和出卖，这些事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没有留下阴影。”这是老罗“皮实”的一面。而有些人受到打击，会“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这些人觉得自己是变成熟了，但其实他们是变恶心了。”老罗特别提起了彭宇案。“彭宇案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照样会扶老人，虽然我也会害怕被冤枉，但我还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生需要解释
老罗自诩“是个很有影响力和魅力的人”。他调侃说：“我刚去新东方时大概140多斤，穿戴很讲究，看着人也挺利索，第一年讲课我自己很不满意，但收到很多情书。后来胖了，胖到了160斤、180斤。到了190斤，就没有情书了。其实，我自己认为后来讲课比先前好很多，但是没什么情书。大家都说男人重视女人的外表，女人胖了男人就不喜欢了，其实女人也一样。唯一的不同是男人总受到指责，说他们以貌取人。”
对自己“彪悍”的人生，老罗也有解释。他说过，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改变很大。“2001年，我在课上很严肃地谈到，应该对同性恋宽容一点。大家都一脸诡异的笑容，认为我大逆不道。一个同性恋男同学还发邮件给我说：‘听了你今天的话很感动。我看出来了，你跟我们是一类人。’然后他约我看电影。”但今天，至少没有人会认为这个话题还是课堂上的禁忌。
10年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环境的包容性就有了如此的变化。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大概也就没有老罗的今天。